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路上的卫生队长、西路军幸存者、新中国内蒙古卫生事业开拓者

长征路上的卫生队长、西路军的幸存者、新中国内蒙古卫生事业开拓者、永远的共产党员———

我的父亲朱明辉

□朱红建

我的父亲叫朱明辉,是从闽西红土地走出的一名光荣的革命老红军、老军医、老党员。他跟随红五军团走过了艰难困苦的长征路,跟随西路军经历了艰险悲壮的西征,是数万西路军幸存退至新疆的400多名战士中的一员,后跟随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转战大江南北,参加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见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解放后,致力于医疗卫生事业,为内蒙古卫生事业的开创、发展、繁荣做出了杰出贡献,用一生的忠心和坚持诠释了共产党员的人生信仰。

长征路上的卫生队长、西路军幸存者、新中国内蒙古卫生事业开拓者

百战坎坷长征路

我父亲1914年9月出生于长汀县,1929年5月参加革命,1931年9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5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土地革命时期,他成为闽西中央卫校第一期培训班60名学员之一。从中央卫校毕业后,他进入红军前方野战医院工作,参加闽西革命根据地反“围剿”和中央革命根据地第四、第五次反“围剿”斗争。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一方面军(中央红军)开始长征,父亲随所在的红五军团远征。

1934年11月27日至12月1日,中央红军强渡湘江。红五军团掩护中央纵队过江后,边打边撤,从浮桥过江。但还没过完,浮桥就被国民党军队的飞机炸断了,中央红军一个多师的部队(红五军团第34师和红三军团第6师第18团)被截在了东岸而没能过江。浮桥被炸断时,有伤在身的父亲正在桥上,但幸运地是他被炸倒在了桥的西段,过了湘江。而他所熟知的未能过江的很多战友,最后全部牺牲。

红军长征途中最大的非战斗减员发生在爬雪山、过草地。父亲所在的红五军团三过草地,长途奔波加上寒冷、饥饿和缺医少药,一次比一次艰苦。过草地期间,为了战胜饥饿,战士们沿途挖野菜,挖不到野菜,就嚼草根,最后连草根也找不到了,只能嚼割碎了的皮带和马缰绳。父亲当时担任卫生队长,每天清晨启程,他都带领卫生员逐一检查那些没有站起来的战友,凡有气息的,就赶忙往他嘴里塞辣椒面,灌水,然后架起来走几圈。用这样的方法,他们救了不少战士。

英勇悲壮西征路

过湘江,渡赤水,爬雪山,过草地,艰苦卓绝的长征结束后,父亲和红5军(1935年7月,红五军团改编为红5军)的战友们迎来了更为坎坷和艰险的西路军西征,这是红军历史上非常悲壮的一幕。

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根据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的命令,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向西渡过黄河。随后,红9军和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及红5军也渡过黄河。11月11日,中共中央决定河西部队称“西路军”,并组成以陈昌浩为主席,徐向前为副主席的“西路军军政委员会”,统一指挥该部的行动。此后,西路军在甘肃省河西走廊地区同西北军阀马步芳部优势兵力进行了4个多月的浴血奋战,共歼敌约2万人,但红军也损失惨重。1937年1月12日,红5军在高台县与数倍于己的马步芳骑兵激战9天9夜,弹尽粮绝,董振堂军长与红5军3000多名战士壮烈牺牲。

1937年3月14日,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决定,将余部改编成三个支队,在由李卓然、李先念等组成的西路军工作委员会领导下转入祁连山区打游击。父亲被编入李先念的左支队,进入祁连山。对于父亲和他的战友们来说,那又是一段艰苦卓绝的斗争经历。每天面对优势之敌的围堵,没有根据地,没有群众支援,在西北天寒地冻的少数民族地区,不同的宗教文化背景和极端贫困地区,语言不通,伤亡很大,减员和弹药物资得不到补充。在中央指示下,左支队冲出祁连山,回到河西走廊,西进新疆。1937年4月底,父亲和100多名突围的红军指战员,历经艰险到达星星峡。当时亲苏的新疆军阀盛世才,给他们这批战士提供了枪支、弹药和阵地,在星星峡山口伏击和消灭了尾随的一部马步芳部追击的骑兵。至此,悲壮的西征结束了,陆续抵达星星峡的西路军幸存者400余人。

长征路上的卫生队长、西路军幸存者、新中国内蒙古卫生事业开拓者

回延安接受组织培养

5月,西路军余部400多人到达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后,编入盛世才部队,称“迪化新兵营”。他们遵照党中央的指示,刻苦学习汽车、装甲车、炮兵、无线电、航空、军医和情报等技术。父亲与其他4人被送进迪化军医学校学习。1940年初,新疆局势急剧恶化,中央决定左支队返回延安。1940年2月,父亲安全返回延安后,进入延安第二兵站医院工作和学习。

1940年6月,父亲成为延安中国医科大学第十七期学员,1945年10月毕业后,在延安中央医院工作并兼中央卫生部门的工作。解放战争时期,历任中央党校三部医务所所长、中央党校卫生科科长、中央第二保育院卫生科科长等职,随中央机关转战陕北、山西、河北,直到进入北京。

为新中国医疗卫生事业而奋斗一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父亲受中央委派到内蒙古自治区工作。历任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卫生部防疫处处长,自治区卫生部副部长,卫生厅副厅长,邮电管理局副主任,邮政局政委,中共中央北方防治地方病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自治区卫生局局长、党委书记,文教办公室副主任兼卫生厅厅长等职,直至1983年12月离休,为内蒙古卫生事业的开创、发展、繁荣,做出了杰出贡献。

在内蒙古自治区工作的三十多年里,父亲几乎走遍了自治区的每一个旗(县),组建了各级卫生、医疗、防疫、检疫、妇幼保健机构,是自治区卫生事业的主要开拓者、领导者之一,为自治区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消除地方病做出了重要贡献,培养了大批民族干部。同时,父亲接受组织的安排,参加了自治区的邮电、文教事业的领导工作,为内蒙古自治区的建设和民族发展事业不遗余力。

文革期间,父亲遭受了无端陷害。1968年末,伊盟发生了严重的疫情,惊动中央。在了解实际情况后,周恩来总理点名把他从“牛棚”里“解放”出来前往疫区处理疫情。父亲体现了老一辈共产党员召之即来、来之即战、战之即胜的优秀品质,运用自己过硬的技术和丰富的经验,组织起有效的力量,控制住了疫情。

离休后的父亲曾任自治区离休干部教育青少年协会副理事长,借助各种场合和形式,为青少年开展爱国主义、革命传统和法制教育,先后荣获“老有所为精英奖”“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个人”等国家及自治区表彰。□(摘自《红色文化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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