陈保平、陈丹燕:24年后,“去北地,再去北地”|悦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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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画书界奥斯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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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北地,再去北地

1993年,作家陈保平、陈丹燕夫妇曾一同去俄罗斯旅行,以各自的视角阐释旅途,留下了一本《精神故乡》。2017年,一场赴波罗的海的旅行唤起了许多过往的记忆,他们将其作为当年俄罗斯旅行的延续,续写当年相互映照的篇章,遂成此书——生活在不经意间偷走了24年,克里姆林宫的红星还在闪耀,贝加尔湖依然净澈明晰。故地重游,普希金又浮上心尖,推开木箱,里面是一张饱经沧桑的泛黄明信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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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保平

“苏联”在旧木箱里

2017年5月30日阴转晴

9:30驱车去特拉凯城堡,立陶宛的旧都。现在被称作欧洲唯一的历史国家公园。当地史学家认为,大概在1323年,维尔纽斯取代了特拉凯,成为永久性首都。没想到我们进城堡的一段公路坑坑洼洼,打了不少补丁,这在中国是不可想象的,国家的窘态可见一斑。路旁是卡莱特小镇,民宅都是三扇三角窗的小木屋。史导说:三扇窗象征一扇对着神,一扇对着大公(皇上),一扇对着自己。这是传统的风格,至今保留着。当然,这只是一种物质形态的保留,今天的窗外,除了天光日月,已没什么可对照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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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拉凯城堡

说是古城堡,其实也早已毁损。今天看到的这座红砖尖顶城堡,重建于1901年。所以,历史也在被不断修复当中,你看到的、听到的历史,是不是真实的历史,是要打个问号的。比如:这红砖是当时同样的泥土吗?是同样的烧坯方式吗?特拉凯真是这个模样吗?我们脑海中的特拉凯其实是一百年前的物质,并不是十三世纪立陶宛的旧都,甚至连复制品也谈不上。只是,世界上总有一些人对历史要寻根究底,就像总有一些人要掩盖或伪造历史一样。

我们在城堡内的照片上看到了原城堡残存的地基(我想应该有一段实体保留着,可惜没看到),这或许是城堡留下的唯一真相。也有一些艺术家,不愿意一些重要的历史事件被淡化、被抹去,用油画的方式还原了历史的瞬间。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幅争夺王冠的大幅画,画面阴暗,人物诡异,只有那顶被拿走的王冠闪烁着金光。那时,立陶宛王国为了抵御更强大的莫斯科大公国的入侵,与周边的波兰结盟建立了波兰立陶宛大公国。可就在特拉凯城堡给国王加冕时,波兰人拿走了王冠,加冕未成。

可见人君有时是多么短视,为争一席之上,也不顾大敌当前。历史的转折往往就定格在那一刻。

下午去步行街。在一家迷你烤肉店旁边发现一个书吧,里面有许多旧书、老唱片。柜台前有两只旧木箱,里面全是老的明信片,0.3欧元一张。我们要了茶,我说:“挑挑看,说不定可捡漏。”“挑什么呢?”陈丹燕问。我说看看有无苏联的,毕竟从1940年到1991年整整半个世纪由苏维埃统治。果然,我们找到了二十世纪六十至八十年代的苏联、东德、波兰等曾经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明信片,纸质泛黄,色彩清淡。有些是标志性建筑物,有些是那时画家的水墨画,风格像列宾的插图。

我们有一种久违的惊喜,挑了四十张准备回去送朋友。我还发现一张2013年中国邮政发行的有奖贺卡,上面是莫斯科红场的照片,可能是俄罗斯的华人寄给当地友人拜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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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明信片是一种奇怪的感觉,为什么首先想到的是苏联?因为二十多年前我们去过,对那里的风物有亲切感?为什么那时选择了去苏联?有朋友在,苏联正发生着剧变,出于记者的本能?或许都是原因,但似乎不是主要的。可能还是出于儿时的记忆,是俄苏文学的熏陶。

这些,二十多年前的《精神故乡》中都写到,今天,只是在一堆老明信片里重拾记忆。当我们提起苏联这个词的时候,它的内涵是极其复杂的。它包括保尔·柯察金,当然也包括欧根·奥涅金(即叶甫盖尼·奥涅金);它有《青年近卫军》的故事,也有多余的人《罗亭》的故事;它有托尔斯泰,也有斯大林,有柴可夫斯基、肖斯塔科维奇,也有契克、克格勃;它有白净草原,也有古拉格群岛;它有《列宁在十月》,也有《戈尔巴乔夫回忆录》……这就是历史,一部分历史,我们只能生活在已知的历史中。感情与理智的模糊,或者说不确定性,就像拣明信片一样,你怀着有点兴奋的心情说:看看有无“苏联的”,而“苏联”其实已被扔弃在一个旧木箱里。

陈丹燕

拉脱维亚:普希金又浮上心间

2017年 5月

在里加老城的一个寻常广场上,普希金突然回到我的面前,他是我中学时代最喜爱的诗人。

里加老城的白桦树下,我见到一座在波罗的海沿岸少见的东正教十字架式的小教堂。教堂前面难得有块牌子,上面写着英文。能看懂立陶宛的牌子到底想说些什么,令我高兴了一下。

原来这座教堂是普希金的曾外祖父造的。

普希金的曾外祖父,就是那个被彼得大帝一路带回圣彼得堡的黑人小童。要是我没记错的话。普希金为他的非洲血统很自豪,他写诗的时候有时画自己的侧影,着重画了自己腮上鬈曲的络腮胡子,非洲式的。原来黑头宫上的黑人头,并不是汉莎商人圈里的德国人和荷兰人,更像跟着商船漂泊到天涯海角的非洲人。那个时代,黑人好像外星人一样让人好奇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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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加老城

白桦树细小的绿叶在阳光里哆嗦着,就像他的十四行诗里的句子。

我少年时代抄写了许多普希金的诗,从十四行诗,到长诗。跟所有喜欢普希金诗的少年一样,我抄写《我曾经爱过你》。在我结婚前那些宁静漫长的晚上,我房间外面是我家阳台,阳台上母亲的花盆里种满了橡皮树、金边吊兰、澳大利亚草、小樟树、紫叶、宝石花、含笑花、米兰、君子兰、琼花、兰花、仙人掌、芦荟、喇叭花,甚至还有一棵小小的铁树。阳台外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上海沉睡的街区,在夜晚无声摇曳在竹竿上的的确良衬衣,涤卡中山装,泡泡纱条纹床单,老女人的大襟蓝布衫。在我耳边的是短波干扰波的沙沙声,一些温和斯文的声音越过干扰波传来:“这里是澳大利亚广播电台华语广播。”普希金是那个时代里我的果酱,使一切变甜蜜。

我曾经爱过你;爱情,也许,

在我的心灵里还没有完全消失;

但愿它不会再去打扰你;

我也不想再使你难过悲伤。

我曾经默默无语地,毫无指望地爱过你,

我既忍着羞怯,又忍受着妒忌的折磨;

我曾经那样真诚,那样温柔地爱过你;

但愿上帝保佑你,另一个人也会像我一样爱你。

比起他其他的诗,这首诗那么朴素单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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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陶宛旧都考纳斯一隅

我的俄罗斯文学老师,更喜欢他的长诗,他是《叶甫盖尼·奥涅金》的翻译者。所以在他八十岁生日庆祝会上,我们这些已经很老了的女生们,都争着为老师朗诵他翻译的普希金长诗,达吉亚娜给奥涅金的信。大家都还记得老师最喜欢的段落。结果从前的学习委员组织好报名朗诵的女生,每人发了一片纸,上面有一小段诗,大家为老师接龙读完了达吉亚娜的信。同学中总有风言风语,这个跑过八百米考试的女生还是生了重病,那个清秀温柔的女生竟然不幸福,还有人终身未能生育,有人从未得偿所愿,这样的,那样的,共用一个教室四年的人,从充满未来梦想的年龄一路行来,生活本身对同学的改变,就比后来半路上认识的人要来得震动。我们这些后来很老了的女生们,为老师的八十岁生日接龙朗读一首情诗,老师和我们,都最难忘的情诗,普希金的。

在透明的夜里,那可不是你,

亲爱的影子,在屋中掠过,

在我的枕边静静伫立?

可不是你在温柔地絮语,

给我希望和爱情的安慰?

呵,你是谁?是卫护我的

安琪儿,还是骗人的魔鬼?

我在里加城里一棵细长的湿润的白桦树下,想起上一次在圣彼得堡的郊外,大雪连天的时候,我和陈保平找到皇村中学,那是1993年。

那时候,我们相拥着,站在普希金读书的教室门外,一起回忆起在1981年的中文系课堂上,老师高声用俄语背诵普希金诗歌的声音。

老师说的俄文带着一股苏联的旧气,一种让我想起东北口音的俄文。

我想起我们在结婚的第一年,1984年的春天,我们一起去夜校学习俄文的往事,那时我们一心一意喜爱着俄罗斯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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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时期的陈丹燕(左)与陈保平

如今,2017年的初夏,在里加,我们一起站在那块提起普希金曾外祖父的牌子前,恍然。这么多年后,因为突然来到了他曾外祖父建造的小教堂跟前,普希金变成了一个真实的人物,不再是诗歌里和年轻时代的回忆中那股温柔清澈的感情。

我们一起经历了那么多事,生离死别,玉碎瓦全,华发丛生,然后,在天涯海角再次遇到普希金。

教堂已经关上了门,但一个中年妇人从旁边的钟楼小门里出来,夕阳照亮了她白皙的脸和栗色的短发。

她摇头,不说英文。但我还是解释了自己的处境:少年时代对普希金的热爱,达吉亚娜和奥涅金,圣彼得堡和皇村,不远万里来到里加,见到这座东正教堂的惊喜,总之:“亲爱的夫人,能让我进去看一下吗?”

她微笑了一下,打开了白色栅栏的门。

这情形和1993年时一样。当时,皇村中学也已经关门了,也是一个面色白皙的女士打开门,让我们进去。

那是一座小教堂,和大多数东正教小教堂一样,墙壁上画满了面容沉静的圣人,耶稣穿着一件白袍子,默默睁着一对巨大的黑眼睛。教堂门边装饰着白桦树枝,光滑的树干泛着少女般的洁白和青春活泼的气息。夏天,在北方一切都不同了。

“红帆”

围着教堂走了一圈,圣彼得堡在我心里汹涌,那里有普希金最后的房子,被枪击后倒下的河边,有他写进诗歌里的光线。那里还有乌兰诺娃跳舞的舞台,在浓黑中马林斯基剧院前厅的一灯如豆,有陀思妥耶夫斯基写《白夜》的房子。他写的是圣彼得堡的初夏,我上次看到的,是一个个雪后傍晚浓重的黑夜。在夜里路过艾尔米塔什博物馆,想起十二月党人在雪中苍白瘦削的脸,想起安娜·卡列尼娜黑色的裙子,想起柴可夫斯基的抒情,还有斯特拉文斯基的乐观,还有放在走廊里的康定斯基。

少年时代在上海,我看过一部苏联电影《红帆》,一个关于圣彼得堡白夜的童话故事,红帆船会从波罗的海驶来,带来幸福。这个电影还是我小哥哥先告诉我的,我都还记得他住的小北屋,蓝色窗帘,红色的捷克式沙发椅,蓝色的地毯,老式的,笨重的录音机是他自己动手装的,还有两个低音喇叭也是。他脾气一直不好,难得给我讲个故事。他很容易崩溃,但却是我们三兄妹里吃苦最多的一个,而且早逝。他在短暂的一生里并未等到他心里的红帆,和红帆带来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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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落于皇村的普希金雕像

我想起普希金的诗歌,“假如生活欺骗了你”,在皇村中学冰凉的台阶上,我和陈保平曾背诵过这首最好记的普希金诗歌,少年时代,我们各自都曾将它抄写在自己的笔记本里。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

不要悲伤,不要心急!

忧郁的日子里需要镇静。

我的小哥哥也曾抄写过这首诗。但是他甚至没来得及看一下圣彼得堡,或者里加城里这座不起眼的小教堂。

那个女人在白桦树下等着我们,手里握着一把大钥匙。

“спасибо。”(谢谢)我在记忆的一个角落里找到一句俄文。

她保持着微笑,下意识地微微点了下头,但并不回答我。

我这才意识到,她不想说俄文,她是拉脱维亚人,她爱普希金,可无法爱俄文。

“Извини。”(抱歉)我在记忆里的那个角落里又找到一句俄文,不过我紧紧闭着嘴,不让它发出声音。老老实实说回英文,这是最乏味却最安全。我只不过想谢谢她。

微笑再次回到她脸上:“Paldies。”(拉脱维亚语,谢谢)她教我这样说。

夏季湿润的白桦树叶在我头上沙沙响,这是著名的俄罗斯意象。普希金的诗歌里有,契诃夫的小说里有,苏联的青年歌曲里有,里加此刻也有。只是有恩于我的,面容白皙的里加女士不见了,正像那个终于从里加撤离了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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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北地,再去北地》

陈保平、陈丹燕/著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8年8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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