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遠看像條狗，近看郭沫若。
——汝非狗，焉知狗之優劣與高低！
如今在網上，郭沫若的形象昭然若揭：遺臭是主流，流芳為小眾。當然，這裡的“遺臭”指的是人品，而其不過是風流圓滑了些，白居易還曾狎妓過百，李白早年奢居長安，拍盡帝王馬屁。
一言以蔽之，現在有一部分人，寧可相信在平行世界裡，薛定諤的貓如太陽一般永恆的活著，也不遠承認與肯定現實生活中一位為學術奉獻大半生的學者的成就！細想來，猶如銅鏡蒙塵，便手足無措，不願像紳士一般抹去灰塵，而寧願以蓬頭垢面示人，實屬可笑。作為學者，我們更應該關心的，是郭老的學術成就。
相比於同時代的大師，郭老絕對是不走尋常路的。4歲誦唐詩，8歲入私塾讀《詩品》，9歲讀經作律師絕句……從小浸淫詩書，為其後的國學研究打下了深厚的基礎；到了壯年，郭沫若遠渡日本深造，接觸到了歌德、斯賓莎諾、泰戈爾，愛不釋手，後來又吸收了馬克思和列寧的思想主張。其學貫中西的知識儲備，造就了他吞吐中西的文化觀。
洋務運動以來，中體西用大行其道，郭沫若將這一方法論不走尋常路的運用到學術研究上，獲得了同時代的人所達不到的高度。
新文化運動期間，胡適、李大釗等人舉著打倒“孔家店”的旗號，一味對西方文化狂熱崇拜追求，全盤否定中國傳統文化；梁啟超、梁漱溟等人則恰恰相反，認為西方文明需要中國文明來拯救，中國固有文明將取代西方未來的文明。以上所舉之人，均為當時傑出的大師，但是以現在的觀點來看，他們的觀點都是錯的。
此時的郭沫若，吸收了馬列思想，深知辯證的看待問題，才能接近真理。所以他一面保留國學的精華，又引入西方近代科學文化，彌補國學的缺陷，在這一來一去的中西文化研究交融中，郭老開闢了一條摒棄傳統觀念解釋中國傳統，而以外來思想學說觀察和解釋固有文化的學術研究新路徑，比之同時代大師，其境界和遠見，高明許多。
值得一提的是，在這種研究方法當中，他看到了世界各種文化大都有興有替、有盛有衰，唯獨中國文化一脈相承，生生不息。最終他得到了這個問題的答案：中華文化不是沒有面臨過垂老之境，而是“異民族文化優秀之成分”化作一注“血清”，為彼時的中國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而郭老研究國學的方法與觀點，正是中華文化能源源不斷注入這支“血清”的保障。
除了研究國學，在研究史實方面，郭沫若也獨創了一套優於同時代大師的，更能還原歷史真相的方法論。
當時的社會，研究史實分為兩派：古史辯派和考古證史派。前者以《詩》、《書》、《經》等前代流傳下來的紙上材料為依據，考證歷史；後者則以甲骨卜辭、周金文等地下材料為依據，考證歷史。而郭老看到了兩種方式的侷限性：封建社會，皇室為了統治需要，紙上材料往往扭曲了事實真相，並不完全可信；而考證地下材料，雖然能更加接近歷史真相，但在反映當時社會思想和歷史細節方面，顯得力不從心。
對此，郭老吸收西方思想和方法論，結合兩大學派的優勢，獨創了唯物史觀派，把紙上材料和地下材料熔冶一爐，創造出一個比前人更完整先進的體系。
此外，在甲骨金文探究；周秦諸子思想文化研究；詩詞歌賦人物形象考證；詩歌、詩劇、史劇、小說的創作等方面，郭沫若均有著不俗的成就。涉及領域之廣，令人咂舌。曾經有個小故事，很能反映郭老學識的淵博。
1972年，曾有兩位日本學者到泰山旅遊，山嶺發現一石碑刻有“蟲二”二字，百思不解其意。不甘心，遂找到郭沫若，以求答案。片頃，郭老在兩字上填上幾筆，成為“風月”，意為“風月無邊”，喻指泰山美景。只寥寥幾筆，卻將中華文化的博大精深展現的淋漓盡致。此拆字燈謎雖非郭老原創，但在消息閉塞的當時，也反映出其學識之豐廣。
瑕不掩瑜，瑕依附瑜而生，如果連瑜都視而不見，又何必妄談瑕疵？對待大師，我們也當觀其“風月”，而非揪其“蟲二”不放，那樣，你將錯過“無邊風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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