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的期刊影響因子剛一公佈，就不出意外地引發了熱烈討論。這主要是圍繞影響因子對於作者、資助機構，以及學術界其他人士或機構的價值、重要性和相關性。儘管面臨種種挑戰和人們的保留意見，影響因子仍然被作者視作選擇投稿期刊時的首要考慮因素之一。這不禁讓施普林格·自然的首席出版官Steven Inchcoombe陷入沉思：
究竟該如何使用影響因子？又該如何以合理的指標來評估科研？Steven將自己的思考寫成一篇博客文章，現摘錄如下：各種談論影響因子有怎樣問題的聲音不絕於耳，但是用什麼來取代它以實現其現有的各項功能，我們在這方面似乎沒有取得很大進展。特別是，人們有充分的理由認為Eugene Garfield創立影響因子的初衷，即比較各種同類期刊的重要性及其隨時間而發生的變化，至今仍無可爭議。
問題在於，期刊影響因子的應用往往遠離其初衷，它被用來代表期刊所發表的某項研究成果的價值，或用來評判在期刊發表論文的研究人員。出版機構從不做這種評判——這並非是我們的工作。遺憾的是，科研共同體的部分成員在這樣做。例如，學術任用委員會和經費授予委員會多年來一直這麼做的，往往還會繼續做下去。
這反過來又影響到研究人員投稿時的行為。根據我們去年所做的作者調查（來自各學科和各地區的7萬多名作者參與其中），期刊的影響因子被作者列為他們在選擇將論文投給哪本期刊時的四大標準之一，其他為期刊的聲譽、相關性和同行評議質量。
但由於作者仍需要相關指導以決定向哪本期刊投稿，資助和研究機構仍需要評價科研人員，期刊和書籍信息購買者仍需要衡量是否“物有所值”，我們距離Randy Sheckman（蘭迪·謝克曼）所設想的不對科研工作附加任何衡量指標的烏托邦世界還很遠。
關於這一點，John Tregoning最近在《自然》發表的文章中做了非常清晰的闡釋，文中他發問說：“不用影響因子，那你怎麼評價我？別再說出版物的評價指標不重要了，請告訴科研初入者們什麼才重要”，
他還吐露了像他這樣的研究人員對待影響因子“心口不一”的窘境。那麼，是否應該由一級和二級出版商制定新一代的評價指標呢？如果是的話，又有哪些選擇呢？
顯而易見，應先從文章層面的指標開始：文章層面的使用數據、社交媒體關注度，當然還有文章引用量應加以使用並作為基礎。然後再根據這些文章層面的指標並結合作者貢獻聲明，創建研究人員層面的指標。我希望看到這些指標可以依據公開透明的標準建立，以便所有人理解、複製和應用。
我相信我們可合力完成此事，但我懷疑單憑出版機構是否可以。施普林格·自然正在增加其他的期刊層面和文章層面指標的使用，包括文章使用數據和Altmetrics、瀏覽量與下載量、文章及書籍篇章引用量、作者貢獻聲明等，並將所有這些信息開放給作者、資助機構和研究機構。
但是，如果要真正得到科研共同體的接納和青睞，我看還需要最終用戶（即作者、資助機構和研究機構）更多地參與意見並由外部機構進行驗證。
我十分自豪於施普林格·自然的所做作為和採用的方式。無論是訂閱模式還是開放獲取模式，無論是期刊還是書籍，施普林格·自然都致力於滿足人們對一系列更豐富、更廣泛指標的需求，從而讓我們的作者可以衡量其研究的“影響力”，讓作為內容消費者的研究人員能夠評估我們的期刊、文章和書籍的地位，讓圖書管理員能做出有充分依據的採購決策。
十幾年來，《自然》的社論多次表達了對影響因子過度使用的擔憂，並闡明為什麼需要有種類更多、更適合的指標來滿足不同的用途。我在此提出的問題是：我們大家該如何合作創建開放的指標，以更好滿足學術任用委員會和經費授予委員會的需求？我們只有在這些指標上達成一致意見並有了可用的指標，影響因子的使用才能迴歸其最初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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