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和十七年（493年），孝文帝排除重重阻力，將首都從平城（今山西大同）遷至古都洛陽。他改漢姓、斷胡語、易戶籍、變服飾、立門閥，硬生生將鮮卑部族改易為與漢族相差無幾的民族。孝文帝具有超卓的政治視野和宏大的政治目標，他的漢化舉措推動了民族融合、復興了華夏文明，為華夏民族增添了活力，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然而數百年分裂胡化潮流畢竟慣性太大，孝文帝的改革順應了歷史，卻不見容於本部族。相當一部分北地胡人並不支持漢化政策，這種阻力自始至終存在，並在孝文帝去世後不久，演變孕育出毀滅國家的原力。
爆發點首先發生在官制上。孝文帝的漢化改革，其中一項具體措施是改定祖廟。北魏立國時，把鮮卑部族先世28位酋長、大人尊奉為帝。清人趙翼站在漢人禮儀的制高點指責說：“不惟諡號遙加，併名諱亦出於追制，苟欲崇其祖先，而至於濫褻已甚，此不經之甚者也。”趙翼於史則明矣，但他似乎沒有意識到，這種辦法反映著鮮卑諸部共享政治利益的本能需求，是鮮卑部落制長期以來成果性的運作模式。
在這種模式下，鮮卑諸姓理論上都可以遠追姓氏都是一筆糊塗賬的先帝，躋身王侯貴族之列。孝文帝改制後，祖廟28帝減少為7帝，太祖定為道武帝拓跋珪，並專門下旨不是拓跋珪子孫和異姓封王者，皆降爵為公，原封公、侯者都降一級。這麼一來，宗室政治圈子把除了拓跋氏之外的鮮卑貴族都排除在外，這毫無疑問地激化了社會矛盾。漢族士人都以為看到了復興魏晉門閥政治的希望，一廂情願地按照孝文帝確立的職司有分、文武分途原則，進行改易官制的深層次努力，而這些懷揣著美好政治願景的士人們，遠遠沒有看到鮮卑貴族特別是武人們的憤怒之火。
神龜二年（519年），官制的矛盾終於釀成了大亂。漢人名士、光祿大夫張彝的兒子張仲瑀上書言事，建議“銓別選格，排抑武人，不使預在清品”，意即進一步強化和細化孝文帝時代確立的選官制度，使漢化政策更加制度化。毫無疑問，如果這樣執行的話，精於經史、善於銓選的漢人士子將是最大的受益者。與此相反，代北遷來的鮮卑武人將進一步被限制和壓縮上升渠道，特別是級別較低的武人，被門閥和選官這兩套制度壓制到社會底層，這對他們來說是不能接受的。
這道奏章頓時引發洛陽鮮卑武人的強烈抵制，“眾口喧喧，謗讟盈路”。在京羽林衛士們為了維護階層權益，聚眾數千人發動暴亂，他們先是到尚書省進行打砸燒，要抓住張彝的兒子討要說法，後來又轉到張彝的住宅，痛毆張彝，燒死長子張始均。這些人要麼是鮮卑勳貴的子弟，要麼是平城遷來的鮮卑軍人，可以說是官制改革犧牲品的代表。朝廷對這起暴亂事件的深刻原因心知肚明，不敢大規模究治罪責，只殺了8名帶頭的羽林兵草草了事。
這起事件反映出北魏統治層面政治能力的欠缺，他們對深刻的統治危機和社會矛盾拿不出有效的解決辦法，只能坐觀矛盾加深。朝野上下莫不議論紛紛，對皇帝和重臣的無能感到失望，“有識者知國紀之將墜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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