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信ID:sanlianshutong
『生活需要讀書和新知』
馬一浮是20世紀的學術大家、新儒學的代表人物。一生追求學術， 學貫中西，涉獵廣泛，在經學、史學、哲學、佛學等領域均有建樹，是中國現代學術史上的重要人物。但由於其鑽研精深，行文又多微言大義，故能深入瞭解馬一浮學術之人甚少，能集中介紹其學術之專著則更為少見。
劉夢溪先生以中國現代學術史研究見長，善於通過對重要學術人物的研究來展開其對學術史之研究，用幾十年之功治陳寅恪和馬一浮。而馬一浮研究則更為艱辛，劉先生戲稱馬一浮是“雲端上的人物”。劉先生認為，家庭背景、婚姻生活、留學經歷、朋友結交對馬一浮選擇終身以學術為事業起到了重要作用，他重視儒家典籍的研習和釋家載籍的精修，從而形成其儒佛會通的思想，亦與其經歷息息相關。馬一浮始終強調並堅持知識分子應有自由研究之空間，學術研究應有自主性，獨立不倚，志不可奪。他主張讀書應漸次與窮理盡性、蓄德進德、體驗證悟、涵養功夫、變化氣質聯繫起來，即其所謂讀書之五個階段。他強調“六藝論”，認為六藝統攝中西一切學術，國學即六藝之學；又強調“義理明相論”，是馬一浮針對六藝而建構的融通儒佛又輔以因明之學的新義理學說。馬一浮在浙大，尤其是建立和管理復性書院的過程中，他的學術旨趣、人才培養理念等均進行了不同程度的實踐。
馬一浮的學術思想體系，可以用“新義理學說”立名，其學理構成為“六藝論”和“義理名相論”兩部分，其方法則是儒佛互闡和會通儒佛。對馬先生的一生為學而言，儒學是底色，佛學是生活，詩學是性情。他將國學重新定義為“六藝之學”的“國學論”，前賢不逮，義顯當代，澤被後世。
*文章節選自《馬一浮與國學（增訂版）》（劉夢溪 著 三聯書店2018-9）“第一章 馬一浮的文化典範意義”。文章版權所有，轉載請在文末留言。
馬一浮在杭州花港長廊
馬一浮的文化典範意義（節選）
文 | 劉夢溪
我們知馬一浮先生很難
《文心雕龍》的“知音篇”，開頭第一句就是“知音其難哉！”千古文章，難在知音。如果說了解任何一個作者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那麼瞭解馬一浮這個特殊的作者，尤其不容易。不是誰都可以瞭解馬一浮的。不是簡單地讀他的書，就可以瞭解他。他是中國現代學者當中最難解讀的一位。
陳寅恪先生也比較難於解讀，但他是史學立場，時、地、人出典清楚。他的思想的關鍵，是晚清大變局所引發的家國的悲劇給他的精神世界帶來的傷痛。瞭解馬一浮的難，難在他的學問並不都在他的正式著作當中，他的著述其實不是很多，我們經常讀的，無非是泰和、宜山兩《會語》和《復性書院講錄》，以及《爾雅臺答問》和《答問補編》等。但他的書信和他的大量詩作，是他的學問的延伸，或者說是馬一浮學問的另一載體，那裡呈現的是馬一浮先生學問境界和學術精神的最生動的世界。馬先生自己也講，看他的詩，可以瞭解他的學問。可是真正讀懂他的詩，又談何容易。還有更重要的，馬先生的學問是向內體究的學問，不以聞見知識為能事，不以著書立說為究極。而且其學術思想的結構，表現為融通三教、會通儒佛，佛禪義理充溢於字裡行間，今天解讀起來自然增加難度。
學術界習慣把馬和熊（熊十力）、梁（梁漱溟）聯繫起來，稱作新儒家的“三聖”。但是，如果加以比較（其實不大好比較，他們各有擅場），我個人認為，馬先生和熊先生相比，會覺得熊先生在學理方面有一點“雜”，而且還有“理障”；而馬先生不雜不泥，顯微無間，毫無理障。當然熊先生我也喜歡，率性真情，文氣充沛，學問己出。如果把馬先生和梁先生相比，我們會覺得梁先生未免太過講究學問的實用性，而馬先生更強調對學問本身的體驗。講經術義理他雖然提倡踐行，但絕不以通常所謂實用為依歸。所以，如果以為學的本我境界來衡量，馬先生的名字在“三聖”中，應排在最前面；雖然他們都很了不起，都有足以傳世的學問成果。
馬一浮、熊十力、梁漱溟
解讀馬先生的難，還可以從他極少知音得到證明。跟從他的學生很少能夠了解他。1939到1945年，時當抗戰期間，馬先生在四川樂山創辦復性書院，講經術義理，聽課的人沒有幾個能聽得懂。就是長期跟隨在身邊的王星賢、烏以風等資質好的早期門生，也沒有真正讀懂他。馬先生自己說：“我為學得力處，只是不求人知。”這確是馬先生一貫的為學境界，但也未始不反映他的學問有不容易為人所知的一面。馬先生的書信裡面，常常流露一種孤寂感。一次與弟子發為感慨，說道：“吾於今世，氣類之孤也久矣。獨尚友千載，開卷則親見古人，有以得其用心，下筆則確乎自信，知古人之必不我遠，可為樂耳。”他是如此的孤獨而自信，不愧為超絕的大學者。也許如陳寅恪先生所說，馬先生也是“後世相知或有緣”吧。不過馬先生自己，似乎並不期待後世的瞭解。
馬一浮其人就是一個文化典範
馬一浮與近現代以來的學術文化的潮流完全不能相契，如同陳寅恪一樣，也可以說是“迥異時流”。他不染塵俗，不汩習氣，不沾勢利。學問家有不同的等差分際，有專門家，有通儒。專門家多，通儒少。馬先生是通儒。另外還有一種學問家，可以稱作“高人”，就更少了，很少有人能夠擔當得起。譬如我們不能講熊（十力）先生是高人，也不能說梁（漱溟）先生是高人，但馬一浮先生的的確確是高人。不僅是高人，他還是逸士。古代有高人逸士的說法，馬先生既是高人，又是逸士。這在近現代中國是極為少見的。陳寅恪自是高人，但還不能說是逸士。馬一浮是20世紀學者裡面真正的高人逸士。
他為我們樹立了一種氣質清通、不染塵俗、徹底刊落習氣的純粹學者的典範。他在紛亂的時代開啟了一種文化境界，這就是不任教職、不著時文，“語默動靜，貞夫一也”的境界。這八個字是《易經》裡的話，馬先生喜歡引用。比如辦復性書院，最高當局具名特請，這在一般人眼裡，很容易認為是件了不起的大事，實際上熊十力先生就有類似的看法，所以主張把此事做得像樣一些。但馬先生卻很低調，認為是一個異數，是不應有不可為之事，他是不得已而應之。因此他想用佛道山林的方法來辦學，力主不隸屬於現行教育體制之內，不參加任何政治活動，也反對所謂“名士論政”。
國民政府開始雖有籌辦經費撥給，馬先生仍主張通過社會的途徑籌措，反對仰賴政府。他並不存有奢望，認為有少數人在這裡從事就足以了。實際上書院的生員一向也不多，持續的時間也很短，隨時隨地都在等待如何終局。總之是“自行吾素，不能枉道徇人”。馬先生的這種辦學理念和行事方式，熊十力先生不以為然，所以兩位老友發生了爭論，以至於後來熊竟拂袖不辭而別。不“枉道徇人”，也就是陳寅恪先生所說的不“曲學阿世”，都是冀圖保持學者人格與思想的獨立性。
1991年華夏出版社出版的《馬一浮遺墨》這本書值得一顧，收入的馬先生的法書自然是重點內容，茲不具論。引發我興趣的是書後的附錄，包括葉聖陶先生的《與馬一浮先生交往瑣記》，披露了不少關於馬一浮的有趣的故事。熊十力先生和馬先生的分歧，賀昌群和馬先生的分歧，大家都尊敬馬一浮但馬先生的辦學理念卻不為人理解，葉的文章都寫到了。熊先生離開書院之後，賀後來也離開了書院。分歧是熊、賀主張書院要為學生謀出路，課程應包涵有切合實際的可以致用的內容。而馬先生堅持不求致用，不謀出路。這些，在書院籌劃過程馬和諸當事人的通信中，已經反覆講明瞭。
與熊十力（前右3）等攝於復性書院（1948年，杭州）
我個人非常敬愛葉聖老的學品和文品，他是淳厚的前輩，但遺憾的是，他也未能懂得馬一浮先生。當時除了馬先生自己，幾乎沒有誰贊成他那種辦書院的方法。可是時過境遷，是非經久而論定，重新審視這段歷史，我們會覺得馬先生的理念是對的，他的堅守是難能的。恰好證明他有先見之明，為人行事守持學理之正和信念之純，是為學不徇己、行事不為勢力所屈、特立達人而不隨順時俗的文化典範。
馬一浮是當之無愧的思想家
馬一浮先生學問的特點，是主張把“聞見知識”和“自性本具之義理”區分開來。每一個人的一生，都難免通過耳朵（聞）和眼睛（見）接觸到許許多多的“聞見知識”，但這些“知識”如果不經過自己的思維過濾，不返身體究，不化作生命本體的一部分，這些“聞見知識”不過是與自己無關的暫時堆放物而已。即使是往聖前賢的嘉言懿行，也必須入於自己的思維，經過自己的體悟，方能發用。
所以馬先生說：“古人之書固不可不讀，須是自己實去修證，然後有入處，否則即讀聖賢書亦是枉然。”1938年他在江西泰和對浙大畢業生髮表的講詞，有如下的警醒之論：
國家生命所繫，實繫於文化，而文化根本則在思想。從聞見得來的是知識，由自己體究，能將各種知識融會貫通，成立一個體系，名為思想。
人們一直都在講思想、講文化，文化為何物，講的比較多，定義內涵或不難把握。但何為思想？則講的不多。馬先生認為，知識和思想是不同的概念，知識是“外鑠”的，屬於“聞見”的範圍，不化入本我的生命，便無法形成思想。換言之，並不是把知識連綴起來就叫思想，而是轉化為自身的義理才是思想。這是他給思想下的一個非常精確的定義。我們講思想的同時，也講思想家。可是什麼是思想家？是不是讀書多的人，佔有很多知識的人，就是思想家？當然不是。知識未化入思維而融會貫通，就不成其為思想。
我們現在的教育體制，向學生灌輸的大都是新舊雜陳的各種知識，不容易化為個體生命的自覺意識。馬先生向以讀書多享譽士林，但他的學問，是在知識的海洋中通過切身涵永體究的結果，知識已經化作了思想，已成為自己生命的一部分，與自性本具之義理融而為一，也就是形成了屬於自己的思想體系。他的思想來源於宋代的義理之學，而又歸之於先秦“六經”，綜合闡發，以佛解儒，最後形成經術義理的思想體系。因此可以說，馬先生是少見的重視思想義理的國學學者，是20世紀的一位當之無愧的思想家。
馬一浮的儒佛會通的學問結構
馬一浮是儒學大師，學術界向無異議。我甚至講過，在儒學的義理構建方面，幾乎可以說他是宋明以後的最重要的學者。我所以這樣說，是由於他的儒學研究是與佛學研究結合在一起的，形成一種新的義理學說。這有他的著作為證。無論是《泰和會語》、《宜山會語》，還是《復性書院講錄》，抑或是《爾雅臺答問》，以及其他的文字著述，都是儒佛一體的講述。即使是集中講論儒學，甚至專門講述“六藝之學”，也都是與佛學聯繫起來一體講的，幾乎是講儒就講佛，無佛不講儒。
我個人反覆閱讀馬先生的著作，發現他的佛學造詣和對佛理的探究深度，絕不在儒學之下。他是晚清以來中國現代學者中，佛學造詣最深湛的一位。我一時想不出還有另外哪幾位學者在佛學方面能和馬先生相比。金陵內學院的創始人楊文會以及歐陽竟無兩位現代佛學大師，他們的著作我仔細讀過，就圓融貫通而言，我寧願相信馬先生還是站在了楊、歐的前面。呂秋逸先生的佛學源流研究，是一等的，因為他通梵文，佛學知識的傳達非常準確。但學者個人的佛禪境界，對佛氏的義學和禪學的研究體悟，呂先生還不能與馬先生站在一處。
我曾經說過，馬一浮先生的佛學造詣，使得有幸和他多所接觸的人，難免有出塵之想。李叔同就是個例證。當然李的出家，有各種緣會，馬只是其中一因。但另外一位叫彭遜之的人，其出家跟馬先生的影響應有直接的關係。其實馬先生不贊成其出家，後來彭出家後因不能戒掉瞋恚忿懟，甚至和小僧人吵架，結果不得已又離寺還俗。馬先生早預知其佛緣未到，只是不便強行勸止，只好對彭的家庭子女多方施以惠顧。
馬一浮（右1）與弘一法師（右2）等文友攝於上海
馬一浮的治學方法，是以佛解儒，儒佛雙融，儒佛會通。他的一句著名的話是：“儒佛等是閒名，心性人所同具。”他說：“《華嚴》可以通《易》，《法華》可以通《詩》，苟能神會心解，得意忘言於文字之外，則義學、禪學悟道之言，亦可以與諸儒經說大義相通。”他認為只有從佛學裡翻過身來的人，才有可能真正通解儒學。如果問，馬先生的學問到底哪一方面為主？我傾向是儒佛並重，儒學和佛學同為馬一浮學問大廈的支柱。
如果說熊、粱都經過“由佛返儒”的過程，那麼馬則是在不同時期對儒佛各有側重，不存在返而不歸的“返”的問題。比如他在復性書院和弟子講，如果以大乘佛學來解釋儒學義理，“彼此印證”，可以說“無往而不合”，並說他所以對聖賢語言尚能知得下落，就是因為“從此得來”，因而“頗覺親切”。然後才說：“比年頗少道及，亦所謂‘反之於六經’。”[8]從“比年”一詞，可知指的是1938年在浙大開始國學講座，然後創辦復性辦書院於樂山這一時期。而究其實，即使在泰和、在宜山、在樂山，主要講的是儒學，也未見佛學少講。事實上他隨時隨地都在講經說禪，他一生的精神旨趣從未曾離開過佛學。
馬一浮的學問是“達道之學”
學問有各種分類的方法，人文的，社科的，史的，論的，哲學的，藝術的，等等。就學問和“道”的關係，也可以分作“達道之學”和“非達道之學”。中國現代學者中，由於受西方實證主義和工具主義的影響，很多都是不能“達”之於“道”的學問。我們把西方的教育體制照搬過來，一個很大的遺漏，就是“道”的丟失。
我們的傳統教育方式包涵有傳道的內容，所以韓愈的《師說》開頭便說：“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你看，傳道是第一位的。但是現代的知識主義的教育，卻不再擔負傳道的職責。有人也許會發為疑問，說西方的教育不是也不傳道嗎？我們為什麼還要感到遺憾？其實西方並非不講傳道，只不過另有系統，他們的宗教設施專門負有此項使命。這種情況下，現代學者的為學而能“達”之於“道”，是越來越少了。
很多學人只講“證據”，不講“證悟”。只滿足於“知”，而缺少“識”。按《說文》段注，“識，常也”的“常”是“意”字之誤，應作“識，意也”。而“意”，則是“心之所存”。如果要做到不僅有“知”，而且有“識”，就需要用“心”去“體究”或者“證悟”。經過“證悟”，才會有智慧產生。智是明理，慧就是悟。
馬一浮先生的學問，是與道體合一的學問。他認為一個人的吸取知識，不僅需要“學習”，而且需要“涵永體究”；不僅要“格物致知”，而且要“窮理盡性”；不僅是“道問學”，而且是“尊德性”。他主張把“德性之知”置於“聞見之知”之上。有德性之知，學者才有可能秉持大智慧。這樣的學問態度，顯然和通常所謂求知的學問是相區隔的。求知的目的是為了探求真理，可是在馬先生看來，“求真理”仍然是“向外尋求”的方法，其真實性未免可疑。只有“反身而求”，才能達之於道。
1942年前後，馬一浮先生在四川樂山濠上草堂書房
如何達道？需要拔俗。馬一浮說：“向外求知，是謂俗學；不明心性，是謂俗儒；昧於經術，是謂俗吏；隨順習氣，是謂俗人。”當然他提出問題的語境，主要是在文史之學等人文學科的為學範疇之內。
馬一浮“國學論”的學理價值
馬一浮先生對國學的立名原是有所置疑的，他認為這個名詞“本不可用”，如果一定隨俗使用，他認為國學應該指“六藝之學”。這是馬先生給出的國學的不同於已往的新定義，可惜學術界長期未予足夠重視。2006年我寫《論國學》一文，重提此案，鄭重表示對馬先生的國學定義本人最能認同，並建議在小學教育中設國學一科，內容以《論語》和《孟子》的選讀為主，搭建通向“六藝”即“六經”的橋樑。
2008年8月，我又在《文匯報》和上海《社會科學報》分別刊出《國學辨義》長文，再一次對國學是“六藝之學”的學理價值作了比較詳盡的論說。我說國學已往有過兩個定義，一是國學是“國故學”的省稱，二是國學指中國的固有學術。馬先生給出的國學是“六藝之學”的定義，是第三個定義，其學理內涵最為恰切，可以施之於現行的教育體制，並有助於釐清國學概念的亂用和濫用。最近幾年，國學前所未有地熱絡，人人都在講國學，不懂國學的人也講國學，什麼都成國學了。我看到一篇文章，說奧運會開幕式是一次“國學的盛宴”，實在擬於不倫。還有人把古代的胎教也稱作“國學”。最近又有人提出“大國學”的概念。
馬一浮先生講國學是“六藝之學”，使國學回到了中國文化的初典，可以看做是對國學定義的最經典的表述，更容易和現代人的精神世界相連接，也更容易入於現代教育體制。《詩》、《書》、《禮》、《易》、《樂》、《春秋》“六藝”，也就是“六經”，是中國學術思想的經典源頭，是中華文化的最高級的形態。馬先生說：“六藝之教固是中國至高特殊之文化。”熊十力也說：“六經為中國文化與學術思想之根源，晚周諸子百家皆出於是，中國人做人與立國之特殊精神實在六經。”中國的以文史之學為主的人文學如果不把經學從文史哲各科門中獨立出來，則現代學術終走不出學科的混沌不明之路。而“國學”的名稱亦將難以獲得與普通民眾與教育結合一處的實際意義。
熊、馬的學術思想雖存在分歧，但他們對“六經”的看法完全一致。馬一浮先生是迄今最重視“六藝之學”的現代學者，也是將中華文化的最高典範“六藝”揩定為國學的現代學者。
《馬一浮與國學（增訂版）》
劉夢溪 著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18-9
ISBN：9787108063205 定價：68.00元
━━━━━
三聯書訊 | 2018年8月
—END—
----
生活需要讀書和新知
----
ID:sanlianshutong
長按二維碼即可訂閱
----
回覆好文，閱讀更多專題文章
回覆聽課，瞭解書店裡的大學公開課
閱讀更多 三聯書店三聯書情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