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孙肇兴字兴公，号振宗，山东聊城西南六十里白塔村（今阳谷县定水镇双楼村）人。
孙肇兴自幼好学，为文刻意，考试成绩多为第一。他考上秀才后，不像一般士子那样天天钻研八股文章，而是天文地理、诗歌散文、理学历史无所不读。这样，他在天启二年（1622年）成为进士担任淮安府山阳知县后，便表现出与一般儒士不同的风格：勇于任事。
他在山阳五年，干了三件漂亮的事情。
一是界定田地，平均田赋。当时，山阳县的土地被黄河水淹没，水退之后，地界消失。这样，田主之间便出现纷争。孙肇兴按照朱元璋颁行的田亩制，并参照《周礼》记载的“田赋定田亩”的办法，重新丈量土地，把土地分成三等；最后，按照人口分给百姓。这个办法十分公平，得到山阳百姓的热烈拥护。
二是苦心勘测施工，恢复良田千顷。万历十年（1582年），督漕尚书凌云翼为了漕运方便，高筑运河两岸河堤，把山阳境内运河以西的水路堵住。这样，管家湖以西的千顷良田就被河水淹没。失去土地的百姓，贫苦无告。数十年间更换几任知县，无人敢惹漕督衙门。
孙肇兴走遍河西村寨，实地考察地形之后，决心兴利除弊。他捐出自己的薪禄，购买石头、木料。他委托退休在家的乡宦何世爵悄悄谋划、指挥。经过一个月日夜不停地施工，一条高三尺、宽四尺、长三十五丈、上盖条石的涵洞，在低于运河河底四尺深的地面上竣工。这个涵洞“西出西堤以吞、东出东堤以吐，于是河西千顷之涛，复为良田”。山阳百姓重获土地，欣喜万分；他们把涵洞称之为伏龙洞。
三是重视教育，尽力培养人才。此时的孙肇兴，已然是饱学之士。他深知教育的重要，经常督促县里的教谕、训导办好教育。并且，他还在政务之余，到奎斗宫为秀才们讲解四书五经，谈论历代兴衰。经孙肇兴等人的不懈倡导、士子的刻苦努力，山阳县考取四名进士、十几名举人。其中，夏曰瑚在崇祯四年（1631年）考取第一甲第三名进士，“探花”；陈台孙在崇祯十三年（1640年）考取第三甲第八十一名进士。一时之间，山阳士子人心向学、文风极盛。
离开山阳的孙肇兴，到北京后历任工部虞衡司主事、兵部武库司主事。在任兵部武库司主事期间，他以国事为重，义无反顾地弹劾司礼太监张彝宪。崇祯四年九月，皇帝重用宦官张彝宪，令其钩校户、工二部经费收支情况。为了工作方便，皇帝下旨给张彝宪修建一座公署。皇帝给张彝宪的职务是“户工总理”，地位在两部尚书之上。工部侍郎高弘图耻为张彝宪的下属，写了一篇表示反对的奏章，被革去官职。于是，张彝宪益发骄横，故意把边镇的军器扣住，不予及时下发。当时，清兵已占辽东，力量十分强大；而高迎祥等人领导的义军蜂拥而起，势力越来越大。睹此危局，孙肇兴想到《中庸》上说的“国家将亡，必有妖孽”，不禁忧心如焚。于是，孙肇兴便上疏弹劾张彝宪误国。不想，崇祯皇帝听信张彝宪的谗言，加罪孙肇兴。先将孙肇兴逮捕入狱，后发配军中戍边。崇祯八年（1635年）八月，在文武大臣的极力规劝下，崇祯帝收回成命，孙肇兴官复兵部武库司主事。
二
古人的爱憎是分明的。对清官，他们总是感激万分。并且，表达情感的方式非常有趣。他们或者脱下离任官员的靴子，放在刚刚建好的亭子里。或者在官员去世之前，兴建一座“生祠”，把其画像供入其中，春秋祭拜。对孙肇兴，山阳百姓自然是爱戴与敬仰的。孙肇兴调离山阳时，百姓一万多人夹道跪送。并且，他们赠给孙肇兴一块大匾，上书“民之父母”四字，落款为“山阳县绅民公送”。百姓们还自发筹集资金，在南门里文庙街奎斗宫立祠塑像，春秋祭祀。《淮安府志》中记载他的历史功绩，给予极高评价：“肇兴仁足以兴利，才足以治事，古良吏不能过也。”
作为一个教育家，孙肇兴不只在山阳有所作为。入清之后，他继续做官；每到一地，公务之余与士子们指画谈说，终日不倦。他所著述的《四书约说》《四书题说》《选定文规》《程墨正音》等书，成为清代皇帝钦定的教科书。各地学子，纷纷登门求教。聊城的傅以渐、任克溥等人，就是孙肇兴的学生。翰林院编修宋弼在《少保大学士傅公传》中写道：傅以渐“三岁能诵书，十岁能属文，稍长，从大师受经讲明义理之学，选为博士弟子”。其中所说的大师就是孙肇兴。武定府教授耿贤举在《皇清诰授光禄大夫少保兼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学士兵部尚书加一级傅公家传》中说：傅以渐十余岁“博极群书，从少司空孙公肇兴讲明理学”。由此两则史料可以知道：傅以渐是孙肇兴的亲授弟子，孙肇兴是明末清初著名的“儒学大师”。并且，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推论，孙肇兴理学志趣的形成，与聊城王道、张后觉、赵维新等人的理学实践不无渊源。
聊城 武俊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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