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恋是家庭伦理的重要内容之一，但是婚恋的基础除了两性之爱，还有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就是孝文化。从传统的家庭婚姻和孝的关系来看，主要体现在婚恋选择对孝的服从，甚至是绝对的服从。但是随着时代和制度的变迁，西方自由主义思潮和女性解放运动为婚恋自由奠定了理论基础和思想启蒙，强大的孝文化虽然并未蜕化其本质，但对于婚恋的影响正在逐渐减弱已是不争的事实。在自由婚恋成为时代潮流的情况下，传统孝文化在自由婚恋中遭遇了一系列困境。
从形态上来看，婚恋中的孝之所以遭遇困境不是来自于自由婚恋对自由的追求，而是来自于孝的对象，他们往往利用孝文化的传统对后辈的婚恋生活进行某种千涉，这就构成了孝文化在现代婚恋中成为阻碍性力量存在，使得孝文化的张力被非理性地放大，最终给孝文化自身造成了困境。这种困境的存在源自于孝文化传统中长辈的权威性存在对后辈私生活的干预。
在儒家的礼仪文化中，孝敬长辈是最基本的孝道，孝敬长辈在一定的情境中就是遵从其意志和“子为父隐”，后来发展的“亲亲相隐”则更是将这种做法普遍化了，于是美其名曰“为尊者讳”。事实上，这种对尊者、长者的无条件尊崇导致的是自我个性的丧失，在婚恋中当事人的个体自由也就必然会遭致来自尊者、长者的威胁。我们看到，这样的事情是非常多的，从古代的文学作品中就可以看出来，《孔雀东南飞》中的焦仲卿就是迫于母亲的威严放弃了自己的爱情和婚姻，南宋诗人陆游也是因为母命难违才不得不休掉自己的爱妻唐婉，诸如此类，在历史上不乏其人其事。这种传统发展到现在，虽说已经有所改变，但是未能从根本上杜绝这类事情的发生。
从目前的社会状况来看，现代婚恋中“孝”的困境来自于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传统孝文化中父母对子女婚恋的包办观念尚未根本清除。漫长的封建历史在中国可以说就是一段漫长的包办婚恋史，直到上个世纪四五十年代，包办婚姻才在政府的推动下走向瓦解，但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依然是上个世纪下半叶中国人婚恋的主要形态。经历改革开放之后，西学东渐的又一波不可阻挡的潮流冲洗着中国的年轻人，他们期待着彻底冲破包办婚姻的约束。现在，讲求门当户对的父母包办婚姻虽然失去了普遍性，但是在局部还是具有非常重要的表现和势头。
第二、现代社会激烈的社会竞争和残酷的现实生活压力压縮了青年男女往往失去恋爱的机会和空间，鉴于生活压力的逐渐增大，父母在担心子女婚后生活问题方面表现了极大的关注，因此，父母从希望子女幸福的角度出发，对子女的婚恋对象的物质生活基础有了更多的关注，这就造成新一轮的门当户对观念的抬头和父母包办婚姻苗头的出现，比如父母代替子女相亲等等，这些社会现象的出现不是偶然的，而是社会大环境长期发展的必然结果。
第三，受社会崇尚物质享受的影响，西方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逐渐使得新一代的中国青年人失去了精神追求的动力，而“西方梦”代表的消费观念则逐渐占据了青年人的内心，使得父母对子女婚恋的某些问题在认识上出现分歧，比如老夫少妻、小三等等，这些问题的出现，给孝在婚恋中造成了新的困境。具体来讲，现代婚恋中“孝”的困境表现在如下一些方面：
首先，开放式的婚恋观已经成为普遍的价值选择，传统孝文化中父母难以彻底从包办婚姻的陈旧理念中解放出来，这给自由婚恋设置了障碍。虽然在某些具体情境中，年轻子女的婚恋因为某种外在因素需要父母的参与甚至出现极端地需要父母代劳这种情况，但是大趋势还是婚恋主体自由选择和参与的结果。传统“孝”文化主张的一系列理念在这种婚恋中不适应就是理所必然，而“孝”在自由婚恋中的这种困境我认为是一种固守的理念和开放的理念之间的矛盾。
其次，如前所述，现代婚恋虽然把自由、自主、平等等理念作为其根本的价值选择，但是并不排除婚恋在传统家庭文化中基于孝文化的强大约束力而出现某种被迫性。“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的传统观念使得青年男女的婚恋在家庭伦理中占据重要位置，作为是否孝顺的一个标准，能否在适当的年龄段按照长辈的意愿完成家庭的组建成为青年男女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事件。但现实的问题是，随着社会的发展，青年人忙于事业往往未能在大家认为最佳的时间段完成婚恋大事，长辈对子女婚姻状况的关心甚至成为青年人一种沉重的精神负担，这就造成了当前年轻人婚恋中父母的参与过多，从而使得子女把遵循父母的意志当作孝顺的具体表现，进而在婚恋中失去自主权。这就构成了孝在现代婚恋中的困境，因为孝道作为家庭伦理中最重要的美德，不能促进家庭和谐和人的自由，却反而成为婚恋自由自主的障碍，这不能不说一种伦理困境和道德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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