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以什麼標準來看，李牧能夠為趙國兩卻秦軍，都是值得驕傲的戰績，特別是秦國現在如日中天的時候。問題是這樣的勝利，卻不能在任何意義上讓趙國變被動為主動。為了抵抗秦國一次又一次的進攻，趙國已經隨時處在戰時體制之下了。即全部的，可以利用的資源（特別是人力資源），都處在戰備狀態。這點倒和遊牧民族有點象，他們的壯勞力隨時可以進入狀態。但與遊牧民族相比，趙國的劣勢也是很明顯的。一是遊牧民族的生產方式，決定了他們平戰轉換的速度非常快。或者說要戰備集結的時候，並不影響生產的進行。而趙國的農業本性，要做到這點就很困難了；二是遊牧民族無論是主動進攻，還是處在防守狀態。一旦失敗，就會很快運動到對方後勤難以為繼的地方去。無論是軍隊的戰術撤退，還是整個族群的戰略轉移（比如跑到漠北去），都不會有致命的影響。這也就是在長達二千多年的歷史中，中原政權對於這些馬上民族所取得的勝利，多是擊潰戰，並且總是不得不坐視他們休養生息後，又捲土重來的要本原因。這一條放在趙國身上，就不適用了，即使知道秦人肯定還要捲土重來，除了把準備工作做的更充分點，也沒有更好的辦法了。
自長平之戰以來，連續30年的戰爭，已經極大的消耗了趙國的國力，無論是從人力還是物資（特別是糧食），趙國都快到無以為繼的地步了。經過李牧兩卻秦軍的戰役之後，李牧所率領的北地精銳，也受到了很大的消耗。在野戰當中，“殺敵三千，自損八百”的道理誰都清楚，更何況你面對的是戰鬥力最強的秦軍。因此，在公元前229年，秦國又一次的攻擊到來之時，趙國上下都預感到這一次很難挺過去了。從秦國的角度來看，之所以選擇這一年發起進攻，是因為對於秦國來說，三年已經足以將各項準備工作做好了。特別是把韓國滅掉，將他的國土和資源直接納入高效運轉的秦國管理體系中後，更加增強秦國在河內地區的力量（讓韓國作為僕從國協助進攻，和進行集中管理運用，效果是截然不同的。如果意大利肯成為德國的一部分，並由德國人擇其精銳編入德國的戰鬥序列。意大利人在戰場上也不會成為一個笑柄了）；而從趙國的角度來看，這一年他們也遇到了大麻煩，正好給秦國以可乘之機。因為趙國的國內由於天災，陷入了大面積的饑荒。其實對於每一個國家來說，週期性的由於天災而陷入困頓是難以避免的。特別是在極度依賴土地產出的中央之國，衡量一個政權是否穩定的很重要標準，就是他在大災之年，能否調集足夠的資源來平穩渡過艱難期。這一方面要靠平時的儲備（所以中國人喜歡積累，存錢）；另一方面則需要有控制力，進行區域調配。如果你的國土有足夠縱深，一般而言，不會幾個地緣版塊同時受災的。這也正是中央之國的地緣整合範圍越做越大，最終把東亞大陸的農耕區基本都包括進去的重要原因。當年強大的魏國，就曾經這樣做出過示範。每當他的河內之地遭遇災荒時，就把河內之民轉移到河東去就食；反過來也是一樣的。這種做法在後世的“封建王朝”中也非常普遍。每當大災來臨，而中央政府又沒有足夠的儲備予以救濟時，就會允許農民自然流動（就是放他們去未受災的地區“逃荒”），而這在平時是嚴格禁止的。
我們經常會在一個國家或者王朝覆滅之時，看到有大災發生，並被一些文人視為上天的預警。但其實根本原因並不在於天災是否會發生，而是必要的救濟手段失靈了。也正因為此，無論是古典時期，還是現在。中央之國的政權都無限重視救災的力度和效率，並視之為政權穩定的基礎（除非執政者已經無法掌控局面，統籌調配資源了）。現在的趙國，就遇到了這樣的問題。因為趙國已經沒有儲備來渡過災年，人力資源的嚴重匱乏也加重了災難的程度。並且以趙國現有的縱深來說，也沒有足夠的地理單元來互相救濟。並不能說就是天災滅了趙國，對於已經消耗趙國三十年的秦國來說，這只不過是一個戰術機會而已。如果需要的話，就算今年趙國無災，也不能保證明年、後年不會有。即使趙國這次又能幸運的挺過去，那下一次，再下一次呢？
從軍事的角度來說，秦國的這次攻擊路線並沒有什麼新意，仍然是一路出井陘，直插滹沱河南岸。一路渡漳水，直取邯鄲。之前的幾次失敗，並不能說秦國的這項戰術有問題，只是在執行過程中，受到了諸多問題影響罷了。對於由王翦率領的，北路秦軍來說，他們的任務會比上次輕鬆很多。因為趙國已經再沒有預備隊，從北線南援了。也就是說，王翦的任務，就是由北向南，與由河內向北攻擊的南路秦軍，合圍邯鄲。在我們所看到的“歷史”中，無數史家和他們以往所做的一樣，又把雙方的勝負歸結於某個精英人物身上了。而這次讓他們吹噓不已的，就是李牧了。因為最終具體為趙國指揮作戰的，並不是李牧。之所以這樣，據秦人說，是他們又一次的成功運用了“反間計”，讓趙王誤以為李牧會判趙投秦，因此殺之換將（反正後來的歷史是秦人“選擇”的，他們在反間計的運用上，似乎總是很得心應手）。鑑於李牧目前對秦軍保持全勝的戰績，這的確不得不讓人猜測，如果李牧不死，趙國會不會又一次轉運。
其實對於李牧個人來說，他的死未必不是一件好事，最起碼他可以帶著軍人的榮譽，而不用去承擔失敗的後果，留存於後人的記憶當中。就用李牧與否，和趙國的國運究竟有多大關係，趙國曾經的國相“司空馬”在秦軍攻趙之時做出過預言：：“趙將武安君，期年而亡；若殺武安君，不過半年”。也就是說，用了李牧，以他的軍事能力，趙國可以支撐一年。不用的話，就是半年，並沒有本質的區別。
既然李牧的生死，對於趙國的存亡，並有戰術意義（軍事上多對抗幾個月而已），那麼在戰略上，趙國有沒有辦法做出調整，那得一線生機呢？答案是肯定的，只不過趙國最終沒有運用這項戰略罷了。至於是什麼樣的戰略，我們隨後來解讀。
戰國之中和秦國對抗最激烈的諸侯國“趙國”，終於在秦國連續30多年的打擊下亡國了（前228年）。從秦、趙雙方的實力對比來看，這似乎是大勢所趨。比較讓人感到疑惑的，是在五國最後一次合縱攻秦後的十幾年中，秦國數次攻趙，直至趙亡，其他幾個諸侯並沒有施以援手，而是放任這個抵抗秦國的強硬派覆滅。如果說齊、燕兩國，因為暫時遠離秦國，而抱著僥倖心理坐山觀虎鬥（甚至落井下石），韓國因為國力和位置的問題，而試圖以“術”謀國，而不是在軍事上和秦國對抗（不能說韓國一直這樣，當年跟著魏國也打過幾場硬仗）。那麼和秦國大片接壤，並且有著不可調和的地緣矛盾的魏、楚兩國又在做什麼呢？說出來你可能不信，這兩個本來的抗秦中堅，正在對掐。
當年楚國被秦國攻佔南陽盆地、江漢平原、洞庭湖平原這些西楚乃至楚國的核心區後，便把經營的方向定位在的東楚的江、淮一線，並通過吞併越、魯兩國得到了補償。而後來的魏國，在失去河西、河東，河內、河濟幾個地理單元后，不可避免的將中原之地，作為了最後的根據地。通過得到宋國故地，魏國的綜合實力，仍然不算太差。本來與秦國有著共同仇恨的魏、楚兩國應該是天然盟友，而一開始的情況也的確是這樣。在魏、趙兩國組織的兩次合縱攻秦中，楚國都是積極的參與者。問題在在這兩次最後的戰略反擊失敗後，無論是魏國還是楚國，都對戰勝秦國，恢復故土不抱有任何期望了。楚國甚至在最後那次合縱攻秦失敗後（前241年），立即將都城由中原之地的“陳”（河南淮陽），遷至淮河之濱的“壽春”（安徽壽縣）。當魏、楚兩國暫時不再因為共同的目標，而聯合起來後，他們之間的地緣矛盾也就顯露出來了。雙方在淮河以北，尤其是當年的楚、宋交接之處，摩擦不斷。要說這點，楚國的春申君倒是早就想到了，因此他在公元前248年，就請求楚王將他在淮北的封地轉換到了江東。當然，那個時候的理由，是因為可能會在與齊國的博弈中，成為戰區。如果這個時候，秦國加緊了對魏、楚兩國的攻擊，那麼在共同的壓力面前，兩國之間的地緣矛盾，應當還不會爆發。問題是這段時間，秦國的主要打擊目標是趙國，甚至連不費吹灰之力就可以滅掉的韓國都沒有動（甚至還退了點南陽之地，安撫這個騎牆派）。在這種情況下，魏、楚兩國就有足夠的時間來發酵他們之前的矛盾了。
從秦國的角度來看，儘管已經是實力超群，但也決不願意諸侯們又有機會聯合起來與之對抗。如果魏國能夠在淮北和楚國糾纏，那對於準備一舉滅趙的秦國來說是再有利不過的了。為了讓這兩個最有可能救趙的國家打起來，秦國的那些外交家們又做出了自己的貢獻。除了讓魏國相信秦國並沒有打算滅魏，並認定自己的發展空間在東南方向以外，秦國甚至集合的四郡的資源，來幫忙魏國攻楚（前235年）。你可以將這理解為一種政治交換，即魏國放棄援趙的打算，而秦國幫助魏國從楚國身上得到補償。當日在長平之戰時，秦國就是這樣乾的，那時候他們許給魏國的土地，就是韓國在河濟平原的部分。、
魏國的這種做法，在我們看來肯定是一種短視行為。但在面對秦國所拋出的胡蘿蔔和大棒面前，不是誰都能做到深謀遠慮的。對於秦國來說，魏、楚之間究竟能打成什麼樣，並不是他所關心的。重要的是秦人可以在不受干擾的情況下，啃掉趙國這塊硬骨頭了。對於趙國來說，唯一的戰略轉機，就是王翦攻趙之時進行戰略收縮。主動把滹沱河以南的河北平原，也是就趙國最核心的地區，讓給秦國。以中山國和代國故地為核心重整山河。並由此而獲得休養生息的機會。
提出這項戰略的，正是我們昨天提到的司空馬。說到這個司空馬，他本來也是在服務於秦國的，不過在呂不韋的重壓下感覺沒有發展空間，而轉而投趙的。對於趙國來說，有這樣一個熟悉秦國內政的謀士來投，當然是求之不得的事。從地緣的角度來看，如果得到以邯鄲為中心的，滹沱河以南的趙國國土。秦國的確很有可能就此所攻擊方向轉向東南，因為得中原者，得天下的觀念已經深入人心。趙國之所以成為秦國的眼中釘，就是因為他們一直在秦國東擴的道路上，擔當阻秦急先鋒的角色。假如趙國主動退出抗秦第一線，並由此而保住最後的本錢（李牧的北軍主力），據滹沱河以自守。那麼秦國在衡量性價比後，魏、楚，包括齊國都可能成為他們下一步的戰略重點。
雖然我們一直很鄙視韓國那種以土地換和平，將禍水引向他國的做法。但對於已經處在抗秦第一線，達三十年之久的趙國來說，他們的確需要時間來休養生息了。在這種時候，主動退出地緣博弈的中心區域，雖然是在戰略收縮，但擁有忻定盆地、大同盆地和中山國故地的趙國，最起碼在地緣實力上，不會輸給燕國，還可以靜觀其變，以待時局變化。可能有人會說，趙國應該可以採取兩手打算，即先在邯鄲一線作最後的抵抗，實在抗不住了，再退守滹沱河。這看上去，固然是個可進可退的方案，但在實際操作中存在兩個問題：第一，秦軍是由南北兩路包夾邯鄲。如果不是和秦國在外交上達成協議，趙國的部分軍事力量可以向北突圍成功，但要想完整的將趙國的政治體系以及人口，安全的轉移到滹沱河以北，幾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其次，如果趙國在邯鄲城和秦國做最後的決戰，在即無外援，也無內援的情況下，失敗是必然的。而即使是趙國在最後的關頭決心後撤，並且有機會突圍成功。趙國殘存的軍事力量，也已經消耗殆盡了。在這種情況下，你根本沒有足夠的力量，據滹沱河以自守。秦軍最起碼會一鼓作氣，將燕國以南的趙土（即河北平原部分）盡數拿下，才會暫時停止追擊的步伐。
後來的情況也的確如此。因為司空馬的這項計劃，雖然能夠為趙國保存剩餘的國力，並擁有相對完整的國土以自守。但並不能讓趙國扭轉對秦國的劣勢，所能爭取的主要是時間了（起碼不會做第二個被滅的國家），而讓趙人放棄自己經營日久的核心區，是非常艱難的（晉陽已經丟了，再丟了邯鄲還是趙國嗎），曾經多次站到懸崖邊緣，而又轉危為安的趙國，決定再試一下運氣。因此沒有用李牧的趙國，還是選擇了在邯鄲城與秦國決戰，並一戰而亡。而為邯鄲流盡最後一滴血的趙國，再也沒有機會和本錢，和秦國談劃滹沱河而治的方案了。趙亡之後所殘存的力量，通過飛狐陘，穿越太行山脈退入了以蔚縣盆地為核心的“代郡”，並擁立了一個趙國宗室為王。不過從地緣的角度看，趙國已經亡了。就象後來的諸多案例一樣。如果中原政權能夠退到江、淮以南劃江而治的話，那他還能夠因有半壁河山而被視為王朝的延續。而如果核心區盡失，只是在某個邊緣地區殘存抵抗力量的話，那麼無論是在名義上，還是實際上都算亡了。因此這敗退收縮至代郡的“趙國”，在歷史上也被稱之為“代國”了。
儘管比預期的時間稍微晚了點，但秦國終於除掉了趙國這個統一的最大障礙。至於說那個“代國”，秦國暫時並沒有什麼興趣。真要是費力把他攻下來，還要分兵去對抗匈奴，戰略上沒有好處。按照正常的思路，秦國的下一個目標肯定是魏、楚兩國了。至於說燕國，已經和燕國全面接壤的秦國，當然可以立即展開滅燕之戰。只是與滅燕與滅代都有同樣的問題，即戰略上好處不大，還是花精力去防禦北線的遊牧民族。因此秦國還是傾向於先解決中原的事情（不代表不和燕國發生邊境衝突，只是暫時不會決戰）。當然，這只是個順序先後的問題。已經滅了韓、趙的秦國，一統天下的決定已經沒有人能夠懷疑了。也正因為此，預感到大禍臨頭的燕人作出了一個驚人的決定，他們決定主動出擊，以換得燕國的安全保障。只是燕國出擊的手段，實在有些異類和理想主義。由此，中國歷史上最著名的刺殺大劇“荊柯刺秦王”拉開了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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