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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貿易戰會走向何方？我們這裡不討論現實問題，來說說歷史。
回顧兩個大國的交往歷史，始終交織著恩怨情仇，彼此牽牽絆絆。早在二百多年前的清代中期，中美就已埋下了交往的伏筆。那時清朝還在乾隆的統治下，中國物阜民豐，縱橫天下，儼然就是世界大國。而美國，才剛剛獨立，百廢待興，於美國人而言，國家的未來其實是一個未知數。超級大國（清王朝）與蕞爾小國（美國當時只有280多萬人）之間的交往由此開始，而後的二百多年裡，一個“大國”由衰落到崛起，一個小國從崛起到稱霸。本文將梳理幾本著名的中美關係史書籍，努力為讀者展現一個與教科書不一樣的中美關係史。
美國和中國最初的相遇：禁止國民在中國販賣鴉片
美國和中國最初的相遇：航海時代奇異的中美關係史
第一本向大家推薦的書，是《美國和中國最初的相遇：航海時代奇異的中美關係史》（社科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作者埃裡克•多林(Eric Jay Dolin)。
很少有人知道在那個時候中美已經產生了深遠的交往，這本書就著力探索那個鮮為人知年代所發生的事。
作者在書中首先為我們介紹了16世紀席捲歐洲的“中國風”。那個時候，歐洲貴族都以收藏中國的瓷器、文物為驕傲，以能喝到中國茶作為炫富的標誌。“中國商標”在那個時候享譽全球，其影響力超越現在任何一款奢侈品。
英國在當時是北美的宗主國，這些奢侈品很自然就從英國傳到了北美。後來，美國的獨立運動的“罪魁禍首”就是這些奢侈品——茶葉。英國為了對外征服，規定對北美殖民地的茶葉等課稅，1773年5月，英國又通過《唐申德法案》，允許東印度公司在北美傾銷茶葉，這遭到北美人民的極力反對。
波士頓傾茶事件
1773年12月16日晚上，殖民地人偽裝成印第安人登上東印度公司船隻，將342箱9萬磅茶葉倒入波士頓港，史稱“波士頓傾茶事件”，美國獨立運動由此展開。
美國獨立之後，開始醞釀直接與清王朝建交。1784年，即美國獨立的第二年，政府派出“中國皇后”號遠航至中國，拉開了中美貿易的大幕。
中國皇后號
1840年英國發動鴉片戰爭，中國慘敗，被迫簽訂《南京條約》。美國見有利可圖，也要跑過來與清政府簽訂《望廈條約》。不過，美國人比英國人善良很多，美國人在英國要求中國保持鴉片貿易方面，表示沉默，美國政府甚至聲明，在中國販賣鴉片的美國人，中國政府可以按照自己的法律進行判處，美國政府不予保護。從這點可以看出，美國人其實是以一顆平等之心看待清政府的，美國派政府只希望可以發展正常貿易，希望中國不要閉關鎖國。因此，《望廈條約》在某種意義上其實算相對平等的條約。
不過，埃裡克•多林稍後指出，當美國瞭解了清王朝之後，他們心中的“中國夢”徹底破滅，他們認為與中國沒有必要同等交往。於是，美國人開始運輸中國“苦力”到美洲種植園，華工遭受各種虐待，這在19世紀中葉《排華法案》後達到高潮。
19世紀美國的中國華工
該書以世界史的視角重新審視了中美早期的交往，不過，值得討論的是，作者身為美國人，對一些事自然帶有美國人的感情，這會讓作者在敘述某些事情的時候顯得不夠公正（比如《望廈條約》裡面規定傳教士到內地傳教，作者就沒有點名其危害性）。
美國在中國的失敗：美國為何要讓中國變四強？
美國在中國的失敗，1941-1950年
鄒讜所著《美國在中國的失敗，1941-1950年（修訂本）》（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8月）是一本享譽世界國際關係史名著，作者鄒讜曾執教於美國芝加哥大學。作為一位1918年出生於廣州的華人，他歷經了民國時期中國的戰亂。這些經歷讓他1946年到美國之後，可以更好的反思近代以來的中美關係。
《美國在中國的失敗》雖然研究的是從1941年底美國遭日本突襲被迫宣戰，到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這段歷史，但是，鄒讜在開頭梳理晚清以來中美關係背景時的內容，也同樣值得注意。
1899年，美國開啟了對中國的門戶開放政策。所謂門戶開放政策，指美國要求自己與其他列強利益均沾，機會平等，美國要享有其他國家所享有的任何特殊利益。這一條，現在被我們認為標誌著帝國主義列強對華進一步侵略。但事實上，美國所提出的開放政策，還是有其積極的意義的。因為在美國的門戶開放政策中，美國明確寫到：必須保持中國領土與主權的完整。因為只有主權完整，門戶開放政策才會有效。
雖然這一條不是美國在有意保護中國，只是美國實力不足，不敢與列強爭鋒，但客觀上還是對中國起到了積極影響。鄒讜認為，這一現象表明美國剛剛萌生大國意識，許多政策還沒有完全定型。
此外，美國人還奉行不佔領中國領土的政策，這其實潛移默化，給中國人造成了一種友好的假象。這一點，到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表現得尤為強烈，美國總統威爾遜提出建立世界和平的“十四點原則”，更讓中國知識分子產生了“強權最終戰勝了真理”的假象，把美國看成了救世主。
不過，1937年日本全面入侵中國，美國國內開始實行“綏靖政策”，即保持中立不參戰，這令中國人對美國的形象發生了很大的轉變。
偷襲珍珠港
直到1941年，因為珍珠港被偷襲，美國才正式對本宣戰。1942年，羅斯福有了“使中國成為大國”的戰略構想，羅斯福邀請蔣介石到開羅參加會議，甚至不顧丘吉爾和斯大林的反對，堅持要把中國拉入“世界四警察”的陣營中，成為世界四大強國。當然，鄒讜對此評價，這是羅斯福的一個“陰謀”，他希望中國可以拖住日本，並打算在收拾完歐洲戰場之後，以中國作為基地，出兵收拾日本。
然而，隨著美國戰略的轉變，美國打算直接進攻日本本島，使得中國不再成為他的重要棋子。羅斯福構想的使中國躋身於世界大國的構想就此失敗。
美國總統羅斯福
美國的另一個失敗，是對國民黨能力的錯誤估計。美國是一個提倡民主的國家，然而，在中國卻又不得不支持國民黨的獨裁政府。美國為了消滅日本，希望中國在與日本的血戰中撐住，只好拼命援助大量的金錢和武器，但是，國民政府腐敗至極，這讓美國人非常失望。倒是進入延安的美軍觀察團，報告美國政府，中國的希望其實在延安，因為在那裡蘊含著中國的活力。
美國人天真地認為，延安的共產黨在未來可以走美國人所設想的道路，從而便於美國人插手中國事務。但美國人錯誤的估計了共產黨人的能力，以及其完善的思想體系。到了1949年解放之後，社會主義中國徹底與美國斷交，毛澤東還為此寫了著名文章——《別了，司徒雷登》。抗美援朝戰爭更是讓中美邦交越行越遠。
鄒讜在書的最後表明，“我們只希望盡到我們的義務，即反對任何對霸權的慾望以及與仁愛的道德信條不相符合的願望。仁愛是中國民族精神的特徵。就中國本國的利益來說，革命的目標是恢復她原來的邊界，就整個世界來說，革命的目標是使所有的國家逐步從平等的階段走向理想的統一…… ”
論中國：基辛格揭秘中美建交內幕
論中國
基辛格的書《論中國》（中信出版社，2015年7月1日出版），倒不如叫“中美20世紀關係史”，該書全面論述了中美在1949年之後，從對抗到建交的全過程。
基辛格
基辛格在該書開頭，從文化與文明的角度論述了中國古代，認為中國人經常從自己的傳統中為現實找到歷史依據，賦予一種“合法性”。基辛格還關注到了中國傳統的兵家——孫子，對此進行了進行了大段的介紹和分析。其實，基辛格不惜花費篇幅介紹中國文化的這兩個特點，無非是為後面埋下伏筆，因為這兩點，在20世紀中美關係之中凸顯著重要的意義。
抗美援朝之後，中美關係降到低點，不論是美國總統杜魯門還是繼任者艾森豪威爾都對中國大陸心懷敵意，轉而全力支持臺灣。基辛格認為，在朝鮮戰爭停戰一年之後，毛澤東就開始向美國發出軍事挑戰，向蘇聯進行意識形態上的發難。通過基辛格的論述，我們會發現，毛澤東的所有戰略目的其實是想引發美蘇矛盾，並在矛盾之中提高中國的地位，也算是在夾縫中生存。
與美國的軍事挑戰最顯著的例子就是上世紀50年代的兩次臺海危機，毛澤東通過炮擊金門，使美國不能從臺灣撤軍，其意圖是為了可以與美國進行談判，不至於徹底失去聯繫，另一方面，也可以讓蘇聯為中國提供武器和技術支持（尤其是核技術），以防中美再次爆發戰爭，危機蘇聯。
兩次臺海危機之間，中美曾經有過一次秘密的官方對話，時間是1954年，地點是在日內瓦。不過這次會談不歡而散，因為中美兩國的焦點就在於臺灣，中方不允許美國再幫助臺灣，而美方因亞洲戰略的需要，又不可能對此同意。
在此之後，中美徹底關上了交往的大門，雖然美國政界時不時的會提出和中國大陸開戰對話的意圖，但中方大門緊閉，美國不得而入。
直到上世紀60年代末，情況才徹底改觀。總統尼克松為中國重新進入國家大家庭而不停的呼籲，而毛澤東也於1965年後，也轉變了對美國的看法，究其原因，是因為中蘇關係破裂，中國需要尋找新的盟友。
1970年7月，尼克松曾通過巴基斯坦和羅馬尼亞傳遞消息，稱願與中國高級領導人會晤。於是，周恩來與基辛格就開始為中美建交積極奔走著。
“乒乓外交”歷史照片
這才有了我們熟知的1971年“乒乓外交”。新中國的運動員奉命邀請美國乒乓球隊到訪問中國，從而先開啟民間外交模式。此後，官方正式邀請尼克松總統訪華。
最具戲劇性的一幕就此上演。美方為了不引起國際上的干擾，時任國務卿的基辛格與一行人以外出調查的名義，來到巴基斯坦，為了躲避媒體，基辛格等人還故意把每天的行程安排得索然無味，讓媒體放鬆警惕。
在巴基斯坦，基辛格甚至藉口肚子疼，才躲過眾人的視線，偷偷爬上飛往北京的飛機。在與周恩來的多次會談中，基辛格代表美國與中國談了臺灣、越南等問題。
尼克松訪華
1972年2月，尼克松正式訪問中國。看得出，兩國領導人是抱定了建交的決心，因此彼此都做出了很多讓步。比如，美國成人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唯一合法政府，擱置意識形態的不同，彼此尊重等。
中美正式迎來了新的一頁。最後，作者對於中美之間開啟的21世紀新關係充滿期待。他他在書的最後引用了哲學家康德的論述：
“永久和平最終以兩種方式中的一種降臨：或者由於人類的洞察力，或者因為在巨大的衝突和災難面前，除了永久和平人類別無選擇。”
躊躇的霸權：美國為何喜歡充當“國際警察”
躊躇的霸權：美國崛起後的身份困惑與秩序追求（1913-1945）
在梳理了中美關係的歷史與現實之後，還需要關注美國崛起的內在原因。《躊躇的霸權：美國崛起後的身份困惑與秩序追求（1913-1945）》（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5年）這本書應該是可以受益匪淺的著作。作者王立新，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長年研究美國的政治及中美關係。在這部書中，王立新為我們梳理了美國如何一躍成為超級大國的歷史過程。
本書把1913－1945年的美國對外關係視為解決（國家）身份困惑與追求（國際）新秩序的過程。作者在文中指出：美國在1945年以前實際上並沒有執行與其實力相稱的積極的對外政策，對國際事務的參與是相當有限的。
如果從19世紀90年代美國成為世界第一經濟強國算起，美國經過半個世紀的猶豫和搖擺，並兩次拒絕英國讓與的領導地位後才把其強大經濟實力轉化為全球性的政治權力，確立起領導世界的決心。從這個意義上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前的美國實際上是一個相當躊躇，甚至有些不情願的霸權。
這種“躊躇”與“不情願”與多種因素有關，包括美國獨特的地理位置和自然條件、分權制衡的外交決策體制、以自由為核心的國家傳統、對霸權（領導世界）代價的擔心以及獨特的自我形象。如前所述，一直到珍珠港事件前，多數美國人仍然相信美國遠離歐洲的地理位置使美國不用捲入歐洲事務就可以確保自己的安全。而當總統試圖推行積極的對外政策，讓美國承擔國際責任的時候，通常是國會對總統的政策構成掣肘，從第一次世界大戰時起，國會就成為孤立主義的大本營。美國人根深蒂固的自由傳統反對聯邦政府把追求國家強大作為主要的國家目標，限制了聯邦政府推行擴張主義和干涉主義政策的能力。
而對霸權代價的擔心使很多美國人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反對美國干預國際事務、充當世界領袖，美國人所擔心的霸權代價不僅是生命損失和物質付出，還包括捲入外國紛爭和充當世界警察對美國民主制度和自由生活方式的損害和威脅：民眾稅負的加重、國家權力的膨脹、公民自由的喪失以及外國對美國的嫉妒和仇恨。更重要的是，自殖民地時代開始，美國人就把美洲新大陸與世界其他地區分離開來，把自己描繪成特殊的“新世界”，相信自己是“例外的” 和“獨特的”，不能捲入歐洲的紛爭中，與腐敗和墮落的“舊世界”同流合汙。
這種獨特的自我認知支持美國與歐洲主導的國際體系相分離，反對美國參與國際事務。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的時候，美國人放棄了過去的躊躇與不情願，在世界各國的“擁戴” 下躊躇滿志地承擔起領導世界的重任，從此踏入兇險的國際政治叢林之中，走上全球干涉之路。
越戰中的美軍
美國為何在戰後那麼熱衷於參與國際事務，充當國際警察？其實，美國渴望在世界上建立一個新秩序，體現美國的價值觀，這也是現在很多後殖民主義學者所批判的“文化殖民”。
20世紀中期，其實一切原則都是由美國所主導，比如經濟體系、國際制度和國際法，甚至聯合國的建立等等。這些原則自建立之後，就得到全世界的認同，讓美國人維持國際秩序的身份感再次得到強化，讓美國不得不繼續推行他的這一套戰略。
也許，這才是美國現在插手全球事務的根本原因。
中國與大戰：美國曾讓中國人失望
中國與大戰：尋求新的國家認同與國際化
雖然《中國與大戰：尋求新的國家認同與國際化 》(徐國琦著，上海三聯出版社，2008年）不是全面論述中美關係的，而是論述中國與第一次世界大戰，但是其中有一章，非常詳細敘述了美國總統威爾遜提出的“十四點原則”如何影響了國內的知識界及中國的未來。
美國第28任總統托馬斯·伍德羅·威爾遜
一戰之後，戰勝國在巴黎的凡爾賽宮召開巴黎和會，商討如何瓜分德國並建立新的世界秩序。美國在會上，呼籲世界列強，要用公理戰勝強權，保持各個國家的獨立完整，不能再像以前那樣，以武力征服民族國家。此外，威爾遜還提出應該建立國聯維持秩序。美國總統的這些言論受到中國人的普遍歡迎，因為這意味著中國可以從戰敗的德國手裡拿回山東。在當時，陳獨秀等人甚至稱威爾遜是“世界頭號大好人”。
然而，威爾遜的“十四點原則”遭到所有人反對，甚至沒有得到美國國會的批准，日本順利攫取了山東，這使得中國對美國失望至極，對美國的印象也開始惡化，心裡崩潰到了極點，中國知識界的一部分人轉而尋求其他的救國之道，於是找到了蘇聯的布爾什維克……
值得一提的是，現任香港大學的教授徐國琦還出版了一本英文版的著作：《中國人和美國人：一段共享的歷史》（Chinese andAmericans ：A Shared History，哈佛大學出版社2014年），作者運用國際史的視角，尋找到了看待中美關係的新範式。徐國琦認為，兩國在歷史意識等方面非常接近，兩國根本無法分道揚鑣，不論從哪個角度，這兩個國家都是難捨難分。
兩國只有共同面對現實，面對未來，才可以為世界開創一個新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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