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征路上的衛生隊長、西路軍倖存者、新中國內蒙古衛生事業開拓者

長征路上的衛生隊長、西路軍的倖存者、新中國內蒙古衛生事業開拓者、永遠的共產黨員———

我的父親朱明輝

□硃紅建

我的父親叫朱明輝,是從閩西紅土地走出的一名光榮的革命老紅軍、老軍醫、老黨員。他跟隨紅五軍團走過了艱難困苦的長征路,跟隨西路軍經歷了艱險悲壯的西征,是數萬西路軍倖存退至新疆的400多名戰士中的一員,後跟隨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軍隊轉戰大江南北,參加了抗日戰爭、解放戰爭,見證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解放後,致力於醫療衛生事業,為內蒙古衛生事業的開創、發展、繁榮做出了傑出貢獻,用一生的忠心和堅持詮釋了共產黨員的人生信仰。

長征路上的衛生隊長、西路軍倖存者、新中國內蒙古衛生事業開拓者

百戰坎坷長征路

我父親1914年9月出生於長汀縣,1929年5月參加革命,1931年9月參加中國工農紅軍,1935年1月加入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土地革命時期,他成為閩西中央衛校第一期培訓班60名學員之一。從中央衛校畢業後,他進入紅軍前方野戰醫院工作,參加閩西革命根據地反“圍剿”和中央革命根據地第四、第五次反“圍剿”鬥爭。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紅一方面軍(中央紅軍)開始長征,父親隨所在的紅五軍團遠征。

1934年11月27日至12月1日,中央紅軍強渡湘江。紅五軍團掩護中央縱隊過江後,邊打邊撤,從浮橋過江。但還沒過完,浮橋就被國民黨軍隊的飛機炸斷了,中央紅軍一個多師的部隊(紅五軍團第34師和紅三軍團第6師第18團)被截在了東岸而沒能過江。浮橋被炸斷時,有傷在身的父親正在橋上,但幸運地是他被炸倒在了橋的西段,過了湘江。而他所熟知的未能過江的很多戰友,最後全部犧牲。

紅軍長征途中最大的非戰鬥減員發生在爬雪山、過草地。父親所在的紅五軍團三過草地,長途奔波加上寒冷、飢餓和缺醫少藥,一次比一次艱苦。過草地期間,為了戰勝飢餓,戰士們沿途挖野菜,挖不到野菜,就嚼草根,最後連草根也找不到了,只能嚼割碎了的皮帶和馬韁繩。父親當時擔任衛生隊長,每天清晨啟程,他都帶領衛生員逐一檢查那些沒有站起來的戰友,凡有氣息的,就趕忙往他嘴裡塞辣椒麵,灌水,然後架起來走幾圈。用這樣的方法,他們救了不少戰士。

英勇悲壯西征路

過湘江,渡赤水,爬雪山,過草地,艱苦卓絕的長征結束後,父親和紅5軍(1935年7月,紅五軍團改編為紅5軍)的戰友們迎來了更為坎坷和艱險的西路軍西征,這是紅軍歷史上非常悲壯的一幕。

1936年10月,中國工農紅軍三大主力會師後,根據中共中央、中革軍委的命令,紅四方面軍第三十軍向西渡過黃河。隨後,紅9軍和紅四方面軍總指揮部及紅5軍也渡過黃河。11月11日,中共中央決定河西部隊稱“西路軍”,並組成以陳昌浩為主席,徐向前為副主席的“西路軍軍政委員會”,統一指揮該部的行動。此後,西路軍在甘肅省河西走廊地區同西北軍閥馬步芳部優勢兵力進行了4個多月的浴血奮戰,共殲敵約2萬人,但紅軍也損失慘重。1937年1月12日,紅5軍在高臺縣與數倍於己的馬步芳騎兵激戰9天9夜,彈盡糧絕,董振堂軍長與紅5軍3000多名戰士壯烈犧牲。

1937年3月14日,西路軍軍政委員會決定,將餘部改編成三個支隊,在由李卓然、李先念等組成的西路軍工作委員會領導下轉入祁連山區打游擊。父親被編入李先念的左支隊,進入祁連山。對於父親和他的戰友們來說,那又是一段艱苦卓絕的鬥爭經歷。每天面對優勢之敵的圍堵,沒有根據地,沒有群眾支援,在西北天寒地凍的少數民族地區,不同的宗教文化背景和極端貧困地區,語言不通,傷亡很大,減員和彈藥物資得不到補充。在中央指示下,左支隊衝出祁連山,回到河西走廊,西進新疆。1937年4月底,父親和100多名突圍的紅軍指戰員,歷經艱險到達星星峽。當時親蘇的新疆軍閥盛世才,給他們這批戰士提供了槍支、彈藥和陣地,在星星峽山口伏擊和消滅了尾隨的一部馬步芳部追擊的騎兵。至此,悲壯的西征結束了,陸續抵達星星峽的西路軍倖存者400餘人。

長征路上的衛生隊長、西路軍倖存者、新中國內蒙古衛生事業開拓者

回延安接受組織培養

5月,西路軍餘部400多人到達新疆迪化(今烏魯木齊)後,編入盛世才部隊,稱“迪化新兵營”。他們遵照黨中央的指示,刻苦學習汽車、裝甲車、炮兵、無線電、航空、軍醫和情報等技術。父親與其他4人被送進迪化軍醫學校學習。1940年初,新疆局勢急劇惡化,中央決定左支隊返回延安。1940年2月,父親安全返回延安後,進入延安第二兵站醫院工作和學習。

1940年6月,父親成為延安中國醫科大學第十七期學員,1945年10月畢業後,在延安中央醫院工作併兼中央衛生部門的工作。解放戰爭時期,歷任中央黨校三部醫務所所長、中央黨校衛生科科長、中央第二保育院衛生科科長等職,隨中央機關轉戰陝北、山西、河北,直到進入北京。

為新中國醫療衛生事業而奮鬥一生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父親受中央委派到內蒙古自治區工作。歷任內蒙古自治區人民政府衛生部防疫處處長,自治區衛生部副部長,衛生廳副廳長,郵電管理局副主任,郵政局政委,中共中央北方防治地方病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自治區衛生局局長、黨委書記,文教辦公室副主任兼衛生廳廳長等職,直至1983年12月離休,為內蒙古衛生事業的開創、發展、繁榮,做出了傑出貢獻。

在內蒙古自治區工作的三十多年裡,父親幾乎走遍了自治區的每一個旗(縣),組建了各級衛生、醫療、防疫、檢疫、婦幼保健機構,是自治區衛生事業的主要開拓者、領導者之一,為自治區醫療衛生條件的改善、消除地方病做出了重要貢獻,培養了大批民族幹部。同時,父親接受組織的安排,參加了自治區的郵電、文教事業的領導工作,為內蒙古自治區的建設和民族發展事業不遺餘力。

文革期間,父親遭受了無端陷害。1968年末,伊盟發生了嚴重的疫情,驚動中央。在瞭解實際情況後,周恩來總理點名把他從“牛棚”裡“解放”出來前往疫區處理疫情。父親體現了老一輩共產黨員召之即來、來之即戰、戰之即勝的優秀品質,運用自己過硬的技術和豐富的經驗,組織起有效的力量,控制住了疫情。

離休後的父親曾任自治區離休幹部教育青少年協會副理事長,藉助各種場合和形式,為青少年開展愛國主義、革命傳統和法制教育,先後榮獲“老有所為精英獎”“關心下一代工作先進個人”等國家及自治區表彰。□(摘自《紅色文化週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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