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鐵梅」在「文革」中的重負

“鐵梅”在“文革”中的重負

現代京劇《紅燈記》中李鐵梅的扮演者劉長瑜有這樣一句唱詞:“好比說爹爹挑擔有千斤重,鐵梅應該挑上八百斤。”這句唱詞似乎成了讖語,註定她在以後的人生旅途上將有不輕的重負。隨著《紅燈記》的誕生,劉長瑜的厄運也隨之降臨了。

出演李鐵梅招來大禍

1963年2月,江青在上海觀看了滬劇《紅燈記》。她認為該劇排得比哈爾濱京劇院演出的同一題材的現代京劇《革命自有後來人》好,就決定重排京劇《紅燈記》。她把這件事委託給時任中宣部副部長兼文化部副部長的林默涵去辦,林默涵則把這一任務交給了著名戲曲編導阿甲。

李玉和一角最初由李少春扮演,後換為錢浩梁;李鐵梅一角開始由曲素英和張曼玲扮演,後換為劉長瑜;李奶奶由高玉倩扮演;鳩山由袁世海扮演。這些人都可謂京劇界的大碗。劉長瑜當時雖說只有二十來歲,但因在《賣水》和《武則天》等劇目中的出色表演,已成為頗受觀眾喜愛的一枝新秀。

“鐵梅”在“文革”中的重負

1964年7月,京劇《紅燈記》全戲完成。劇組請周恩來總理、羅瑞卿等中央領導和文藝界的同志觀看彩排,大家都讚不絕口,認為這是現代戲中一出難得的好戲。《紅燈記》公演後同樣受到了觀眾的熱烈歡迎。但有一個人不滿意,江青僅僅是推薦了劇本,改編和排演她都未參與。當林默涵率領劇組風風火火排演時,她從上海回到了北京。江青對阿甲和李少春等劇組成員說:你們把戲改壞了!阿甲一頭霧水問哪裡改壞了。除了說“監獄鬥爭”應改為“刑場鬥爭”、李玉和唱段太少外,只提出些諸如補丁應當補在哪個部位、鐵梅的紅頭繩應當到哪裡去買等無關輕重的意見。

不久,江青的態度便殃及到了劉長瑜。劇中李奶奶和李王和從容就義後,李鐵梅孤身一人回到家時,有一段唱是:“提起敵寇心肺炸……”最初唱腔不是高八度,而是平的。平腔、高腔表達的都是悲憤之情,本來不值得大做文章,江青卻說“這段唱腔不好,是路線鬥爭問題。”唱腔是設計師設計的,不關劉長瑜的事,但劉長瑜卻將“過錯”攬了過來:“江青同志,這句是我沒唱好,是我的聲音爆發力不夠,沒有表現出李鐵梅的悲憤心情。”想不到這代人受過的一句檢討卻捅了馬蜂窩,江青拍著桌子道:“你這個小鬼兒!你敢跟我頂牛幹!”在場的人都傻了,個個目瞪口呆。後來袁世海打了圓場:“我們研究一下,再修改修改。”

“鐵梅”在“文革”中的重負

挨批鬥中又痛失夫君

“文革”開始後,阿甲、袁世海等老藝術家以及一直抓《紅燈記》排演工作的林默涵被打成“破壞”《紅燈記》的反革命分子,劉長瑜也戴上了同樣的帽子。

挨批斗的同時不能誤了演出,演出的過程中不斷地挨批。劉長瑜的肩膀肯定挑不起“八百斤”,但她心頭的壓力足有這個重量了。此時劉長瑜對前程己不作美好的憧憬,她急需的是一個能為她擋風遮雨、能夠讓她緩解壓力、能夠給她親情撫慰的港灣。

此前劉長瑜己經和一位同事確定了戀愛關係。她和男朋反立了字據:25歲前不結婚。她把事業擺到了首位。但1967年初,不滿25歲的劉長瑜自已撕毀了字據,與男友邁進了婚姻的殿堂。婚後小兩口志同道合、恩愛有加。儘管劇團裡批判她的大字報鋪天蓋地,但回到家裡也有歡天喜地;儘管她被汙為文化部的黑尖子、修正主義的黑苗子,但晚上躺在床上一想,去掉“黑”字,自己還是“尖子”和“苗子”。

可是好景不長,多少能遮擋些政治風雨的小愛巢卻沒能抵擋住病魔的侵襲。婚後不久,劉長瑜愛人經阜外醫院檢查診斷患肺癌,手術後癌細胞迅速擴散。為了能治好愛人的病,她四處求取秘方,渴望奇蹟發生。這當然是徒勞的了。4月12日,劉長瑜正準備排練,扎辮子時辮繩突然斷了。她感到可能大事不好,愛人恐有不測,於是趕緊回到家裡。果然愛人病危,送到醫院不久便停止了呼吸。政治上的狂風暴雨劉長瑜還能頂得住,與親人的生死別離她一時難以承受。伴侶匆匆而去。她孑然無依;愛巢頃刻傾覆,她無助無奈。她這“黑尖子”、“黑苗子”眼前一片漆黑。

劉長瑜還沒緩過神來,就有人上門來給她介紹對象,求愛信更是像雪片般飛來,願與她結為連理的有達官顯貴,有博學才子。說來也怪,在那個提倡“都有一顆紅亮的心”的年代裡,有些夫妻因一方被扣上什麼帽子,另一方便與之劃清界限,甚至離婚,而“黑道”人物劉長瑜的追求者們就不怕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說怪也不怪,在人們心目中,劉長瑜就是一塊瑜,雖說在政治上有“汙點”,但瑕不掩瑜。再說劉長瑜把李鐵梅塑造得太成功了。可是大樹高枝、學富五車都沒能打動劉長瑜,她最終選擇的仍然是同行。1968年她與劇團裡的武打戲編導白繼雲結為伉儷。在婚姻上她追求的是志同道合、比翼雙飛。婚後白繼雲給了劉長瑜很多的呵護與幫助,她再次品嚐到了愛情的甜密。

“鐵梅”在“文革”中的重負

周恩來總理替她說話

有了幸福家庭的同時,劉長瑜在政治上也有了轉機。在一次大會上,周總理說:“劉長瑜跟我一樣,是舊官僚家庭出身,但她現在也跟我一樣叛逆了她的家庭。她演的《紅燈記》是革命的戲嘛。”有總理替她說話,她的壓力減輕了許多。

劉長瑜的父親是奉系軍閥裡的高級文官,20年代曾當過北平市市長。這位市長父親還是鐵桿票友,不但自已唱,還常常教女兒唱。劉長瑜的京劇啟蒙老師就是她父親。如果沒有她父親的悉心指教,她也就不會在9歲時便考入中國戲曲學校了。過去學唱戲的大多是窮人家的孩子,為的是混口飯吃;劉長瑜的父親幫助女兒考入戲曲學校則是為了實現人生的追求,可見這位達官該有多麼達觀。

劉長瑜的父親為京劇界輸送了一個難得的人才,按說這應該被傳為美談,值得稱道,但劉長瑜還是因為出身問題和“頂撞”被冠以罪名,而且抓住不放。70年代後,對劉長瑜的批判升級,而且還株連了家人。她感到自己要爆炸了,要毀滅,實在難以承受下去了!

劫波渡盡的劉長瑜終於迎來了文藝的春天,卸下重負的她有說不出的輕鬆。1979年後,她先後赴香港、臺灣演出,接連榮獲“梅蘭芳獎”和“梅花獎”。

“鐵梅”在“文革”中的重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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