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最火的80后政治家非金三胖莫属。能和40,50后棋逢对手，他左手是不断敲击西方世界秩序底线的核武，右手是自朝鲜战争以来朝方首次跨过板门店的历史性对话。高处不胜寒，他的这些孤独决策到底将怎样影响世界的历史进程，我们拭目以待。今天想谈的，恰好也是与之相关的底线，创新和孤独决策的问题。
有这样一个观点，在秩序不健全的社会，底线低的容易屹立潮头。在秩序健全的社会，底线高的更能基业长青（以使命和价值观为行事准则）。如果抛开秩序因素，底线对人、组织乃至城市的创新都有深刻影响。比如上海是中国城市里较为公认的办事底线较高，秩序较透明的城市。与之而来的挑战是，它的土壤可能不适合那些寻找突破点和第一桶金的创业小公司。反过来，这却是今天深圳创业公司如火如荼的原因之一。而谈到组织，今天想先聚焦一下底线更高、更难经营的非盈利性组织。
比如我当年就读的中学，我非常敬佩我的校长，他是那个年代为数不多的有经商头脑的教育实践者和改革家。将商业与义务教育放在一起，在上世纪恐怕就是一个突破底线的做法。可那个年代公立学校的现实是，各方面基础设施条件都很差，有时想引进好的老师，也因为待遇保障等经济原因而不能实现。
校长在当年有一些颇有争议的做法。比如针对那些为学校捐款捐物的家长，其孩子读书成绩不够入校的，专门特招了一个班。对学生老师的实惠是，在上个世纪，我们每个教室都有了空调，有桶装饮用水，学校操场也翻了新。因为在中学时代享受到了良好设施，以至于我读了大学后，发现大学条件还不如中学，大为惊讶。如果说，改善基础设施的方法还能见仁见智，那校长的另一件壮举则直接将他送进了班房（听说），然后我们换了校长，也摘掉了市级先进单位的荣誉。
现在，各类私立中学层出不穷，中外合作早已不新鲜，但在上世纪，还没有私立教育这个概念。在公立学校里试点中外合作，和毕业后直接去国外读本科，是一个非常大的创举，可能还属非法经营。这个创举之领先，几乎葬送了校长当时的前程。（ 现在看来，各行各业都有过于领先的人物，领先行业5年左右的概念是可以在当下实践和变现的，领先10年及以上，概念等等再提出吧。社会秩序和消费者认知的局限，都享受不了太超前的概念。）
校长另一个开了先河，也让我作为学生回忆至今的行动是创造了一年一度的通宵晚会，可以让学生们晚上6点起在学校狂欢到第二天早上6点，所有的活动都由学生自己组织，比如假面舞会，零点足球赛，午夜美食街等，老师只负责协调。这在教育方式较为闭塞的上世纪当然又是耳目一新，并且现在我都想像得出当时的阻力重重。教育局是否要报备？家长是否能理解？学校老师是否乐意通宵待命支持？但对少男少女来讲，这绝对是枯燥学习生活中不可多得的亮点，我们比春节还隆重地准备着那天的衣饰，尽力在12个小时的各类活动中出力出彩。
创新，团队合作都是今天我们在企业反复强调的主题，为此HR设计各种课程培训员工。其实以素质教育的理念，我们当年在课本之外，早通过各种活动场景得到实践，记忆历久弥新。当年校长许多看似突破底线的创新，其实都是围绕着他“素质能力比知识更重要”的理念践行的。还好，今天百度了一下他，老人家稳稳坐着基础教育界泰斗的地位，我放心了。时间，总是会还这些先行者一个公道的评价。
想举的另一个家喻户晓的非盈利组织是少林寺。它的创新和它的掌门人释永信方丈一直伴随着长时间的争议。谈到释永信方丈，舆论可能会定位成一位在传统领域离经叛道的成功商人。前些年去少林寺，发现特地到此一游的游客要比到嵩山的多得多。一路上，各类武术学校更令人印象深刻。自从少林寺出名后，全国各地的家长都把孩子送来此习武，只要学校坐落在少林寺附近，并带着少林的名号，基本都欣欣向荣。而我曾服务过的一家世界500强公司，欧洲总部派来中国的巡抚，如今是全球总部最年轻的VP，居然18岁时特地慕名来少林寺学过武，可见也是个奇人。少林寺能这样扬名中外，要从李连杰当年的《少林寺》影片说起。而比影片更精彩的，是这部跌宕起伏的，真正的寺庙振兴史。它的总导演就是释永信方丈。
其实我中学校长和释永信方丈的例子很大层面反映的是非盈利性组织经营创新和谋生经济的难题，有人觉得是突破了底线，就有了争议。想到之前看过的一位在英国出生，在美国成名的管理学大师的自传。他揶揄着讲起了当年自己在英国王室的温莎城堡做学监，上任后才知道机构已入不敷出，不得不硬着头皮自救。做着阳春白雪的事，操着下里巴人的心，大师上岗的第一个任务变成了解决学院的经济问题。然后老先生一通感慨，在美国，以正常手段谋财大家都能泰然处之。而在英国，非盈利机构要谋个财，比如他当时想把城堡一些可对外开放的空间出租出去，实现固定收入，就变成了底线问题。反映了一国之开放和一国之保守。
以现代眼光来看，在合规的前提下，有能力为非盈利组织谋财其实是了不起的，无论是学校，还是寺庙。因为出发点，通常都是这个组织的运营基础和目标达成遭遇了经济挑战，需要有人出来力挽狂澜。毛主席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能在非盈利机构中展现商业智慧的，其实都是杰出的跨界人才。唯一值得挑战的一点，也是这些商业奇才们已经被挑战的，便是“度”。毕竟社会对非盈利机构使命和功能的期待不一样，并不希望这些组织借机构的招牌成了真正的以盈利为目的的企业。非盈利组织的经营天才们，遭受比盈利组织更大的压力是将自己的商业智慧运用得当，而不是全力使用。
即使在盈利组织，是否以突破底线去盈利也绝对是有争议的话题。比较反面的例子如之前快播王欣的出狱。据说当时律师雄辩滔滔，例证其他同行，甚至BAT中都有涉及底线的操作，好像不该自己被杀鸡儆猴。谁让你被举报了呢？不管是否竞争对手所为，想要富贵险中求，就要愿赌服输。在盈利组织中，其实底线之上，创新未满也会引发巨大的讨论。比如最近因芯片引发的全民中国芯的大讨论，以及由中兴事件波及联想的各类评论。我只想讲一句，一个时代的企业家有一个时代的使命，也有他这个时代的局限性。当年联想是最早出海的一批民企，它的使命是活下去；尽管活在产业链的底端，没有核心技术，但它至少顽强活到了现在。如果当年一出国就卖情怀，企图登高望远，且不讲这些年能否撑到盈利，恐怕早被美国借口合规问题遣送回国了。对企业家而言，在充满不确定性和风险的环境中，底线是孤独决策，创新也是孤独决策。
一个较为正面的例子是平安的马明哲。当年平安也是勇吃螃蟹，最早开了做综合金融的先河，当时国家也不支持。马明哲也是靠着自己的睿见和执着，硬是在政策的灰色空间中让平安生存了下来，并最终成了行业内首屈一指的全牌照企业，直接带着企业规模几何级地增长，让竞争对手望尘莫及。
世事终无定，一切皆未央。说到底，每一个在当下踩到底线的人，他的孰是孰非有时很难判别，这到底是因为超前太久，还是真的涉及商业伦理道德，只有时间能给出公允的评价。而那些已经被历史评价的人物，我们应该尊敬他们当年在困境中创新的勇气，和突破底线时的孤独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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