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綸等與艾林波之間的正式談判極不順利。艾林波並沒有一次開出其全部要求，而是隔幾天開出幾條。崇綸見其開出條件中有“公使駐京”，予以駁斥，談判立即陷於僵局。請來幫忙的法國參贊哥士耆開始還參預“調停”，後不甚置辯，藉故回到北京。臨行前，他告崇綸：“駐京則許以五年後再作計議”。到了此時，奕也打算讓步，給咸豐帝的奏摺中稱：“照哥士耆五年之說，亦未可聽從，或俟十年後，內地各省軍務肅清(指鎮壓了太平天國、捻軍等遍於全國的反叛)，再行妥議。”他沒有直接將此讓步告訴普方，而是希望崇綸“竟將駐京一節直截阻卻”。艾林波的對策極為奇特，卻直接刺中清方的“要害”。他徑直派出官員進入北京，在英國使館旁側房屋住下，並宣稱艾林波將進京與奕直接談判。
崇厚
咸豐帝畫像
普魯士人入京事件，持續了5天。6月27日，普魯士人離京，赴迴天津。奕由此決定在“公使駐京”上作出讓步。他在奏摺中稱：“通商換約及駐京各層，固不可徑許，以啟輕視之心；亦不可拘執，激成事端。”根據他的指示，崇綸等在天津談判中提出，“公使駐京”待10年後視情再議。艾林波對此還價，5年後派公使駐京。崇綸等再作讓步，同意5年後視情再議。雙方的爭論由此涉及到5年從何時起算。由於擬籤的中普條約規定，條約簽訂後一年內互換，據此很快達成共識，從條約互換時起算，即“公使駐京”可推遲6年。奕覺得這一結果尚可接受，上奏請旨獲准。此後的爭論，主要是技術性的。清方要求將5年內不得派公使駐京寫入條約，普方提出條約內明文規定“公使駐京”，另立一專條寫明：條約交換後扣滿5年，普魯士再派公使駐京。清方要求，5年後視情(即奕先前提及的“內地各省軍務肅平”)“再議”也寫入專條，普方提出，不列入專條，而由艾林波出具照會。清方因英法聯軍入京時曾指定皇家國戚之“府第”為公使館舍，要求條約內寫明“不住府第”，普方提出，不載明條約，也由艾林波出具照會。
1861年9月2日，崇綸、崇厚與艾林波在天津簽訂《中普條約》42款、《專條》1款、《通商善後章程：海關稅則》10款。其完全以中英、中法《天津條約》為摹本，使普魯士及德意志關稅同盟各邦、城獲得了大體相當於英、法所得的權益，其中包括領事裁判權、協定關稅、片面最惠國待遇等一系列不平等條款。清朝的上下對此竟毫無覺察。他們感興趣的條款是，“公使駐京”已推遲，公使在北京不住“府第”，條約在上海或天津互換，而且並沒有像《中英天津條約》那樣規定“覲見”的禮節！
中英、中法《天津條約》內容
廣東人民出版社委託宣傳
參考文獻：
茅海建：《當代學人精品：茅海建卷》，廣東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
華 興 春 秋
小編 ：季我努學社青年會會員 謝敏 鬱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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