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孫肇興字興公，號振宗，山東聊城西南六十里白塔村（今陽穀縣定水鎮雙樓村）人。
孫肇興自幼好學，為文刻意，考試成績多為第一。他考上秀才後，不像一般士子那樣天天鑽研八股文章，而是天文地理、詩歌散文、理學歷史無所不讀。這樣，他在天啟二年（1622年）成為進士擔任淮安府山陽知縣後，便表現出與一般儒士不同的風格：勇於任事。
他在山陽五年，幹了三件漂亮的事情。
一是界定田地，平均田賦。當時，山陽縣的土地被黃河水淹沒，水退之後，地界消失。這樣，田主之間便出現紛爭。孫肇興按照朱元璋頒行的田畝制，並參照《周禮》記載的“田賦定田畝”的辦法，重新丈量土地，把土地分成三等；最後，按照人口分給百姓。這個辦法十分公平，得到山陽百姓的熱烈擁護。
二是苦心勘測施工，恢復良田千頃。萬曆十年（1582年），督漕尚書凌雲翼為了漕運方便，高築運河兩岸河堤，把山陽境內運河以西的水路堵住。這樣，管家湖以西的千頃良田就被河水淹沒。失去土地的百姓，貧苦無告。數十年間更換幾任知縣，無人敢惹漕督衙門。
孫肇興走遍河西村寨，實地考察地形之後，決心興利除弊。他捐出自己的薪祿，購買石頭、木料。他委託退休在家的鄉宦何世爵悄悄謀劃、指揮。經過一個月日夜不停地施工，一條高三尺、寬四尺、長三十五丈、上蓋條石的涵洞，在低於運河河底四尺深的地面上竣工。這個涵洞“西出西堤以吞、東出東堤以吐，於是河西千頃之濤，復為良田”。山陽百姓重獲土地，欣喜萬分；他們把涵洞稱之為伏龍洞。
三是重視教育，盡力培養人才。此時的孫肇興，已然是飽學之士。他深知教育的重要，經常督促縣裡的教諭、訓導辦好教育。並且，他還在政務之餘，到奎鬥宮為秀才們講解四書五經，談論歷代興衰。經孫肇興等人的不懈倡導、士子的刻苦努力，山陽縣考取四名進士、十幾名舉人。其中，夏曰瑚在崇禎四年（1631年）考取第一甲第三名進士，“探花”；陳臺孫在崇禎十三年（1640年）考取第三甲第八十一名進士。一時之間，山陽士子人心向學、文風極盛。
離開山陽的孫肇興，到北京後歷任工部虞衡司主事、兵部武庫司主事。在任兵部武庫司主事期間，他以國事為重，義無反顧地彈劾司禮太監張彝憲。崇禎四年九月，皇帝重用宦官張彝憲，令其鉤校戶、工二部經費收支情況。為了工作方便，皇帝下旨給張彝憲修建一座公署。皇帝給張彝憲的職務是“戶工總理”，地位在兩部尚書之上。工部侍郎高弘圖恥為張彝憲的下屬，寫了一篇表示反對的奏章，被革去官職。於是，張彝憲益發驕橫，故意把邊鎮的軍器扣住，不予及時下發。當時，清兵已佔遼東，力量十分強大；而高迎祥等人領導的義軍蜂擁而起，勢力越來越大。睹此危局，孫肇興想到《中庸》上說的“國家將亡，必有妖孽”，不禁憂心如焚。於是，孫肇興便上疏彈劾張彝憲誤國。不想，崇禎皇帝聽信張彝憲的讒言，加罪孫肇興。先將孫肇興逮捕入獄，後發配軍中戍邊。崇禎八年（1635年）八月，在文武大臣的極力規勸下，崇禎帝收回成命，孫肇興官復兵部武庫司主事。
二
古人的愛憎是分明的。對清官，他們總是感激萬分。並且，表達情感的方式非常有趣。他們或者脫下離任官員的靴子，放在剛剛建好的亭子裡。或者在官員去世之前，興建一座“生祠”，把其畫像供入其中，春秋祭拜。對孫肇興，山陽百姓自然是愛戴與敬仰的。孫肇興調離山陽時，百姓一萬多人夾道跪送。並且，他們贈給孫肇興一塊大匾，上書“民之父母”四字，落款為“山陽縣紳民公送”。百姓們還自發籌集資金，在南門裡文廟街奎鬥宮立祠塑像，春秋祭祀。《淮安府志》中記載他的歷史功績，給予極高評價：“肇興仁足以興利，才足以治事，古良吏不能過也。”
作為一個教育家，孫肇興不只在山陽有所作為。入清之後，他繼續做官；每到一地，公務之餘與士子們指畫談說，終日不倦。他所著述的《四書約說》《四書題說》《選定文規》《程墨正音》等書，成為清代皇帝欽定的教科書。各地學子，紛紛登門求教。聊城的傅以漸、任克溥等人，就是孫肇興的學生。翰林院編修宋弼在《少保大學士傅公傳》中寫道：傅以漸“三歲能誦書，十歲能屬文，稍長，從大師受經講明義理之學，選為博士弟子”。其中所說的大師就是孫肇興。武定府教授耿賢舉在《皇清誥授光祿大夫少保兼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學士兵部尚書加一級傅公家傳》中說：傅以漸十餘歲“博極群書，從少司空孫公肇興講明理學”。由此兩則史料可以知道：傅以漸是孫肇興的親授弟子，孫肇興是明末清初著名的“儒學大師”。並且，我們還可以進一步推論，孫肇興理學志趣的形成，與聊城王道、張後覺、趙維新等人的理學實踐不無淵源。
聊城 武俊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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