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年間，中俄在西北邊疆及商貿上多有交涉往來，而清廷之前主要依靠來華傳教士及俄國商人擔任通譯，頗有不便，於是在理藩院下設立俄羅斯文館以培養俄語翻譯，最初打算就近招收蒙古學員，但後因報名人數太少而改為旗人子弟均可入學。俄羅斯文館的教習主要由俄人擔任並一度招收俄國留學生，其間跨越了近一個半世紀，直到同治元年（1862年），俄羅斯文館才被併入新設立的京師同文館。
京師同文館附設於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當時仍沿用俄羅斯文館常例，以旗人子弟為招生對象，主要教授英文、法文。開辦之初，同文館並沒有引起太多的關注，因其最初設想不過是培養翻譯以助於對外交涉，但4年後恭親王奕訢的一個奏摺引發了一場軒然大波。
恭親王奕訢排行老六，因其熱心洋務，與洋人來往頻繁，背後又有人送他一綽號“鬼子六”。由於在英法聯軍的議和中及“辛酉政變”（與慈禧太后聯手製服肅順等“八大臣”）中表現出色，奕訢在同治初年受到重用，他既是領班軍機大臣，同時又兼管總理衙門，位高權重，風光無限。 在親歷英法聯軍之役並見識了洋人的厲害後，奕訢對洋務極其重視，他見京師同文館經辦數年未見成效，而當時又急缺洋務人才，於是他提出了一個新的設想，那就是將京師同文館的職能由外語教學轉換為語言與洋務並重，以更快培養出適合時代需要的新型人才。
皇族出身的奕訢對旗人子弟的素質習性素有了解，因而他的辦法就是從生源中入手。在1866年底的奏摺中，奕訢提出京師同文館陸續增設天文算學館、化學館等新館，學員將從正途人員中選取，範圍是年齡30歲以下的舉人、優貢及五品以下的京外各官。
奏摺公佈後，立刻在朝廷內外引起軒然大波，御史張盛藻上疏抗議：“天文算法，宜令欽天監天文生習之；製造工作，宜責成工部督匠役習之。文儒近臣，不當崇尚技能，師法夷裔。”在士大夫們看來，讓舉人、優貢這些正途人員去學習天文算法、營造器械這些上不得檯面的事情，簡直是儒林奇恥。
張盛藻的貿然上奏遭到朝廷的駁斥，為表示對天文算學館的重視，清廷任命了三品京堂、太僕寺卿徐繼畲充任總管大臣，而之前的官員都是低級官員，館內的教習甚至只是月俸八兩的八品以下官員。鑑於朝中的保守勢力暗潮湧動，奕訢連續上了兩個奏摺進行解釋： “洋人制造機器、火器等件，以及行船行軍，無一不知天文算學中來……若不從根本上用著實功夫，即習學皮毛，仍無裨於實用……舉凡推算、格致之理，制器、尚象之法……倘能專精務實，盡得其妙，則中國自強之道在此矣”；
“若夫以師法西人為恥者，其說尤謬。夫天下之恥，莫恥於不若人……或謂製造乃工匠之事，儒者不屑為之，臣等尤有說焉……匠人習其事，儒者明其理，理明而用宏焉。今日之學，學其理也，乃儒者格物致知之事，並非強學士大夫以親執藝事也，又何疑乎？”
奕訢之說並非沒有道理，但他在奏摺中犯了一個冒進的錯誤，那就是把天文算學館的招生對象進一步擴大為“翰林院編修、檢討、庶吉士等官”，理由是這些人“學問素優”而“差使較簡”，如果讓他們參與學習勢必事半功倍，但他的提議招來了保守勢力更加激烈的反對浪潮，而這一次擔當大旗的是文淵閣大學士、帝師倭仁。
倭仁是道光朝的進士，曾歷任大理寺卿、工部尚書等職，他思想保守固然不假，但他本人是真有學問，時有“理學大師”之名，頗受士林中人的景仰。《近代名人小傳》中說，倭仁為人嚴謹簡樸，最反對侈靡浪費，曾以古人咬菜根之意，創立“吃糠會”，以提倡節儉。老夫子以身作則不搞假道學，他冬天有件狐裘，皮革已破損外露，無錢購新，就用布在外面打上補丁。由此，倭仁在士人們中間的名聲極佳。
倭仁對西學很不以為然，對那些主張洋務的官員也看不慣，譬如外國公使駐京後，朝廷的六部九卿堂官通常會到各國使館去拜年，既是盡地主之誼，也是一種文化交流——但倭仁從來不去參與。 一開始就跳出來反對天文算學館的御史張盛藻，其實是倭仁門生，前一次上奏是否是出於倭仁的授意，目前尚不得而知，但就觀點而言，兩人是一致的。這一次，倭仁親自出馬，他在上奏中針鋒相對的提出：“天文算學為益甚微，西人教習正途，所損甚大”；“立國之道，尚禮義不尚權謀；根本之圖，在人心不在技藝”。倭仁的奏摺披露後，立刻被守舊派們奉為經典，廣為傳誦。 不過，倭仁的奏摺也不是沒有紕漏，那就是這一句：“如以天文算學必須講習，博採旁求，必有精其術者，何必夷人，何必師事夷人”。奕訢抓住這句話，說倭仁既然認為不必師事夷人，想必有優秀的洋務人才推薦，於是他故意上奏慈禧太后，讓倭仁保薦精於西學的中國教師，並請倭仁來主持同文館。或許是一有益的戲弄，慈禧太后頗為默契的批准了奕訢的建議，並讓倭仁隨即到總理衙門任職並主管京師同文館。 倭仁傻眼了，他哪裡知道什麼洋務，又哪有什麼人才可以推薦呢？
對於倭仁當時的窘迫與尷尬，同為帝師的翁同龢在日記裡記述頗為詳細： 三月二十二日：倭仁辭職未獲批准； 二十四日：倭仁再辭職仍不批准，他和恭親王談了幾句，幾至拂衣而起； 二十五日：倭仁無法辭職，只得受命而出，當時老淚橫流，把同治弄得驚愕了半天； 二十九日：倭仁上馬眩暈墜落，靠坐轎才得以回家，回去後痰迷心竅，幾至不語； 四月十八日：翁同龢去看倭仁，見其“顏色憔悴，飲食甚少”； 五月十二日：倭仁請開缺，慈禧太后命“賞假一月，安心調理”，仍未批准辭職； 六月十二日：倭仁再請開缺，慈禧太后這才“準開一切差使，仍以大學士在弘德殿行走”。
翁同龢最後在日記中說，倭仁聽到這個消息，“為之額手稱慶”，總算是長出了一口氣。 老夫子倭仁雖然被暫時擊退，但這一場風波所造成的影響是深遠的。在守舊派士大夫的鼓譟下，很多有意投考同文館的官員，最後都打了退堂鼓。結果，同文館在九十八個報名者中只錄取了三十人，而因被錄取者的素質太低，很快又被淘汰了二十人，剩下的十人，最後也只有五人畢業。洋務派本希望通過同文館培養一批精通西學的中高層官員，這個計劃幾同夭折。
自詡國內懂洋務惟“區區一人”的郭嵩燾在冷眼旁觀了本次爭論後一棍子把雙方全部打死，在他看來，雙方“用意不同而同一懵懂，如群盲相遇於道，一無所見”，特別是奕訢派，郭嵩燾的批評更加嚴厲，認為其原奏立言悖謬，“無一語不足噴飯”，而其所奏章程，“閱之不勝駭嘆”。 郭的理由是，奕訢的辦法流露出“取媚洋人”的傾向，“以洋人所授之業為升階狎侮士大夫，流俗之所爭趨，君子之所深恥”，而章程中的“拘禁之令，出入有制，而月一加考試，移督教童蒙之政以施之翰、詹事清貴人員，賤簡士大夫以辱朝廷”。更為不智的是，折中稱“欲嚴課程，必須優給廩餼；欲期鼓舞，必當量予升途”，這無異於以“獎敘利祿之名”誘導，為標榜“重氣節而輕名利”的士人所不齒。
同為帝師的翁同龢雖也保守，但對於這場風波的無厘頭頗為不屑並諷之為“朝堂水火，專為口舌相爭”。在他的日記裡，翁同龢記錄了這樣一副嘲諷同文館的對聯：“鬼計本多端，使小朝廷設同文之館；軍機無遠略，誘佳子弟拜異類為師。”有好事的士大夫們挖出“同文館”的“同文”二字，說它“未同而言，斯文將喪”，更有人指責奕訢的創議引誘儒生為鬼子門徒，所謂“孔門弟子，鬼谷先生”；“胡鬧！胡鬧！教人都從了天主教！” “同文館風波”並不是奕訢與倭仁的個人政爭而是中西文化的首次交戰，因參與者都是朝中重磅人物，其效應也由此擴大數倍。就學說而言，倭仁之見仍為傳統的治國觀點，其對列強的壓迫及千年之變局的到來渾然不覺或有意視而不見，但同樣不可忽視的是，奕訢對付倭仁的辦法有耍小聰明之嫌，洋務派沒有在輿論上真正把保守主義駁倒（甚至讓更多的士人加入了反對陣營），由此也未能像日本明治維新一樣形成學習大潮。就此而論，這場爭論實際上沒有真正的贏家，兩敗俱傷之下，國勢依舊沉淪。
由於招不到好學員，京師同文館對館內學生待遇極優。京師同文館出身的齊如山對當年“母校”的典故知之頗詳，據其回憶，館中的伙食好得不得了：平時吃飯，六人一桌，四大盤、六大碗；夏天另添加一個大海，還有荷葉粥、果藕等等；冬天雖無大海，卻增加一個火鍋，火鍋還分什錦火鍋、白肉火鍋、羊肉火鍋三種，各種羊肉片、魚片、肝片、腰片及雞蛋、凍豆腐、佐料等等，應有盡有，吃不夠還可再添，當時的正陽樓飯館也不過如此。更絕的是，非但學生如此，就算有熟人來，也可以留飯，隨意點菜，一文錢都不用花。
但就這樣，同文館仍舊招生不暢，據齊如山回憶，“館是成立了，但招不到學生。因風氣未開，無人肯入，大家以為學了洋文，便是降了外國。在漢人一方面，政府無法控制，招學生太費事，於是由八旗官學中挑選，雖然是奉官調學生，但有人情可託的學生誰也不去，所挑選者，大多數都是沒有人情，或笨而不用功的學生……” 這種情況，直到戊戌以後才有所改變。隨著西方文化的不斷浸潤，士人們對西方事物也從反感到好奇，報考同文館的人日益增多，於是改行考試入館，而且搞實驗制，學員入學半年後，非可造之材即行剔除。 相比同時期的上海廣方言館及廣東同文館，京師同文館儘管地位更高，但成績上並不出色。據曹汝霖所言，當時上海廣方言館附設於江南製造局內，每年招考年幼生徒入學各國語文，畢業後則擇優送京師同文館深造，其中的一些優秀人才如陸徵祥、胡惟德、劉式訓等，都是上海廣方言館所輸送。如1867年，京師同文館招收的八旗子弟中，有20名實在是不堪造就，最後只得由總理衙門緊急徵召上海廣方言館及廣東同文館的高材生前來補缺。
同文館難出成績，很大程度上應歸結於科舉制度。科舉制度不但吸走了最優秀的人才，就連同文館中的學員也難免受到影響。譬如汪鳳藻，其在上海期間的英文及“西學”（如幾何、微積分、格致等）已有相當基礎，並曾為江南製造局下的譯學館做過翻譯工作。但就像留學英國學習海軍、後成為大翻譯家的嚴復一樣，汪鳳藻後仍舊參加科考並先後中得舉人、進士，並被點為翰林，可謂正途不誤，中西兼通。嚴復就沒有這樣好的運氣了，他先後參加過幾次科考，但均以失敗而告終。 曾先後擔任過駐英國參贊、出使英意比國大臣的同文館首屆畢業生張德彝則是另外一個例子，儘管他為光緒皇帝授讀過英文，但同文館的“非正途出身”仍對他造成了很大的陰影。在《寶藏集序》中，他反覆叮囑後輩：“國家以讀書能文為正途……餘不學無術，未入正途，
正途為伍；而正途亦間藐與為伍。人之子孫，或聰明，或愚魯，必以讀書為要務。”張德彝說的“讀書”，指的是四書五經、八股制藝而不是語言、算學、格致之類的實用之學，他的這番訓導，也頗為形象的折射了同文館的尷尬地位。 京師同文館的萎靡不振，與奕訢、倭仁當年的那場爭論無疑是密切有關的，但可惜的是，這場無謂的爭論未能確立同文館乃至新式教育的方向，反而錯失了它的目標。京師同文館原本應發展成為“皇家學院”併為全國的新式教育樹立典範，但直到1902年併入京師大學堂之前，它的貢獻與其地位、投入相比都極不相稱，然而，這又是誰的過錯呢？
閱讀更多 讀史讓人明智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