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我們說了這本《四夷居中國》的前半部分（沒看的趕快去補一下），做好了準備，現在重點來了。
先來看西周的例子。到了西周最後一任君主周幽王的時候，周朝的對外用兵日益頻繁，對於戰馬的需求也日益旺盛，導致對於西戎的物質索取超出了後者能夠承受的限度，於是西戎不斷入侵，周朝的西部邊疆不斷告警。這個故事的重點是周幽王上演了“烽火戲諸侯”的戲碼，最後西戎的一支，也就是犬戎攻進西周的國都鎬京，西周也就滅亡了。
西周為了馬這種關鍵性的戰略資源，對西戎過度索取，最終導致西戎的反叛和西周內部的坍塌。西周滅亡以後，周平王把國都遷到東邊的洛邑，這就是著名的“平王東遷”，歷史進入東周時期。
頗有意思的是，犬戎雖然滅亡了西周，但最終的獲益者並不是犬戎，而是與西周物質交換最為頻繁的秦人。與周朝的物質交換，使得秦人接受了周人的生產方式，開始從事農耕。秦人的數量逐漸繁衍，並且接受了周人的文化和組織方式，成為一支潛在的強大力量。
犬戎的入侵為秦人提供了千載難逢的機會。西周向秦人許諾，如果秦人能夠打敗入侵的犬戎，收復關中，那麼關中就歸秦人所有。於是秦人就開始大批東進，進入曾經屬於西周的渭河流域，打敗了犬戎，佔據了這片土地，同時也驅使犬戎被迫東遷。秦人在渭河流域生根發芽，休養生息，這是他們從邊緣走向中心的第一步，也是日後統一中國的前奏。
其實，西周自己也曾走過類似的歷程。周人原本並不是一個完全的農耕部族，而是隴西岐山地區中的半遊牧半農耕部族，擁有豐富的馬匹資源，這種資源恰恰是商朝所渴望獲得的。商紂王曾經軟禁過周文王姬昌，當時一個歸順了周人的部族為了營救姬昌，向商紂王獻上了美女、馬匹和戰車。後人多以為是美女起了關鍵作用，但從商朝對馬匹的渴望來看，馬匹和戰車可能才是姬昌得以獲釋的關鍵。
獲釋後的姬昌被商朝授予看守西部邊疆的權力，並且以馬匹為主要交易品，與商朝保持了長期的物質交換關係。這與後來秦人和周人的關係如出一轍。來自商朝的剩餘產品使得周人人數不斷增加，並且向東擴展勢力，商朝的金屬農具等技術成果也不斷被周人所掌握。周人的勢力擴張到一定程度以後，和商朝的決戰也就在所難免了。終於，商紂王在東征淮夷，也就是淮河沿岸的族群以後，國都朝歌出現前所未有的空虛。周武王姬發抓住這個時機，於是成就了武王伐紂的傳奇故事。
我們再來看明朝和女真的例子，明末時期，關外的女真人是怎樣和明朝成為不共戴天的仇敵，最終還打進山海關取而代之的。
前面說到明朝和女真在關外進行貿易，當時還是一派其樂融融的場景，為什麼後來女真和明朝反目成仇了呢？你可能已經注意到了，女真用來和明朝交換的產品中，沒有一樣是農業經濟的產物，而全都是漁獵和採集的成果。明朝鼓勵女真拿這些產品來和自己交換，反而促進了女真人開始偏離農業社會的發展軌道，對農業生產不感興趣，而專注於漁獵和採集，經濟結構也就越來越畸形。
還有一個更為意外的結果，女真人原本是分散居住在關外各地的，明朝在關外設置了馬市之後，女真人也就越來越多地集中居住在貿易通道的兩側，為了爭奪貿易帶來的財富，某些女真部落的酋長就建立了自己的武裝，互相角逐。明朝為了節省自己的軍事開支，也樂於通過授權的方式，授權某些酋長進行自治管理。
明朝這種實用主義的態度，進一步促使軍事權力和貿易利潤集中到少數有能力的女真酋長手中。當時女真有一個首領叫做王臺，手下已經有了上萬人，這對於明朝而言，顯然不是什麼好消息。而且，王臺手下還有一個首領叫做覺昌安，他有一個孫子，叫做努爾哈赤。
你看，本來是正常的貿易，卻生出這麼多問題。而且歷史進入十七世紀以後，隨著小冰期的到來，氣候日益乾旱。明朝和女真都開始面臨糧食短缺的問題。明朝這邊糧食短缺，引起購買力的下降，對關外人參的需求也就隨之下降了，畢竟人參不能當飯吃。女真那邊糧食短缺，人參又失去了買主，就只能不斷通過武力，想要衝進關內，搶奪物資。到了1644年，當飢餓的農民組成的起義軍來到北京城下的時候，關外飢餓的女真人也不約而同地來到了山海關。
故事的結局，我們已經知道了。你看，秦人、周人和女真人的這三個例子，是不是驚人地相似。
在此我們做一個小結。處於關鍵通道上的邊緣人群，通過與中原王朝的物質交換，獲得了中原王朝的剩餘產品、先進技術和組織方式，逐漸強大起來，並且獲得中原王朝的授權，為其守衛邊疆。而中原王朝為了支付這種不斷上升的成本，實力卻在相對減弱。一旦遇上時機，比如中原王朝發生內亂，邊緣人群也就有可能取而代之，實現“邊緣征服中心”的逆襲。
作者提出的這個理論具有很強的解釋力。下面我們要把它放到更廣闊的世界，放到東亞大陸的三大板塊當中去看，我們會發現，有很多歷史問題都得到了解釋。比如這兩個問題：東漢末年，董卓的西涼軍團是如何崛起的；鮮卑民族又是如何在魏晉南北朝時期，成為一股重要的勢力的。
作者運用他的理論，給出了一個類似的解釋。秦漢時期的中原王朝，都面臨著來自北方匈奴的威脅。這是一個我們非常熟悉的故事，本質上也是太平洋板塊和西伯利亞地臺板塊之間的矛盾。我們都知道，為了防禦和打擊匈奴，秦漢兩代的帝王們都付出了不懈的努力。
秦漢兩代中原王朝應對遊牧民族的手段，可以分為三類。
第一類是秦始皇的做法。他為了防禦匈奴，建造長城，直接動員大量人力戍邊，迅速耗盡了大量剩餘產品，這成為秦朝迅速崩潰的原因之一。第二類是漢武帝的做法，他吸取秦始皇的教訓，在西北邊境進行屯田，減少了食物在運輸過程中的損耗，以支持他對匈奴的軍事打擊行動，成功逼迫匈奴逃往漠北。
但在匈奴逃往漠北以後，漢朝與匈奴的空間距離再次變得遙遠，漢朝對匈奴的戰爭也出現了耗盡國力的趨勢，以至於漢武帝在晚年幡然醒悟，下罪己詔，宣佈休養生息。然而，逃往漠北的匈奴仍在不斷地消耗漢朝的國力，以至於王莽宣佈要厲行節儉的時候，能夠獲得百姓們的一致擁戴。
第三類是東漢光武帝劉秀的做法。東漢建國之際，匈奴捲土重來。東漢與匈奴的幾次衝突，使東漢出現了新的財政危機。這時，大臣班彪，也就是《漢書》作者班固的父親，提出了一個全新的對匈奴策略。這個策略可以用一句話概括，叫做“不勞師而幣加”，說白了就是漢朝不必自己出兵，而是花錢收買其他族群來對付匈奴。收買哪個族群呢？主要就是河西走廊附近的羌人，和蒙古高原東部的烏桓以及鮮卑。這兩個族群一西一東，剛好把匈奴圍在中間。
在班彪的建議之下，光武帝設置了護羌校尉和護烏桓校尉，對羌人、烏桓和鮮卑進行管理，向他們的首領賜予官職，還定期給予經濟上的資助。於是羌人、烏桓和鮮卑就暫時成為了東漢的僱傭軍，協助東漢攻打匈奴。
公元89年，是東漢歷史上值得紀念的一年。這一年，車騎將軍竇憲率軍出擊北匈奴，東漢方面的兵力構成中，羌人、烏桓和鮮卑佔了相當大的比例。據作者統計，東漢自身的兵力與外族僱傭軍的兵力之比，達到了驚人的1:5。
這一戰最後大獲全勝，北匈奴投降者達二十餘萬人，其餘向西逃走。東漢看似一舉掃除了邊患，實際上卻埋下了更大的禍根。因為每年給這些外族僱傭軍的賞賜，已經達到了一個驚人的數字。光是給鮮卑的資助，東漢的青州和徐州每年就要拿出兩億七千萬錢。這些流往外族的物資，幫助他們發展壯大。而且在北匈奴逃走以後，鮮卑佔據了他們的地盤，人口繁衍，日益強盛，事實上成為了第二個匈奴。
與此同時，河西走廊一帶的羌人，因為長期協助東漢作戰，形成了職業軍人的傳統，成為一個強大的軍事組織。匈奴走後，日益強大的鮮卑和羌人，越來越不像東漢的僱傭軍，而像是兩個更為可怕的敵人。
事情發展到這一步，又開始向似曾相識的方向發展，只等出現一個新的歷史契機。終於，東漢由於長期供養外族僱傭兵引起的國庫空虛，以及地方官員的腐敗，而爆發了黃巾起義。西涼軍閥董卓率領著他那支羌人和漢人混合的軍隊趁機崛起，一度佔據了京師，掌握了最高權力。而在後來的西晉滅亡以後，鮮卑成為中國北方最重要的一支力量，他們進入中原，建立了一系列政權。曾經統一中國北方的北魏和北周，都是鮮卑人建立的王朝。甚至隋朝和唐朝，也和鮮卑人擺脫不了聯繫。
這個故事和此前的周人、秦人的坐大，以及此後女真人的崛起，看上去是那麼的相似。
感謝你能看完我的這篇文字，你就是我在找的有識之士，點下關注對你來說是件小事，慶祝我們的緣分始於今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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