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会学术报告剪影
论“文本意向性”
赵毅衡 四川大学
摘要：意向性，是意义活动的出发点，它是意识面向对发出的观照。意向性包括文本发出者的意向性，文本解释者的意向性，以及处于这二者之间的似乎无主体的“文本意向性”。文学艺术的发出意向，既包括艺术家的意向，更包括展示者意向。展示指明文本的文化范畴，对于文本的意义解释更有决定性影响。在文本传播的过程中“文本意向性”，是关键环节，它与文本本身的品格共同决定文本的基本意义特征。文本本身中会留下大量意向性的痕迹，这些痕迹召唤着解释意向性。文本中的“意义不定点”越多，文本的“解释张力”就越大，对解释的要求就越高，意义解释就越丰富。
从同一性到差异性的演化机制——文化产业的符号学阐释
陈卫星 中国传媒大学
摘要：立足于传播符号的表意功能的意识形态分析，在20世纪前期崛起的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在理念上否定文化工业：认为文化被资本主义的同一性逻辑所支配，物品的内在价值被简化为相同个体的交换价值和价格，同质文化创造“单向度的人”。所谓的意义既不是通过无数匿名受众的共同习惯所建构，也不是经由艺术家的个性化想象所创造，而是由唯利是图的企业和居心叵测的政治领域的权力操控者有意制作的。
20世纪中期问世的以英国伯明翰学派为代表的文化研究提出媒介文化的双重性质，即统治和反抗同时以意识形态、符号、表象的形式存在。从产业经济学的角度改变消费者和生产者的社会关系：即从稀缺经济学的对抗性关系到充裕经济学的伙伴/用户关系或供应/竞争关系。人的差异性扩张和主体性诉求使得文化产品成为身份实践的道具，从而建构其消费实践过程中的符号置换、去中心化、去神秘化和结构过程。
随着后工业社会和经济全球化时代的来临，文化产品以信息、通信方式、品牌产品、金融服务、媒体产品、旅游休闲等形式在全球弥散，融合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勾连。伴随着全球化语境的扩展、交叉和融合，以物象为核心的文创产业统合技术创新与人际传播的流量效应，重新界定信息传播的符号化语境，一方面从人的和人性的需求的符号再现创新来证实人的全面发展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一方面通过技术中介的物象符号承载理性观念和物质载体合为一体的符号流。
在当今的文化实践中，人们有可能探讨不同文本语境和社会语境下的意义建构实践，包括那些不平等的关系和不平等关系借以形成的媒介，并就此探讨改变不平等关系的可能性。伴随文化的普遍性和创意的特殊性的同步竞争，流行文化、亚文化与日常生活的交织、城市和乡村的主体性身份的流动和反转、话语制造权力的霸权结构的流动、可视性和非语言媒介的突破式增长、对既定制度规范的文化政治学质疑、跨国知识流动对本土文化的冲击，当今的符号流从结构形态上不断更新信息社会的媒介化外观。
如果说，在传统媒体时代的文化工业中，媒介化（mediation）主要发生在表征的层面，而在数字化时代的文创产业中，统合内容制作的数字媒介域重新聚合受众/用户/消费者的组织形式和获取信息、储存信息和流通信息的方式，这种“物的媒介化”对社会环境和外部世界的再现形式正在修饰和改变人们的存在方式。这同时也向我们提出三个问题：如何从经济效益的角度来选择文化产品的传播方式？如何引导或展示文化产品的符号利益？如何根据产品开发、设计所需要的资源调整和生产模式的确定来定位文化产品的系统研究？
谈谈传播学研究的符号学路径
丁和根 南京大学
由于传播学研究较为技术化，更多侧重手段的考虑，对于载体、外在的社会影响因素考虑过多，而对相反的方面考虑较少，因此，可以从对形式的关注转为对内容即通过符号的运作而产生的意义的关注。除此之外，传播学与符号学的结合的可能性和方法需进一步探索。比如：符号学在思考传播过程的时候，将其看做一个完整的系统，这是值得传播学借鉴的。
符号传播中的认知方式
隋岩 中国传媒大学
元语言和含指项已经成为了我们的思维方式，通过我们可感的、可知的具体事物，将抽象化为具象，成为我们的认知方式并沉淀与我们的文化之中。
构建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前提性问题
赵士发 武汉大学
摘要：构建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必要性在于它是构建当代中国话语体系的重要内容与方法论，当代符号学理论与实践的发展为马克思主义符号的建构提供了可能性。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理论的研究对象是符号的本质、特点和发展规律及其对人的作用，其基本问题是人与符号的关系问题。构建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符号学，在方法论上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方法论，又要特别注意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方法与符号学分析方法的内在融会贯通起来，创立马克思主义的符号学分析方法。从实践出发，把握人与符号的关系这一基本问题，以之为核心展开对符号世界的系统分析，揭示符号的本质特点和发展规律及其对人的作用是构建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基本路径。
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新近20年：1998-2017
廖圣清 复旦大学
摘要：2018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40年来，新闻传播学不断发展，特别是1998年以来，新闻传播学由二级学科新闻学上升为一级学科，推动新闻传播学科进入发展快车道。学术研究是学科发展的基石。本研究将以近20年来中国新闻传播研究的状况和变化为基础，探讨中国新闻传播学科的新发展。我们从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数据库中获取了1998年至2017年《新闻与传播研究》、《新闻大学》、《现代传播》、《国际新闻界》、《新闻记者》、《中国出版》、《编辑学报》、《出版发行研究》、《科技与出版》等9份期刊的全部40398篇文献，并作为研究对象。研究以文本挖掘为主要研究方法，以主题建模和文档聚类为主要数据处理技术。本文的分析将从三个方面进行：（1）一级学科层面新闻传播学研究的现状与进展；（2）新闻传播学各二级学科（新闻学、传播学、广告学、编辑出版学等）的研究进展与二级学科间的差异；（3）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影响及其与其他一级学科研究的关系。具体分析将从研究主体（谁在研究）和本体（研究什么）展开，以期深入地、系统性地检视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近20年来的发展状况。
Emoji与微信表情包：符号传播的平行比较
林升栋 厦门大学
摘要：本文以国际上使用最广泛的Emoji和国内最流行的微信表情包中的“小黄脸”为文化间平行比较的素材，先分析了两种表情包使用与传播的媒体情境，接着从社会符号学角度解读两种小黄脸的表情情绪，最后采用视觉语法框架，进一步比较各自的再现、互动和构成意义。
传播学视野下的具身性及离身性问题
刘海龙 中国人民大学
摘要：身体问题一直不被认为是传播研究涉足的领域，即使其他学科在1970年代后开始关注身体问题，传播研究依然不为所动。其主要原因是身心二元论的前提假设，认为传播是心的交流，与身体无关。但是传播研究对于身体却存在一些未曾明言的前提假设，并且因为缺乏讨论，对这些假设中的矛盾态度很少反思。主要表现是一方面推崇心的交流，另一方面却将具身在场的交流奉为理想。但是VR、AI等技术消解了身体的重要性之后，理所当然在场的身体面临危机。传播研究前提假设的重置，将会引起传播概念的重新定义，影响传播研究的问题域。
与先前哲学与社会学关于身体的讨论相比，传播学中的身体问题有何独特性？这是本文打算讨论的主要问题。哲学中的身体问题将身体作为本体论问题加以讨论，经历了一个从笛卡尔的身心二元论到身心一体论的转变。在其中梅洛－庞蒂起到了重要作用，他将身体提升到与心灵同等重要的地位。但是在他所处的时代里，自然的肉身似乎是唯一的，而未讨论技术可能带来的可能。所以在他的论述里，身体又具有本质主义的特征。需要进一步讨论的是：身体图式是本质主义的还是建构的？
社会学中的身体社会学将身体作为一个场所（place）或象征系统，将其视为文化和权力的展开与配置的中介。这其中比较典型的是莫斯对于身体技术的讨论和奥尼尔所提出的身体的五种形态理论。前者将身体看作是一个由文化塑造的应变量；后者则将身体看作一种自变量，影响着着我们对世界的意义建构。拉可夫等人关于语言哲学的讨论中，也把身体当成自变量，用具身性的隐喻来理解世界。
传播研究对于身体的看法存在分歧，有的将其看作传播媒介，有的将其看作传播条件，当然可能还存在其他有待探索的可能性。就目前来看，传播中的身体问题有三个展开的方向。一是在场与缺席问题：身体的在场与否是否会影响传播结果？社会信息处理理论和媒介事件提出了与之前传播研究完全不同的结论，认为大众媒体和新媒体也可以达到身体聚集同样的效果。
第二个问题是身体载具是否是传播得以发生的必须条件？一种回答是必须，一种是不必须。这两个阵营的分歧主要源自身体的本质主义与建构主义的分歧。前者的代表是彼得斯，他提出“过去的交流成功标志是触摸灵魂，现在是触摸肉体”。但是这个必须的身体是唯一的还是可更换的，讨论得还不够。梅洛－庞蒂未明确回答的身体图式问题在新媒体条件下突显出来，一个极端的问题是：我们有能力操纵迥异于原生肉体的新身体？在“不必须”的回答者中，又分为激进的与温和的两类。前者认为完全可以在抛弃身体的条件下进行交流，后者则认为虽然自然的肉身不是传播发生提条件，但是必须要依赖于某一个身体。
第三个问题是能否以及如何与机器交流的问题。机器激起笛卡尔式的机械性身体的想象，但是程序却没有有形的“身体”。由于交流方式的惯性，人类在与程序交流时还会遗留对身体的想象（如媒体等同理论所示），但是彼得斯认为数字技术只有0和1这两个确定的状态，没有幽灵的容身之所。而后人类主义则认为机器有其独立立的思维与行为逻辑，并且有一些已经影响了人类行为的逻辑，机器具有同人类相平等的主体性。但是如果从芝加哥学派的传播问题来看，缺乏身体的移情想象是否可行？这构成了新的研究课题。
本文的最后以传播思想史视野下的身体问题为例，探讨了身体问题在传播研究史中是如何展开的。
意象论：图像框架与视觉修辞分析
刘涛 暨南大学
摘要：所谓意象，就是寓“意”之“象”，强调意与象的结合。在中国古代的文论传统中，“象”的“出场”存在一个深刻的哲学背景——“言意之辩”。按照魏晋玄学“言不尽意论”，语言在意义面前是尴尬的，也是痛苦的。为了缓解“言”与“意”之间的矛盾，中国古代文论给出的解决方案就是转向“言外之意”，而具体的实施方式为对“象”的生产与挪用。从语言之“象”到视觉之“象”，意象的生成语言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视觉传播实践中的意象，本质上是一种视觉的“遗孀”和“重现”，而且往往是作为一种认知事件（mental event）“出场”并发生作用的。作为一种集体共享或反复发生的视觉化的领悟模式，意象是一种“伪装”在日常生活经验之外的意义体系。视觉修辞的重要思路就是对特定的视觉意象的激活、挪用与招募，而原型意象、认知意象、符码意象则是三种常见的意象形态。作为从视觉图像到视觉话语之间的接合（articulation）方式，意象不仅是抵达图像修辞意义的认识“媒介”，同时提供了一种通往图像符号的视觉框架（visual frame）及其深层元语言结构的分析方法。
中西方仪式传播及符号隐喻观念比较
吴予敏 深圳大学
摘要：如果说仪式传播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的基本传播方式，那么，仪式传播的形式、结构、价值系统，必然有其文化的深层原因。对于仪式传播的场景及符号隐喻面向的比较，是有效的视角和方法。
仪式传播需要通过媒介载体完成对社会的仪式化功能建构。这些功能通常可以概括为：化解危机和冲突达致悲剧消解；强化社会身份建构社会权力层级并使权利神圣化偶像化；区划日常生活和超验生活界域以营造精神价值的高峰体验；转化个体意识为群体认同；延续并建构新的文化传统等等。在这些基本方面，中西方是相同的。但是，与西方学者用“竞赛、征服、加冕”等基本模式的对抗性、对立性和对应性逻辑来解释媒介仪式传播和符号隐喻关系不同，中国仪式传播特有的东方式的“俗艳－戏谑”、“苦情－抚慰”、“超圣－还原”等模式，具有特有的符号隐喻特征和表意建构功能。
作为隐喻的“10万+”：一个意义空间的生成
胡翼青 南京大学
摘要：媒介技术将“10万+”变为一种符号，形成了一个崭新的文化消费空间。不同的社会主体如同“赶集”一般涌入，遵从一定的游戏规则交织互动，产生丰富多彩的社会关系，从而赋予这一空间以精神内涵。作为社交媒体平台上的空间界定标识，“10万+”为何如此瞩目？在这个空间中，不同主体之间究竟如何互动？本研究运用文本分析、深度访谈等方法，发现“10万+”作为一个符号，建构了一种意义空间。具有文化资本的知识分子以情感动员为核心策略将公众吸引而来，进而向商业资本发出利益邀约，各个主体遵循一定的游戏规则在空间中进行意义生产。
超级符号与传播力
孟华 中国海洋大学
摘要：超级传播力的符号为超级符号。从传播的角度看，相对而言，影像符号擅长注意力；语言符号擅长影响力；实物符号擅长行动力或见证力。超级符号就是集注意力、影响力、行动力于一身的符号。
从“新闻游戏”看游戏化传播的符号表征
蒋晓丽 四川大学
蒋晓丽教授首先界定了“游戏化”与游戏化传播这一组概念，随后说明了游戏化传播的表征是新闻游戏，同时从新闻元素、交互叙事、沉浸体验、即时反馈四个方面分析了新闻游戏，认为新闻游戏已经逐渐构筑成一个独特的传播景观，而从符号学出发去阐释这一现象是非常有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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