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下午，我从古钱塘门遗址入西湖，登望湖楼，游断桥，步白堤，到西泠印社时已近黄昏。
落日的余晖照在孤山之上，一派安宁详和的气氛。可一百多年前这里却不是这样，上世纪初，当本地几个布履长衫的儒雅之士——篆刻名家王福庵、丁辅之、叶为铭、吴石潜等出没于兹时，这里却是一片废墟。建于宋代的四照阁倒了，在如今华严经塔的塔址上留下断垣残壁。钱塘人好风雅，也懂风雅。他们看中了这荒凉山丘的不同凡响，于是“买山立社”，研讨印学，将这“雕虫小技”的篆刻一门，发扬光大，其影响不尽遍及全国，而且远播海外。
每次去西泠，我都喜欢在山顶盘桓。登高而望，“尽收城郭归檐下，全贮湖山在目中”豪气油然而生。只是孤山不是泰山，不会让人产生那种“会当凌绝顶，一临览众山小”的气度，山顶四周那映天蔽日的大树也遮住了登临远眺的视线。那天我站在四照阁旁远眺，极目处，只不过是雷峰塔四周山色，一洼水光。
于是便在山顶蹀躞。倒映在文泉中的华严经塔、以及钟以敬所书“西泠印社”四个篆书大字和吴昌硕的隶书题跋相映成趣，构成一幅美丽的图案，显一分神秘，添一分水灵。四照阁还是当年鲁迅偕夫人许广平游览过的那座楼阁吗？好象是，又好象不是。这座小小的亭阁，初建于宋朝，兴了废，废了又兴，前后不下四五次，到1924年才重新建成。那么1928年夏，鲁迅偕夫人许广平来此饮茶闲谈时应该就坐在这个楼阁里。据说那天他们很开心，谈兴也很浓，从肖伯纳、高尔基的作品一直谈到中国绘画和雕刻，临走时，还在印社买了一些拓本。“高阁山光仍四照，故人石壁亦三生”。刘海粟所书的这副楹联悬在阁内，平添了几分沧桑。
如果说四照阁依山筑阁，四周皆为明窗，能将人们的目光不由自主地由内向外吸引的话，那么相距不远的汉三老石室则是一座封闭的，将人们的目光由外向内吸引的建筑。石室因内藏主要文物《汉三老讳字忌日记碑》而名。这座全由石块垒成的灰旧建筑，大门用纵横交错、斜拉竖顶的钢质防盗门紧紧锁住。隔着缝隙探头望去，能看到里面摆放有序的石鼓石碑。
关于这座石室，还有一段令人荡气回肠的故事。1921年秋，勒于东汉建武二十八年(公元223年)，清咸丰二年(1852年)在浙江余姚客星山出土的被誉为“东南第一石”的浙江重要文物“汉三老讳字忌日碑”，将由沪上外流异邦。西泠印社同人闻之焦急万分，于是奔走呼号，发起大规模的捐资赎碑活动，最后，集六十余人之力，筹集重金八千银元将“汉三老碑”赎回。1922年，印社同人又共同集资，将此碑连同社藏北魏、元至明墓志石刻等，并摹刻宋拓先秦石鼓十枚，一并筑石室永久保存。“东汉文章留片石，西泠翰墨著春秋”，刊在石室山墙石柱上的这副隶书对联由印社社员朱景彝所书，沉着中见飞扬，仿佛向人们讲述着这段可歌可泣的往事！为此，吴昌硕社长专门撰文并书写《汉三老石室记》，勒石于此室内，以记此盛事。
与汉三老石室毗邻的观乐楼是印社第一任社长吴昌硕的纪念室。这位诗、书、画、印并进的艺术大师，半生饱受战乱、饥饿、贫困之苦，中年曾作过一回小小的县官，但一个月后便辞官而去，不禁让人想起那“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彭泽。中国文人大多数都有先儒后道、释的人生规迹，那狂放不羁的李太白，不也有过一路呼号着“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的兴高采烈和“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拂袖而去么？
道途艰险，宦程风雨，于是吴昌硕便更加潜心躬耕艺园。缶庐作书，善作篆隶，亦喜用篆籀之法作草，重气势，重性情，以“精神跃于纸上者为上乘”；作画则将金石、篆籀、隶真、狂草意趣，融入绘画；治印则镕古铸今，“成功地将浙派的写意线条与皖派的小篆结构、笔意融为一体，出之以汉砖、封泥的苍茫意境”，生意盎然。因此当1904年西泠四位创始人相聚西湖发起成立西泠印社时，适逢吴昌硕杭州访友，他们力推吴昌硕出任社长，吴昌硕推辞再三，十年后方正式就任，并亲撰一联：“印讵无原，读书坐风雨晦明，数布衣曾开浙派；社何敢长，识字仅鼎彝瓴甓，一耕夫来自田间。”有论者曾评价吴昌硕“书过于画，诗过于书，篆刻过于诗，德性尤过于篆刻，盖有五绝焉。”当为中肯之评。一代大师齐白石对吴昌硕尤为钦佩，曾作诗赞叹：“青藤雪个远凡胎，老缶衰年别有才；我欲九原为走狗，三家门下转轮来。”在纪念室正中，由第四任社长沙孟海所书的“一代宗师”匾额，悬在了吴昌硕半身铜像上方，字里行间凸现出后人对这位布衣社长的尊崇之情。
我在西泠印社彳亍。在世人眼中，西泠印社只不过是一座典型的园林胜景，他们在那里喝茶聊天，下棋打牌，谈情说爱，跟其他胜景并无二致，我去的那一天，石交亭里有人在下棋，丁敬坐像前有人在打牌，石凳石径前时而可见情意绵绵的一对对情侣；但在文化人的眼中，这里却是一个有些神圣的地方，因为这里的每一处古迹，每一个人名都似乎联系着中国文化的无尚荣光。吴昌硕和他逝世后西泠印社公选出的四任社长，没有一位不是德高望重的艺林人物！随着最后一位社长启功先生的辞世，西泠印社一直“群龙无首”。前两年西泠印社用娱乐界所谓“海选”的方式来挑选“精英”，扩充队伍，以期这古老的篆刻艺术后继有人，结果却引得一片质疑；稍后又有关于“古老”西泠印社欲加入“年轻”中国书协一事传出，又闹得书坛沸沸扬扬；再后来有关西泠印社社长一职的明争暗斗也渐渐浮出水面。争名夺利、瞒天过海、箕豆相煎，今天的西泠还是昨天的那个西泠吗？
文人结社，自古有之。无非是志同道合者研讨学问、切磋技艺、诗酒风流、寄情山水、畅叙友情而已，当然也有提着脑袋干着救国救民的一类。西泠印社当属前者。画家黄永玉不喜欢结社，话也说得刻薄些，他说只有狼才成群结队，结伙壮胆，狮子不需要，所以他愿做一只狮子。其实西泠印社的早期成员中，那一个不是狮子？李叔同、黄宾虹、马一浮、潘天寿、傅抱石、丰子恺……那一个不是人中之龙，专业翘楚？西泠印社的声名远播和无穷魅力，正是来自于这些独特而丰满的生命个体。当年曾在这里谈笑风生的鲁迅早就预言： “文学团体不是豆荚，包含在里面的，始终都是豆”（《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曾经风糜文坛的“荷花淀派”的创始人孙犁读后更是百感交集，将此奉为至理名言。他说：“即使为豆荚，能总体一时，豆熟则荚裂，命远亦各不相同。本身充实，得天独厚者，坠入土壤，则生发无穷，另生新荚。其不得水土者，或至腐朽湮灭，况于荚内之时，即志趣不同，有所变异，甚或萁豆相煎者乎” 。 (孙犁：《再论流派——给冯健男的信》)
百年西泠，西泠百年, 我沉醉在西泠这苍茫的暮色里。远处，隐约传来一阵歌声：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 。
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 。
人生难得是欢聚，唯有别离多 。
……
是西泠社员李叔同，后来的弘一法师的作品。知交零落，欢聚难再，仿佛是百年西泠的一个宿命。我步出西泠，歌声仍在耳畔萦绕……
柏堂正门高悬“西泠印社”匾额
“西泠印社”匾额为吴昌硕所书
柏堂
站在四照阁旁远眺，极目处，只不过是雷峰塔四周山色，一洼水光。
汉三老石室以及丁敬石刻坐像
石室内摆放有序的石鼓石碑
汉三老讳字忌日碑
西泠印社聊天的游人
东汉文章留片石，西泠翰墨著春秋”，刊在石室山墙石柱上的这副隶书对联由印社社员朱景彝所书
沙孟海书“吴昌硕纪念室”
沙孟海所书的“一代宗师”匾额，悬在了吴昌硕半身铜像上方
纪念室里陈列的吴昌硕诗稿
碑廊里的吴昌硕对联石刻
西泠印社碑廊前的外国人
石藏东汉名三老社结西泠纪廿年
西泠印社里的石刻巨印
吴昌硕作品
鲁迅作品
弘一法师作品
黄宾虹作品
吴昌硕作品
吴昌硕作品
西泠的黄昏 诸培弘文
閱讀更多 名廬書社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