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金融中心，是指聚集了大量金融機構和相關服務產業，全面集中地開展資本借貸、債券發行、外匯交易、保險等金融服務業的城市或地區。
縱觀近代中國，上海以其特殊的經濟地位而逐漸發展成為中國乃至遠東地區的金融中心，但在1935年11月國民政府廢除銀本位、使用法幣之前，並未能形成統一的國內金融市場，各地也存在大小不一的區域金融中心，如漢口、北京、廣州、長沙等。
百載商埠汕頭，也曾是舉足輕重的區域金融中心。汕頭自1860年開埠後，本地的金融業在組織、規模、功能等方面得到迅猛的發展，逐步成長成為韓江流域經濟區的金融中心，並反過來對區域的其他商業和工農業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汕頭成為近代粵東區域金融中心，最重要的三個表現是——
金融機構眾多
金融機構有廣義與狹義的區分，狹義的金融機構是指銀行、銀莊或錢莊，廣義的金融機構還包括僑批局、保險公司以及典當業等。
汕頭早期有百川通、蔚泰厚和裕源昌等三家山西票號及廣州官銀錢局經營稅款與官府錢銀，隨著華洋商業日臻繁盛，私人銀莊（分匯兌莊與收找店兩種）、批局紛紛設立，國內外各大銀行及保險公司也紛紛在汕頭設立分支機構，使汕頭成為近代粵東區域金融機構最多、類型最齊全的商埠。
中國通商銀行汕頭支行
晚清至1933年前，曾經在汕頭設置分支機構的中外銀行有中國通商銀行、臺灣銀行、安達銀行、大清銀行、交通銀行、中國銀行、中法實業銀行、省立廣東省銀行、中央銀行（廣州）及其改組後的廣東省銀行等。
臺灣銀行於光緒33年（1907年）在汕頭成立支行，陳傳忠藏
在1933年以前，私人匯兌莊是本區域最重要的金融機構，它們主要經營國內外匯兌以及汕頭與國內各口岸匯兌，與經營銀錢收入找出的收找店及經營南洋批款的批局具有天然的聯繫。匯兌莊、收找店兼營僑批及批局兼營匯兌，是一種比較普遍的現象。至1933年4月26日前，匯兌莊有62家，銀業莊有147家，收找莊130家。除此之外，還有數量眾多的僑批局、典當行及各大保險公司在汕設立的分支機構。
吞吐潮梅區域資金市場
汕頭是韓江流域地區貨物和人口的出入港，也是南洋僑匯的入口和集散地，是區域內熱錢最理想的生息之地。潮梅內地資金以汕頭為中介，再經過上海和香港與世界市場發生聯繫。
一般而言，內地各種土產上市季節，汕頭的資金流向內地，農閒時節，資金則自內地流入汕頭。內地土產所出往往不足以支付經由汕頭進口的糧食、肥料、工業製品以及其他消費品，則是由南洋的僑匯予以挹注，以保持貿易的平衡。1925年汕頭廢兩改元后，僑匯大量進入汕頭，市面遊資充足，而汕頭實業基礎薄弱，導致大量資金被投資到地產中，也推動了近代汕頭的市政建設。
信用貨幣成為區域金融市場的標杆
在近代社會，金銀等實物形態貨幣是市場中最有價值的通貨，但這一類貨幣不適於長距離的大宗支付，無法滿足開埠後貿易發展對貨幣的需求。在商品生產和貿易日益發展的基礎上，期票、支票、匯票以及紙幣（包括銀行發行的紙幣及私人銀莊發行的私票）等信用貨幣的產生，既滿足了貿易發展的需求，又進一步刺激了貿易的發展。
在汕頭，期票、支票、匯票等主要用於埠際貿易結算之用，紙幣則成為地方市場中用以代替金屬貨幣的通貨。1935年以前，在汕頭流通的紙幣中，私票佔據主導地位。特別是1925年廢兩改元之前，本地匯兌莊發行的七兌票以其信用的堅挺和價值的穩定而成為地方通用銀。
香港太古公司清朝末年在潮汕地區發行的鈔票
商品以七兌銀為單位定價，內地商家在汕買賣貨物須以大洋折價七兌銀進行交易。1925年後，改發大洋為本位的保證紙幣，在1933年金融危機之前也擁有比中央銀行（後改組為廣東中央銀行、廣東省銀行）紙幣更堅挺的信用。
位於老市區外馬路的廣東省銀行汕頭分行
以私票為工具，汕頭銀莊能夠迅速方便地吸收潮梅各屬的現洋用以各項投資和投機，使潮汕商人能夠以小量的資本做數倍於其資本的生意。
開埠後金融業的發展為汕頭成為區域金融中心奠定了基礎，在20世紀前三十年，其區域金融中心地位表現得最為明顯。
以“潮海關鐘樓”為圖案的汕頭集益銀莊民國三年版五元毫洋銀票
隨著1933年汕頭金融風潮的爆發以及全國的廢兩改元、1936年兩廣事變後，地方銀莊喪失對汕頭金融的主導權，私票被取締，地方金融被納入於以“中中交農”四行為主體的國家金融體系之中。在一個統一的國內金融市場中，並不具有在區域金融中心的生存條件。抗戰勝利後直至今日，歷經政治、經濟環境的變遷，汕頭雖仍是粵東區域經濟中心，但其作用與地位已與昔日不可同日而語。
近代汕頭的崛起，是韓江流域商品經濟長期發展以及國內外政治、經濟環境影響的歷史結果。具體的歷史條件下，汕頭具備了成長為區域金融中心的若干優勢條件——
1南洋僑匯的輸入
南洋鉅額僑匯的源源輸入是汕頭金融賴以保持活力的源泉，也是汕頭能夠發揮區域金融中心功能的最基本的條件。
近代僑匯
很多學者已經從多個方面論述了近代僑匯對於潮汕經濟和社會生活的重要性，而對於金融業而言，其意義尤其重大。首先是提供了資金來源，其次，僑匯運作機制本身就是汕頭地方金融通過上海、香港及新加坡融入整個資本主義市場體系的重要鏈條之一，這一鏈條一旦中斷，地方金融將成無米之炊。
2韓江流域地區貨物集散及人口進出地
汕頭在蒸汽船時代迅速發展成為粵東最重要的交通樞紐，是韓江流域地區貨物集散及人口進出的最大的口岸，這使汕頭獲得了吞吐區域資金市場最有利的位置。而且相對於韓江流域各屬，較為平靖的政治環境有利於汕頭成為粵東地區富人階層消費、置業最好的地方，使汕頭成為粵東最大的消費中心。
1929年，中國銀行汕頭分行的楊起鵬撰文稱：“民十六及十七年春，因汕市開闢馬路之計劃定，及內地不靖之故，彼富裕者莫不視汕埠為安樂窟，四方來集，月以萬計。但彼輩終日無所事事，而其所挾遊資，又難生息。於是乎競購地坦，廣建新屋。一方為求安全計，一方則為投資計，冀獲厚利也。轉瞬間汕市驟增無數樓房。當求過於供，風助浪躍，地租價格，一漲再漲，兩倍於前。”
曾經寸土寸金的汕頭老市區，陳傳忠藏
3官方對地方金融的不干預
官方對本地金融的發展採取不干預及少干預政策，私人銀莊主導地方金融市場，這是汕頭金融業發展的宏觀政策背景。其原因主要是缺乏穩定有力的中央政府，加上外國勢力的客觀存在，以及由此造成的政府未能具備足夠的經濟實力實現對金融市場的調控，這使地方金融業基本按市場的導向自主發展。
例如，1925年東征軍取締了汕頭的七兌票，但最終仍不得不允許地方銀莊發行保證紙幣。但金融事關經濟命脈，紙幣的發行尤具特別的意義，當其統治根基稍穩，就立刻要謀求在紙幣發行上的主導地位。但經濟運行自有其固有規律，在經濟領域的擴張並不能單純使用政治與軍事手段。1929年陳濟棠主政廣東後幾年，廣東政局相對平靜，三年施政計劃也取得相當的成效，特別是省財政狀況有了較大的改觀。1933年汕頭金融風潮期間，廣東省政府以解決金融風潮為契機，為廣東省銀行在汕頭金融市場的擴展提供財力保障，逐步壓縮汕頭私人銀莊的生存空間，並最終把地方私人金融業逐出地方貨幣市場。
4潮汕商人網絡
潮汕商人網絡的客觀存在，使私人銀莊在本地區擁有無比堅實的信用。近代潮汕商人做生意普遍的現象就是一些大商號往往會派同宗親屬或姻親在有業務來往的商埠另設聯號，或指定關係緊密的商店為聯號。典型的有澄海陳慈黌的家族企業——乾泰隆及其聯號、高滿華的家族企業——元發行及其聯號。
在1930年前後的寶盛莊、源大莊、成茂合記莊等潮陽幫大銀莊，都是潮陽縣溪東陳氏家族族人所有。寶盛莊東家陳青帆與源大莊東家陳道南在陳氏家族中是同輩的兄弟（18世），兩人也都因為在上海的投資失敗而連累汕頭的銀莊、商號（陳青帆在上海開設恰盛雜糧行、陳道南開設源大行）。
澄海陳慈黌家族
除了寶盛、源大之外，陳氏家族在汕頭開設的銀莊還有：陳玉亭（17世）開設的阜豐莊、德成莊，其中德成莊由其三子陳鵬秋主持，阜豐莊由其五子陳雁秋執掌，陳雁秋曾任汕頭商務總會協理（1909年）；陳世霖（18世）開設的春成銀莊、陶成銀莊；陳秀山（19世）開設的鼎豐銀莊；陳熾臨（19世，又有寫成陳熾林）開設的裕成莊。
從這個角度看，近代汕頭以上海、香港為核心的、遍及北方各港口與南洋諸商埠的龐大經濟網絡，實際上是一個由彼此間熟悉的潮商構成的熟人社會。在這樣一個熟悉的經濟網絡中做生意，非常容易形成重信用而輕手續的商業習慣。如果有一二家商號在做生意中不守信用，他將必須承擔在熟人社會中聲譽敗壞的後果，這將使他難以繼續在這個經濟網絡中生存。各銀莊通過宗族或姻親等關係為紐帶，相互聯繫的緊密程度常常為外人歎為觀止。
5規範化的行業自我約束
由於官方的不干預，使金融業的行業自律顯得更加重要。近代汕頭金融業主要有匯兌公所（會）和銀業公所（會）兩個同業組織，為維持同業信用，公所內部對於私票的發行及清理都有嚴格的規定。例如匯兌公所對七兌票實行“換紙”制度，防止同行濫發紙幣，維持七兌票信用，並排擠雜行紙幣。
1920年間，匯兌、銀業兩公所決定一致拒收雜行紙幣，“議決凡已入匯兌銀業兩公所之各莊號發行紙票，固應流通，互相授受，而其他未經入會團體以外之各號紙票，無論本埠及外埠，一律謝絕接受。”對於倒閉銀莊紙票的清理，匯兌銀業兩公所都實行聯保，即一家倒閉，全體負責。1933年5月份，匯兌公會成立“汕頭市匯兌業同業公會保證白票管理委員會”，規定“在產業保證白票聯保會內，無論何號發生倒閉，由發生保證白票之莊號，依照所發行之額數比例出資，代為兌現，其代墊之款，在產業未拍賣歸還之前，每月貼息一分，以照公允。”這些行業自我約束的規則保證了近代汕頭金融業整體上的信譽。
回顧汕頭開埠所開啟的近代潮汕輝煌時代，所有的潮汕人都不禁為之自豪，展望未來潮汕的發展，在這一片既是“省尾國角”、又是位於太平洋西岸重要航線上的土地上，今日以及未來的潮汕人必將能夠重現先輩們的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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