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子薪傳，積澱創新。2018年，正值北醫三院建院60週年，職工有話要說...
敖英芳，1988年入職北醫三院
現任北醫三院運動醫學研究所所長，曾任北京大學黨委副書記、北大醫學部黨委書記
我的成長經歷
1984年來三院外科學習，1988年研究生畢業留運動醫學研究所工作至今。
在三院學習工作的34年，我將最好的青春年華奉獻給了三院，同時也與三院的不斷建設與發展共同磨礪，不斷成長，從一名學生、住院醫成為運動醫學研究所所長學科帶頭人。
遭遇與抗擊非典過程中難以忘懷的人和事……
時光如水，歲月如歌，時事變遷，滄海橫流。
今年是北醫三院建院六十年，一甲子的歷程中，醫院經歷了風風雨雨的考驗並不斷快速發展進步。三院的每一位員工，不論年資如何，都在醫院的發展歷程中為醫院建設添磚加瓦奉獻奮鬥並不斷成就自己的人生。
就我而言，1984年來三院外科學習，1988年研究生畢業留運動醫學研究所工作至今。在三院學習工作的34年，我將最好的青春年華奉獻給了三院，同時也不斷磨礪成長。34年間，有很多事情隨時間的流逝漸漸遠去塵封，但也會有些難以忘懷的事情。最難忘的是2003年春抗擊非典這場沒有硝煙的戰鬥。
因為，我們醫務工作者經歷了一場生與死的考驗。
當時，突如其來的非典疫情，在世界範圍內引起恐慌，世界聚焦中國，中國聚焦北京。因為，北京是重災區。而且對當時許多沒有傳染病房的綜合性醫院來說，無疑是一次重大考驗。
我們北醫三院全院動員，上上下下同心協力，無私無畏，奮勇當先，戰鬥在北京抗擊非典的最前沿。我們醫院共治療門診發燒病人2300餘例，收治疑似非典患者275例、確診非典病人145例（收治北京市1/10左右的非典患者），並且做到了非典患者救治率高、院內感染率最低、後遺症最少。我們經受住了非典的嚴峻考驗，向國家和老百姓交上了一份滿意的答卷。我當時作為北醫三院的醫療副院長，親歷了我院“抗擊非典”的全過程，當時許多人、許多事，至今記憶猶新，歷歷在目。
黨政配合 靠前指揮
當年我是醫院的醫療副院長，那時，我們那屆院領導班子剛剛換屆新上任不到一年，且是一個年輕的院領導集體。面對突如其來的非典疫情，對醫院是個嚴峻的考驗，對我們新的院領導班子更是如此。
那時整個三院領導層黨政密切配合，全力抗非。陳仲強院長和賈建文書記迅速帶領大家工作，組建抗非典領導小組、抗非典一線工作小組和篩查小組等。領導們直接指揮、參與抗非典工作，穩住了人心，穩住了三院。北醫三院整個領導班子面對疫情時沒有任何人退縮、逃避。我們都是肩並肩的去靠前指揮、靠前作戰。
非典剛剛開始的時候，整個社會還不太認識，但醫院已經開始有了警覺。我們也從剛開始的不太瞭解，到在實踐中不斷學習，從實踐中積累經驗教訓，科學領導。我記得北京市的一家醫院收治第一例非典病人後，召集北京市其他醫院的大夫、護士去支援救治。我們派了2名護士，去不久就因發燒回來在醫院隔離觀察。當時我第一個進了隔離病房看望她們。儘管我知道有很大的風險，但我必須得去，要向她們傳遞醫院和領導對她們的關懷，要讓她們知道醫院不會不管他們，讓她們放心治療休養。
隨後，門診的發燒病人越來越多，收治的非典疑似病人與確診患者也隨之增多。收治的患者肺內病變發展的非常快，有時剛剛開始發燒的患者，一天之內肺內就會出現大面積實質性改變，有的就難以搶救過來。這時，我們已認識到非典疫情的特殊性和病情的嚴重性、危險性和傳染性。儘管這樣，三院的領導班子仍靠前指揮，對於一些重大的處置部署，例如發燒門診的建立使用，都要到門診實地去視察掌握第一手資料，及時調整戰略佈局，沉著冷靜、科學決策。同時班子成員親自檢查、督查工作，到ICU，到發燒門診，進非典病房直接指揮工作。這些都是我們贏得整個抗非戰役很重要的關鍵。正是當時三院領導班子的這種忘我無畏精神，使得在整個戰役中，年輕的院領導班子成了大家的主心骨。
院領導除了身先士卒外，還時刻想著員工。我還記得在那個時候胸腺肽成了緊缺藥品，因為能增強身體免疫力和抵抗力，所以人人都想注射後增強自己防禦非典的能力，更何況在醫院工作的同志。那時候我們領導都能得到胸腺肽打一針進行防禦。但我們誰都沒打，全部把我們的胸腺肽轉給了抗非典一線的醫護工作人員。雖然，我們也在抗戰非典的前線。
面對非典病房建立以後的一系列工作，院領導們夜以繼日的集體討論，議定決策：發燒門診派哪些人員去，非典病房派哪些人去，非典一線的大夫、護士回來後的隔離區派哪些人去……。面對當時非典病房的危急情況，怎麼辦！要更好地靠前指揮抗非救治工作，就需要我們院領導進去。我是醫療院長，是一線工作小組組長，義不容辭，我說我進非典病房。進非典病房意味著什麼，大家可想而知，因為是要進入“疫區”，傳染源集中在那裡……然而，不去，是不可能的。這跟打仗是一樣的道理，不到一線前沿，戰鬥中你的隊伍出現缺口，你都不知道怎麼被打開的，也就更不知道怎麼組織反攻、反擊，把失去的陣地搶回來了。
進到非典病房之後，我真切感受到了我們抗非典一線員工們的艱辛、病人的難處和靠前指揮的重要性。也只有親力親為，才能及時發現醫療問題、管理問題，及時調整我們的工作模式和方法，包括對我們醫護人員整個值班制的一些調整和改進。最初的防護設備很簡單，並沒有像後期的防化服那樣。醫護人員就是多穿幾層隔離服、多戴幾層口罩、多帶幾層帽子。在那種封閉的環境下，防護服一脫下來全是水。最初我們是三班倒的值班制度，進到非典病房的醫護人員，為了不去上廁所，不吃不喝，一直堅持戰鬥。後來我們發現過度疲勞會導致抵抗力弱，也是在醫療過程當中感染非典的一個很重要的因素。那以後，我們就改為四班倒。
後來，我們也有些後怕。怕的不是自己被感染，而是一旦領導班子成員被感染，將直接影響戰鬥！同時，我們出來後不能被隔離啊，還要繼續指揮。現在想起來，同樣後怕，因為我們冒險為之。但是，那時候必須要進去，就像戰場一線的指揮員，你不進去，可能犧牲的人會更多，會付出更大的代價。
果斷決策 科學“抗非”
記得當時仲強院長和我開會最多。有時候是市裡，有時候是區裡，深更半夜也會將我叫去開會，彙報工作、開會研究、部署工作，以及回來以後立即傳達上級部署、指示精神與工作要求。
我們三院作為一家綜合性醫院，與非典遭遇時，我們還沒有感染疾病科。當時，戰鬥在最前沿的是急診科。2002年我們行政新班子上任後，在總結急診工作經驗與調研的基礎上加強急診科工作，並於2003年1月將鄭亞安主任從老年內科抽調到急診室擔任主任。鄭主任在突遇非典的危難中，帶領大家建立發燒門診、留觀治療疑似患者病房，擔任非典病房主任。在當時艱苦環境條件下戰鬥在急診最前沿的抗非典一線。鄭亞安主任身先士卒，敬業堅守，不論在初期的狙擊戰、中間的持久戰、還是最後的攻堅戰中，都發揮了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抗非典初期的時候，急診既有普通病人，又有發燒的病人，混雜在一起，很難能分清。我們從實踐中發現密切接觸是重要的感染途徑。於是，立即進行緊急戰略佈局——把急診科的發熱門診、放射科的拍片關口前移醫院門急診之外，將可能的非典病疫情阻擊在醫院樓外，把原來的急診科留觀室封掉，動用急診樓西側輕體樓作為留觀病房和非典病人的救治病房，東側輕體樓作為整個發燒門診。病人在發熱門診篩查以後，發燒需要留觀的，送到留觀病房，確診後轉到非典救治病房。這樣，非典病人完全與醫院的主病區隔離開，防止了院內可能的交叉感染。當時院自為戰的條件下，我們這種科學有效的防控機制與措施在我院抗非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這兩個輕體樓在醫院後期發展建設中已被拆除，但“她們”起的作用遠比其在初建時的作用要大得多，也要重要得多。在整個抗非典過程中，“她們”是我院抗非的主戰場。現在想起來，我們三院虧得有了這兩棟輕體樓。
緊接著，我們動員全部力量，開始一點點疏解住院病人。先騰空的是二病區，我們把九層以上病房變為非典病房醫護人員的休息室。因為，他們進了非典病房就不能再回家了。從非典病房出來以後去休息室住，然後再進非典病房。醫院，就成了他們臨時的家。
當時我們的佈局：主戰場是一線，服務於從主戰場下來的被隔離的醫護團隊的支撐團隊，叫二線。我們院領導也各自有分工。我主抓一線，後邊的供給與後勤工作我全都不管。記得是老範（鳳立）和老樊（東昇）兩位院領導負責，組織人員服務所有從一線下來的人員，王薇全權負責在三院學習的學生（包括研究生）。那時候，我們給一線人員劃定了一個範圍（二病區樓前的空地），只能在指定範圍內活動。他們在這種相對隔絕的情況下一直保持著樂觀的精神狀態，有時我們能夠遠遠的看到他們的身影，有時能隔空喊話交流，傳遞信息。現在回想起來，他們那種三院人的樂觀向上的精神還很難忘，記憶猶新。
這種全體領導班子參與、各有分工負責的制度，也是我們取得抗非典勝利的基礎，臨危受命，部署有方，沒有亂。不論領導層也好，普通黨員也好，骨幹發揮的作用，是很重要的。通過調整，我們剛開始面臨的相對被動情況很快發生逆轉。因為剛開始打的是一場遭遇戰。突如其來的非典把醫院撕開一道缺口，很快，我們就把它修築上了，併為後來的工作和我院抗非勝利奠定了基礎。
全員參與 黨員和領導、骨幹身先士卒
首先，在抗非典過程當中，各科室的領導都臨危受命，勇挑重任。那時候，他們不辭辛苦，帶領大家夜以繼日奮戰。
當時，一線抗非典的醫護隊伍已不分內外科，抽調出醫護骨幹進入非典病房。當時進到非典病房，真是有種視死如歸的感覺。我們的黨員在其中起到了很好的帶頭作用。麻醉科王軍、呼吸內科孫永昌等，都首當其衝。我記得我們運動醫學科進去的大夫有王成和王鵬，護士有李亞紅和安玉潔。
在組建進駐冶金醫院非典病房醫療隊時，隊長是陳劍昂。為什麼讓一個泌尿外科的醫生去做醫療隊的隊長？那是因為當時他作為一個老黨員主動請纓上戰場，有很好的領導與全面協調能力，同時他具有良好的人格魅力和他那種老大哥般的凝聚力可以成為醫療隊的主心骨。最後，他帶領小分隊圓滿完成任務。
記得在救治非典重症病人、非典病房ICU病人的時候，因為他們是高危病人，非典本身就是呼吸道傳染，病人又要做氣管切開，如此密切接觸，潛藏著極大的危險。這也是對醫生極大的考驗。我們的醫務人員真是敢於擔當！氣管切開是由耳鼻喉科大夫來做，我記得是宋為明主任去的。
那個時候負責清理病房垃圾的臨時人員都悄然不辭而別了。我們的後勤在處長王曾悌、副處長李長海帶領下，黨員帶頭，帶領著後勤員工主動承擔起整個醫院的醫療垃圾和廢棄物的收集清理工作。這些，是我們的黨員帶頭身先士卒。
醫療救治專家小組的建立非常有意義，他們科學救治，在抗非中起到了重要作用。那時候抗非典一線醫療專家小組的會診室在老病房樓大門西側的VIP接待室，臨時騰出作為醫療用房。那時候還沒有影像傳輸系統，都是將X光片傳遞出來到會診室看。像呼吸內科趙（鳴武）教授、放射科孫（伯章）教授，那麼高的年資老教授都投入到一線，還有當時的醫療專家組組長，時任黨委副書記、現任呼吸科主任的賀蓓教授，共同參與醫療工作，直接指導醫療診療工作並把關定向。
我們當時還建立起了每日例會通報研究工作制度，以調整工作部署、戰略決策、治療方案、重點病人的治療等等。這也奠定了後期整個醫療工作的例會制度。除了胸片會診室，醫務處當時在整個戰略指揮當中真正起到了重要樞紐的作用。整個抗非典過程中，張永珍、周洪柱處長等各位醫務處同仁忙碌的身影和一個個的不眠之夜，都難以忘懷。
月光下的“南丁格爾”
塵封的歷史，值得全體三院人銘記。那種精神到現在還應該去發揚，去傳承。當時進駐非典病房的團隊中，除了大夫，還有護士，大部分是年輕的護士。在整個抗非隊伍當中，護士們起到了重要作用。那時候，由於工作，我經常到夜裡很難能去休息。有時，還要去巡視病房。有一次夜巡的時候我發現，護士交班時不像我們現在這樣都是各自走著去上班，而是列隊出發進病房。她們基本上是在二病區前列成一隊，當班的組長帶隊，雖不是正步前行，但也是非常齊整、悄悄地走向非典病房直到他們進入病房後身影不見……在深夜的月光下看到她們，一個個年輕的身影，一種上戰場的感覺猶然而生，同時敬佩之意更為強烈。
非典死亡病人的屍體處理當時是很艱苦又很危險的工作，都是護士負責。死亡病人肯定是感染嚴重救治無效的，也是重要的傳染源。和這種病人的屍體接觸，被傳染的風險極高。我們醫院的非典病房最初遇到這種情況沒有經驗，年輕的護士同志更不知所措。我記得當時護理部主任張洪君，副主任郭莉、鄧婕三人沒讓其他護士們上前，她們不怕被直接感染的可能性，一馬當先為非典死亡病人屍體進行善後處理，直至將屍體送到太平間。這就是我們護士的擔當，領導幹部的擔當！雖然已經過去15年了，現在有些同志已經不在護理領導崗位了，我認為有必要讓我們的後生們知道我們三院人當時是怎樣工作的，在困難面前，在危險面前，我們黨員、領導們是如何衝鋒在前的。直到今天，月光下的“南丁格爾” 這種感覺還是如此真切。
當年北醫三院收治的最危重的非典病人
在我們醫院的非典病房，危重非典病人救治是最危險的工作。我們知道危重病人是最主要、最嚴重的傳染源，重症病人的治療、氣管切開、呼吸機使用、床旁護理等等，醫護人員都要直面很大的風險。我們在病房的隔離救治等諸多方面給予了這些患者很好的救治，同時也沒有使其成為醫院感染的傳染源。後來醫院根據總體抗非部署，要將患者轉至非典醫院治療，我們要把所有的非典病人都轉到定點醫院（冶金醫院）。
最後一場轉運是針對住在非典“ICU”病房中最危重的一名病人。病人能不能轉？能不能成功轉出？會不會在轉運當中死亡？會不會成為新的疫情爆發的傳染源等，都是我們直接面臨的嚴峻問題！這麼嚴重的一個病人，他的病情像一個炸彈，一炸就可能在我們醫院形成新的爆發，又有可能形成北京市新的感染源。我們深感任務艱鉅、責任重大。為此，我們制定了周密的轉運方案。在夜深人靜的午夜，我們成功的轉運這個病人到定點醫院，我們完成了任務，也經受著巨大的考驗。那天晚上，我是總指揮在現場，深夜裡大家轉運病人的情景：午夜行動時如何將病人搬出病房，如何防護病人生命直至管路安全，如何抬病人上救護車，如何聯繫定點醫院按計劃住院病人等等，都歷歷在目。
那天，是急診科主任鄭亞安首當其衝帶領轉運小分隊執行任務，直接轉運病人。因為轉運時有氣管插管並要帶管轉運，麻醉科王軍主任、血管外科付軍主任他們一直把病人從救護車轉運到定點醫院的病房。病人轉到定點醫院以後，在很好隔離條件下，我們的醫務人員還為他在非典病房裡過了生日，遺憾的是病人最後沒有治癒，但家屬和單位給予了我們最好的評價，表示了衷心的感謝。
總結經驗 建言獻策
每次到市裡開會，我們都會根據實際工作提一些建議。如發燒病人的管理、病房的管理、信息溝通，以及後期定點醫院的建設等等，不少建議被採納。記得當時，救治病人過程當中產生的一系列醫療垃圾、廢棄物很多。我們總結了北醫三院經驗，向上建言獻策。建議將醫院垃圾的處理當作嚴重的傳染源來看待，而不是簡單的清理。很快我們的建議被採納，全北京市的垃圾處理，成為整個抗非典取得勝利的環節中很重要的一項工作。
三院人在非典結束後，迅速恢復醫療工作。醫院迅速開始新的建設與發展並不斷取得新的成就。我經歷抗非之後，深刻感悟到，抗非典過程是北醫三院人眾志成城的一段歷史經歷。三院人經過了抗非典的生死考驗，其大無畏的抗非精神，會使我們在今後醫院發展與前行征程中，沒有什麼克服不了的困難，沒有什麼做不好的事情。我們三院人會以一往無前的精神努力工作，在新的甲子中，在偉大的新時代續寫醫院新的篇章。
揚帆起航六十載，再續輝煌譜新篇！
口述 | 運動醫學研究所 敖英芳
採寫 | 仰東萍、蔣豔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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