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四川巨匪袁刚都做过哪些恶事?带来了哪些不好的影响?

旧史陈言


自辛亥革命爆发以来,四川就从未有人能够一统全川,因此,始终处于军阀割据、混战局面的四川,也给了土匪以可乘之机。

四川的土匪,有盘踞广汉的侯拜子、乌鸡儿部,盘踞綦江高青的周燮清、王鳖等土匪,川北则有被称为“川北土皇帝”的巨匪黄清源,四川的土匪,连绵不绝,难以数计。这其中就有占据了川陕交界西乡县贯子山的巨匪袁刚。


袁刚活跃于川陕交界处的西乡县,袁刚本身是四川人,所盘踞的西乡县,则属于陕南汉中。因此,把袁刚视为四川土匪,或陕南土匪,都说得通。

袁刚,别名袁玉成,四川宣汉南坝场人。袁刚原来是四川军阀杨森手下的一名排长。1932年,袁刚跟着所在部队的连长罗玉成叛变,罗玉成带领全连,逃到了川陕边境的西乡县大河坝子一带。


但是,由于深山老林无法养育全连,连长罗玉昌带领两个排投靠了占据镇巴县城的另一名巨匪,但是被起了疑心的巨匪枪毙。迫于无奈,袁刚带领剩下的一个排,通过关系接受了西乡县的招安,成为了西乡县保安大队第二中队中队长。

接受招安后的袁刚继续扩充势力。袁刚想尽办法购买枪支弹药,收编土匪,扩充部队。到全面抗战爆发之时,袁刚的队伍已经高达一千余人,为了维持这支越来越庞大的队伍,袁刚可以算得上无所不用其极。


他设立关卡,征收商旅的过境费,在所盘踞的地区,要求百姓大量种植鸦片,开设赌局,打劫财物,巧立名目,滥收苛捐杂税等等。

然而,对于一个贫困的山区小县西乡县而言,养活袁刚庞大的队伍实在是太过艰难。也因此,袁刚同国民党西乡县政府的矛盾也越来越大。

最终,状到了国民党军政部,在军政部长何应钦的命令下,国民党派出了一个师的部队围剿袁刚。围剿大军剿抚并用,围困数月后,袁刚走投无路,被迫投降。投降后的,袁刚被国民党汉中警备司令祝绍周枪毙于汉中石马坡。盘踞陕南西乡近十年的大土匪袁刚被彻底消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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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的四川是个极为混乱的地方,前前后后出了十几个大大小小的军阀,而土匪更是数不胜数,袁刚就是四川与陕西交界西乡一代的土匪,他在此盘踞十余年,横行乡里,为祸一方,穷凶极恶。

一、袁刚其人

袁刚又叫袁育成,1888年11月18日,生于四川省宣汉县的一户贫苦农民家中。1925年,当地的地主派人征收粮食,袁刚家没有粮食交,差人于是将袁刚的母亲吊起来打,袁刚一怒之下杀死差人,后来到了国民革命军二十军杨森部当兵。



袁刚先为号兵,后来升班长,然而在乱世之中一个小班长什么都算不上,于是他为了自保,暗中组织小团体,他先后联络了丁勤轩、万炳成等8人组织“红帮”,而他的年龄最大被众人推为大哥。

1928年冬,杨森的二十军被刘湘的二十一军打败,袁刚等8人携带短枪3只离队。杨部离开宣汉县境后,袁刚等人经川北的通江县北上到陕川交界的大巴山区,进入陕南西乡县县境,从此开始了打家劫舍的土匪生涯。

二、土匪生涯

袁刚在西乡的一条重要商道上私设关卡,以保护商旅为名,巧立名目,征收护商、印花、查验等税款。与此同时,他还暗劫富商大户,聚敛财富。袁刚经济宽裕后,就四处购买武器弹药,并广招匪众,不到一年就聚集匪众100多人。



为了防止地方武装剿匪,袁刚率部占据了天险高洞子。高洞子是大河坝南坪对面半崖上一天然方形石洞,其内宽约10米,长约百余米,可容百余人。洞内有一条暗河,长年流水不断,只要能够广积粮草能够长期固守。
高洞子下有一簸箕形土洞,也可以容百余人。袁刚让警卫队驻此,守住上山的路,屏障高洞子。两洞的交通,仅以一浮梯相连,浮梯从高洞子收吊,每次只容1人上下。两洞通往山下之路,不仅戒备森严,而且崎岖难行。

袁刚占据这一天险后,在南坪以练“神团”为名,继续招兵买马,进一步扩充势力。数月之内,匪众即增加到200余人,并且与另一个匪首罗玉成相勾结,从此袁刚成为了称霸一方的大土匪。



三、土匪相斗

1929年罗、袁匪部被田颂尧军队围困,致书镇巴大土匪王三春,1930年王三春致书围洞的军队,劝其撤围,不然则武力解决。川军被吓退后 ,罗玉成为了答谢王三春,亲自率卫队赴镇巴见他。谁知刚到镇巴就被王三春收编,罗玉成本人则被杀害。

罗部被吞并后,袁部势单力弱,1933年初袁刚为求自保投降了据他不远的匪首徐耀明,被任命为二营营长,当时徐耀明有匪徒五六百人,不过袁刚并没有真正投降,徐耀明也没有给他一枪一弹,彼此都有吞并对方的心思。

1933年7月初,袁刚以给徐耀明拜寿为名,正当酒席热闹之际,袁刚摔杯为号,开枪打死了徐耀明。火并徐耀明后,袁刚率主力仍回驻高洞子,留下一连的兵力防守广家店。从此袁刚的势力就更大了。



四、袁匪罪行

袁刚自火并徐耀明后,数次率部骚扰当地红军,但均被击退。1934年初,由于川北战斗激烈,红军驻楼房坪兵力大部入川,袁刚即率部出洞,公开与红军为敌。但被我军几次打击后,袁匪气焰大减,龟缩在高洞子之中,不敢轻易出动。

1935年初,红军撤离楼房坪北上。袁刚出洞四处抢地盘,独霸了大河坝一带。数年间,袁匪在大河坝横行霸道,闹得这一带鸡犬不宁,人人自危。



袁匪在当地强迫农民种植大烟,牟取暴利;私设关卡,明夺暗抢来往商旅;到处绑票敲诈勒索钱财;杀人放火,抢占民女,搞得人们有家不敢回,有路不敢走;抓丁拉夫,带到高洞子长年累月服苦役。

1938年秋,国民党西乡县杜县长对袁刚进行招安,封袁刚为常备第二大队大队长。于是,袁刚遂与国民党当局合作,由匪而变为正式民团,从此袁刚就更加的猖狂了。

五、袁匪结局

1938年夏,汉中警备司令祝绍周以抗日为名,封袁刚为团长,令其下山赴汉口接受改编,欲乘机将其吞并。袁刚虽与国民党合流,但对国民党常有戒心。因此,他受封不服调,拒绝离开高洞子西赴汉中。



1939年夏初,祝绍周奉调川北,任川军某师师长,准备北上围剿袁部。袁刚返回高洞子后,下令匪众广蓄粮草,准备死守。但由于祝部围攻时期甚久,袁刚等人粮草断绝,不得不投降。

袁刚在西乡县西南为非作歹10余年,积怨甚多,民愤极大。同时袁刚在西乡的座位又直接危害国民党的统治。于是国民党在1940年12月16日,将时年42岁的袁刚枪毙,至此为祸这一代十多年的匪首,终于罪有应得的死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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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岁老人自传93、官匪一家亲,民众遭蹂躏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袁刚的队伍发展到一千多人,西乡县也就越来越难于养活他了。其给养和经费除了由西乡县政府负担外,不足之数,由袁刚自已想办法。于是袁刚就在通江的两河口和西乡的核桃树两处设卡,征收商旅的过境费。但这些收入仍然不够维持他的开支,袁刚又投靠了国民党第二十四补训处,被编为该处第六补充团,袁刚为补充团团长。但袁刚又深怕国民党象过去收编其它土匪队伍一样,处死其头目,收编其部属,于是袁刚就请他的一位朋友马士发顶他的各义任团长。

马士发原是四川军阀杨森部下的一个团长,后来退职闲居,所以袁刚请他来顶替自己的名义任第六补充团团长。这时袁刚的实力,足够一个步兵团的编制还有余。二十四补训处收编袁刚后,即把补充第六团调往留坝、凤县一带驻防。袁刚叫马士发把团队带往新防地留坝、凤县,自己率领编余人员和多余的二百多支步枪,一百多支短枪和十二挺机枪留守在高洞子和贯子山、大河坝一带。这是袁刚的参谋丁策给他出的主意。

调离西乡的第六补充团的官兵,由于原来在山区流窜多年,过惯了自由自在的流浪生活,一旦编入正规部队,忍受不了严格的军事训练和纪律约束,纷纷开小差跑回高洞子向袁刚诉苦,袁刚就把这些人员收留下来,部队又陆续扩大了。

这时的袁刚部队,没有了正式的名义,经费开支没有来源。为了解决军费给养,袁刚在大河坝、钟家沟、骆家坝、贯子山、楼房坪一带,叫老百姓大量种植鸦片烟,每户向袁刚缴纳三两大烟土。剩余的大烟土则由袁刚收购,向外地贩卖。另外,袁刚还在他所控制的地区开山堂,吸收红帮弟兄;开设赌局,抽头钱;放边棚,打劫财物;设关卡,收取过路费;巧立名目,滥收捐税等。

关于鸦片种植,这里多说几句。鸦片别名阿芙蓉,为罂粟科植物罂粟果实中的液汁凝固而成,本身是一种很好的药物,敛肺、止咳、涩肠、止痛,适当使用可治疗久咳、久泄、脱肛、顽固性痢疾等,对于心、腹、筋、骨诸般疼痛和抑郁症都具有神奇的疗效。我因为肩部、腿部中弹负伤还嵌着日寇的弹片,故一直在身边带着鸦片,剧痛时就吸几口,立刻缓解。所以鸦片这东西,本身是好的,只是有些人不知节制,吸食上瘾,才害人害己。

至于鸦片战争,更是暴露了中国官场的黑暗和官吏的无能。林则徐若有一点儿国际知识,原本可以用和平的方式来成就他禁烟的伟业,但由于他的颟顸愚蠢,选择了暴力方式,发布并实施了一系列无视现代文明基本准则的政令,拒绝并堵死了和英国领事义律与他联手禁烟并公正处理两国之间贸易争端的一切途径,迫使英国人选择了战争。终于把原本可以避免的战火,从广州点燃而延烧到南京,最后以该死的《南京条约》画上句号,赔款又割地,苦难再次转嫁到中国民众的头上。

到了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夏,袁刚同国民党西乡县政府的摩擦越来越大,西乡县长王受泰接连控告袁刚的不法行为。开始时由于汉中警备司令祝绍周接受了袁刚的大量贿赂,故对西乡县政府的控告不予理会。西乡县政府就一直告到陕西省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军政部。

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底,军政部长何应钦电令祝绍周派员查办,祝绍周又委托陕南师管区司令部派人代为调查袁刚的不法行为, 陕南师管区司令张迺威就把这一任务交给了我。

民国二十九年(1940)农历正月初六,我以探亲为名回到西乡县。正月十三日我身穿便衣带着弟弟张开祥到了贯子山,旋即被袁刚的参谋丁策接到袁刚的团部(贯子山中街)。吃饭时,丁策说我刚从汉中动身时,他们的人就把我跟上了。我也就笑着承认了自己的身份,是来调查他们的案子的。

袁刚的人对我还算客气,一连几天都是各个营、连长请我赴宴,大碗喝酒,大块吃肉。我也就乘机观察他们的为人,打听他们的情况。直到正月十五日,袁刚才从高洞子来贯子山中街同我见面。(此文1980年发表于陕西省西乡县《文史资料》时有删节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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