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微信公眾號kopleader）機構專欄 Project Syndicate 作者 肯尼斯·羅格夫，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前首席經濟學家，哈佛大學經濟及公共政策學教授。
利用自己鼓鼓的錢包，大科技企業可以吞噬或壓制任何其威脅核心利潤產品的新企業，無論其手法是多麼隱蔽。
發自劍橋——亞馬遜、蘋果、臉書，谷歌和微軟等技術巨頭是否都已經變得過於巨型，富有而強勢，以至於監管機構和政界人士都無法與之抗衡？如果科技股的天價估值算是提供了一點蛛絲馬跡的話，那隻能說國際投資界似乎就是這麼認為的。對於那些科技寡頭而言這可能是個好消息，但是否對經濟有利還不得而知。
平心而論，近幾十年來科技行業一直為美國經濟帶來了無數驕傲和喜悅，也似乎是無窮無盡的創新源泉。谷歌搜索引擎的速度和實力令人歎為觀止，讓我們動動指尖就能擁有非凡的知識。互聯網電話讓分佈在世界各地的親朋好友和同事花一點點錢就可以進行面對面的互動。
然而在這些創新之外，更大範圍經濟層面的生產力增長步伐仍然低迷。許多經濟學家將當前的情況描述為“第二個索洛時刻”，指的是麻省理工學院傳奇經濟學家羅伯特·索洛（Robert Solow）在1987年發表的著名評論：“你可以隨處看到計算機時代降臨的跡象，除了生產力統計數據之外。”
生產率增長緩慢的原因有很多，尤其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後十年的低投資狀況。不過人們必須擔心五大科技企業的統治力、盈利能力和業務覆蓋範圍是否已經過大，以至於創業公司很難對其發起挑戰，最終扼殺了創新。當然，當年還是初創企業的臉書和谷歌也碾壓了Myspace和雅虎，但那是在科技股估值一飛沖天之前，而在如今的估值水平已經為市場裡的舊勢力帶來了巨大的資金優勢。
利用自己鼓鼓的錢包，大科技企業可以吞噬或壓制任何其威脅核心利潤產品的新企業，無論其手法是多麼隱蔽。當然初生牛犢不怕虎的青年企業家們仍然可以拒絕被買斷，但這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沒有多少人能足夠勇敢（或愚蠢）去拒絕唾手可得的十億美元並寄望以後能賺取更多。同時這些科技巨頭有可能利用自身龐大的程序員團隊來開發幾乎相同的產品並動用巨大法律資源來讓給這一產品保駕護航。
大科技企業可能會辯解說他們投入新產品和服務的所有資本都在推動創新。但我懷疑在許多情況下其意圖是將潛在的競爭扼殺在萌芽狀態。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巨頭的大部分收入依然來自其核心產品——例如蘋果的iPhone，微軟的Office和Google搜索引擎。因此在實踐中那些潛在的破壞性新技術很可能被埋沒成為技術儲備。
當然其中也有成功的案例。卓越的英國人工智能企業DeepMind在2014年被谷歌以4億美元收購後似乎一路高歌猛進。該企業以發展第一個橫掃人類世界冠軍的Go圍棋程序而天下聞名——據說中國軍方就是在這個信號的激發下開始全力以赴研究人工智能。但總的來說DeepMind似乎是個例外。
監管機構面臨的問題是，標準的反壟斷框架不適用於一個（主要以數據和隱私形式存在的）消費者成本完全不透明的世界。但這可不是放棄挑戰那些相對明顯的反競爭舉措的藉口，例如臉書收購Instagram（及其快速擴大的社交網絡）或谷歌收購其地圖競爭對手Waze的時候。
也許最緊迫的干預措施是削弱大科技企業對我們個人數據的掌控，因為正是這一掌控讓谷歌和臉書開發出了取代市場營銷行業的精準廣告工具。儘管美國的監管機構依然無動於衷，但歐洲的監管者們正在開拓出一條有前景的前進之路。歐盟如今通過的新通用數據保護法規要求企業允許消費者——儘管只是歐盟消費者——對自己的數據進行移植。
在他們最新出版的重要著作《完全市場》（Radical Markets）一書中，經濟學家格林·維爾（Glen Weyl）和埃裡克·波斯納（Eric Posner）更進了一步，認為大科技企業應該為你的數據付費而不是據為己用。雖然這一主張的可實現性還有待觀察，但每個消費者都應該有權利知道自己的哪些數據被收集了以及用於何處。
當然，美國國會和監管機構也需要在許多其他關鍵領域去駕馭大科技企業。比如國會日前就為互聯網公司提供了一個形同於假新聞散播許可證的批准法案。除非這些大企業平臺能採用與印刷，廣播和電視相同的報導標準，否則深度報道和事實核查依然會逐漸沒落，而這對民主和經濟都是不利的。
大科技企業所在國的監管者和政治家都需要警醒。美國的繁榮始終取決於其利用技術驅動型創新驅動經濟增長的能力。但是現在大科技企業既是解決方案的一部分，也成為了問題的一部分。
(本文作者介紹：報業辛迪加（Project Syndicate）被稱為“世界上最具智慧的專欄”，作者來自全球頂級經濟學者、諾獎得主、政界領袖，主題包括全球政治、經濟、科學與文化塑造者的觀點，為全球讀者提供來自全球最高端的原創文章、最具深度的評論，為解讀“變動中的世界”提供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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