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拯历来以忠君正直著称，为什么要拿皇家的人———自己表忠心的对象———开刀？这要从包拯的为人说起。虽然知人论世，本非文学解读所需承担的“历史任务”，但任何一种“文学想象”都不可能是空穴来风，自有其历史遗痕与现实原型。
包拯字希仁，庐州合肥人，主要生活在北宋仁宗年间，《包拯墓志》记载他“始以孝闻于州闾”，“以亲老待养，十年亡宦”，“孝”名闻天下，加之做官刚正不阿，很少有笑容，人形容“笑比黄河清”，故谥号“孝肃”。欧阳修称赞他“少有孝行，闻于乡里，晚有直节，著于朝廷”，中国人向来尊敬忠臣、孝子和清官，而包公一人就具备了这三种优良品质。学者徐忠明在《包公故事:一个考察中国法律文化的视角》一书中提出关于包公的三种叙事:历史叙事、自我叙事和文学叙事。在历史叙事中，包公是维护王道政治的“劲正之臣”。
包公的自我叙事则是通过奏议谏稿体现出来的竭忠于君、施爱于民的为官之道，他所追求的司法目标是“仰合天道，俯顺人情”。在文学叙事中，他是关公一样的象征性人物，寄托着草根社会的爱憎。文学中公案加侠义的叙述模式更体现了一种民间情怀，包公代表的是官方权力，而侠则代表着体制外的一种力量，这两种力量结合在一起，在官场黑暗的年代无疑是一剂猛药，这也可以理解为边缘权力向正统权力靠拢，忠君作为一种儒学伦理，贯穿朝野。但从“清官情结”这一文化心理来考量， 作为知识精英和道德精英的包公越是被美化和神化，越说明民间对公共权力特别是司法权力的失望，才将希望寄托于想象中的包青天。不管怎么说，包公的断案与行事，都不可能游离于他的忠君思想与政治理想。
包公铡美是为了树立女性道德标兵，劝民风向善，使天下海晏河清。秦香莲身世之苦，令人油然而生怜悯之心，而秦香莲品德之贤，更是可以做世人的楷模。从人之常情来看，肯定关注前者，人皆有恻隐之心，若从政治眼光来看，必定侧重于后者，这是一个值得推广的先进典型。秦香莲品格的核心因素是孝和贤，即柔顺，她为这样的做人准则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牺牲了自己的青春和情感。
她所代表的孝妇贤妻，包蕴了三个层面的社会内涵:(一)自觉服从伦理道德要求，做到孝和贤。(二)主观上无自我，具有忍辱负重的献身精神。(三)客观上维护封建社会男尊女卑的秩序，稳定夫为妻纲的家庭关系。秦香莲身上突出的利他精神，是对一切女性优秀品质的总概括，她是靠“牺牲独立性来达到人与社会的和谐”。虽然从女权主义角度来衡量，她属于主体意识不强，独立人格匮乏，柔弱有余，坚强不足，但在一个男权世界里，自觉以男性为中心，维护既有秩序，这是国家安定团结的重要心理基础。惩恶扬善，教天下百姓死心塌地地信赖社会的伦理准则，包公必须扶弱锄强，铡掉陈世美，牢固树立孝妇贤妻的范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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