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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遵义市长魏树旺发出邀请：“欢迎到遵义当农民！”一时语惊四座。的确，改革开放40年来，遵义在推进城市化进程中取得了瞩目成就，农村更未停下发展的步伐。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正安“300娘子军”南下番禺为起点，我市组织大规模的农村富余劳动力向沿海发达地区转移。随着遵义经济社会发生巨大变迁，而今许多在外闯荡的农民工更愿意回到家乡发展。2008年以来，我市积极出台政策扶持农民工返乡创业就业，现在全市已有19个农民工返乡创业园（点）。
乡愁，既是对故土的一往情深，更是投身家乡建设大潮的奋发有为。遵义一批批外出“闯荡者”的返乡潮，正印证了这一点。激发内生动力的农村，使人民有了奔头和向往。
向南，一支浩大的劳工队伍
让全世界弹上贵州吉他，是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贵州神曲乐器制造有限公司负责人郑传玖的梦想。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他抱着一把自己厂里制造的吉他，略带憨厚的笑容定格在媒体的聚光灯下。5年前，他响应政府号召，将吉他制造公司从广州搬回了家乡正安县。在他的带动下，正安吉他制造产业形成高度集聚效应，吸引39家吉他生产及其配套企业入驻，正安成为著名的“中国吉他制造之乡”。
时间退回到1987年2月25日。春寒料峭，正安县城前所未有的热闹——人们正热热闹闹地送别298名正当芳华的姑娘。
这些姑娘，就是正安第一批劳务输出“娘子军”。她们的文化程度在初中以上，根据广东番禺县和正安县签订的劳动协议，她们自愿报名，经过筛选，将南下番禺成为产业工人。而后，人们凑个整数，称她们为“300娘子军”。
正安籍著名作家赵剑平当时目睹了此景，在他后来的长篇小说《困豹》中设置了耐人寻味的重放镜头——送别的车站，本来欢天喜地送行的人群突然莫名沉重起来，一位少年像堂吉诃德向风车冲去那般，本能地喊着：“喂！你们还回来不？”良久，一扇车窗里拱出一张泪脸，哽咽道：“我们……要回来……”
离家远走，不管未来光明或暗淡，多多少少夹杂着那么一些不舍和惆怅。
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在南海边划了那个“圈”，一个远在西部内陆的城市——遵义，也感受着波动和能量。遵义的农村青年通过广播电台等媒介，敏锐地从风中嗅到了珠三角开放和富裕的气息。于是，他们成群结队地告别家乡，在车轮与铁轨不断的摩擦声中，挤上了开往珠三角的列车，成为最早一批在改革开放大背景下的西部闯荡者。在“300娘子军”南下番禺过去10年后，贫穷的正安青年郑传玖离家了。
在当时的遵义，这些闯荡者称自己的行为叫做“杀广”，意为去广东拼杀出美好未来。一个“杀”字，似乎道出了一种豪迈而壮烈的情怀。这些闯荡者一浪接一浪，形成一种壮阔的景观——“民工潮”。
反思，乡关何处是？
以此为起点，市政府开始大力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向发达地区进行劳务输出，最早集中在珠三角，后扩至长三角和京津地区。
在80年代的劳务输出大潮中，一个年轻人离开了家乡汇川区团泽镇大坎村，要去广东。他一穷二白，连火车都舍不得坐，看到一辆开往南方的货运火车，便爬了上去。在哐当哐当的火车上，他畅想起自己的美好未来，心潮澎湃。他的名字叫张明富，那年26岁。
现实先给他泼了一盆冷水。起初，他在广东向打煤球的亲戚借宿，面颊脏黑的亲戚很热情，把唯一一个由旧门板和椅子搭成的床让给了他。第二天他醒来，看见亲戚却蜷缩着身体睡在拉煤球的手推车里，他当场就哭了：“何处是我们的归宿？”他方知，远方如此繁华，未必装得下属于他的一个小家。
这个年轻人，后来回到了大坎村创业，创立了贵州梦润集团。
1992年邓小平同志发表南巡讲话后，“下海”成为一个高频词汇。此时，遵义的城乡社会正在发生深刻的变革，这种变革尤其体现在观念上。为了大力发展市场经济，扭转市民过去对经商者的偏见，当时遵义地区的领导班子干脆自己在街上摆起摊来，不收钱，只为告诉大家经商致富不丢人。张明富就在这种背景下回乡创业了。
2007年，创业中的张明富鼓起勇气，向时任总理温家宝写了一封2000余字的信件，呼吁国家关注扶持返乡农民，他没想到这封信竟受到重视。当年6月，国务院起草了《关于引导鼓励农民工回乡创业的意见》，这是国家第一次针对农民工回乡创业出台的政策性文件。名不见经传的大坎村，因此被授予“中国农民工政策发源地”称号。如今，张明富的企业直接带动二三百人就业，间接带动了上千人就业，他获得“全国劳模”等称号，被国务院双创办大会认定为“全国农民工返乡创业第一人”。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沿海地区许多工厂倒闭，解雇大批农民工，我国出现了改革开放以来首次农民工返乡潮。也是在这一年，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决定：鼓励农民工就近转移就业，扶持返乡创业。我市迅速响应中央和省的号召，出台相关政策大力鼓励和扶持农民工返乡创业就业。
而今，张明富的故乡汇川区已经成为全国农民工返乡创业试点区，2016首届中国农民工返乡创业创新发展高层论坛、2017中国农民工返乡创业创新助推乡村振兴发展大会均在汇川区召开。
风起了，回乡创业、反哺故乡成为一股大潮。
2007年，郑传玖已在广州有了自己的乐器厂。“每年回家，都看到家乡的变化越来越大，有时候几乎认不得路。”这让他心潮澎湃。借助沿海发达地区产业转移的机会，又受家乡投资环境、交通区位、配套扶持政策和普工价格等因素的吸引，2013年，郑传玖下定决心：回老家，和老乡一起创业致富！于是，处于边远山区的正安县，“无中生有”奏响了吉他之音。
在郑传玖的带动下，许多外出打工获得成功的老乡也纷纷入驻了“正安·国际吉他园”。2017年，园区解决就业1.1万余人，带动4600余人脱贫。正安县也入选国家发改委公布的第二批返乡创业国家级试点。
“现在，我的员工的生活和工作条件要比在广州好很多。”郑传玖说道。
田园，心驰神往的故乡
放眼遵义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史，农村改革无疑是亮眼的招牌之一。乡村振兴战略虽然刚提出不久，但是在遵义，这场旷日持久的战役早已打响，农村的兴旺为一大批返乡者提供了创业的底气。
时间回到1987年，湄潭县成为第一批全国农村改革试验区。作为贵州乃至全国农村改革的前沿阵地，湄潭在土地制度、税费制度、村组管理体制、统筹城乡发展等方面一路摸索前行，承担着农村领域改革的多项国家级课题。
在改革的大潮中，茅坝村就是一朵迟来却亮眼的浪花。
现任村党支部书记肖文海是土生土长的茅坝人。帆布包、煤油灯、粮票肉票，勾勒出这位“70后”村支书对那个时代的回忆。上世纪90年代初，肖文海也加入过“杀广”队伍，结果待了一年就回乡了。“那一年，我就跟看电影一样看外面的世界，它太繁华，也太陌生。”
肖文海2005年进入村委会工作，至今已经13年，他见证并参与了家乡翻天覆地的嬗变。
茅坝自古产好米，在清嘉庆年间曾将米作为贡品进奉朝廷，但在一段时期内，它受限于种种因素没有跟上高速发展的时代脚步。2006年，“四在农家·美丽乡村”建设在全市推开后，遵义的农村面貌开始发生深刻改变，茅坝迎来了转机。
“200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正式颁布施行，当时我很激动啊，细细研究怎么搞合作社。”肖文海说道。
2009年，茅坝村热热闹闹地举行了新农村建设启动仪式。“当时我们没好意思请媒体来，怕万一搞不出名堂闹笑话。”肖文海坦诚地说。但后来，事实证明这种担忧是多余的。“我们带着群众到县里搞得好的地方考察，回来震动很大，豪情壮志地说别人行，我们凭什么不行？”一下子，30多户农户交了黔北民居质量风格保证金。“房子修得热火朝天，但是我们马上就意识到另一个问题：一幢房子少说十几万元，有的农户要靠借钱才能修起来，为了还钱又得外出务工。我们觉得这不行，必须让群众的钱袋子鼓起来。”
因此，茅坝村确立了“资源整合、村企合作、抱团发展、共同富裕”的思路，形成“支部+合作社+公司+基地+农户”的发展模式，积极联系在外读书的大学生和成功人士回乡创业就业。“2009年，我们有了第一个专业合作社，推荐了返乡农民工王建明为法人和理事长。我们决定就抓住贡米文化这个卖点，做强做大米产业。”
短短9年，茅坝大刀阔斧地进行农村改革——水稻原产地田园直购开全国之先河；2015年，全国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改革“第一槌”在湄潭敲响，这一次，茅坝乘上了“车”；2016年，茅坝成为湄潭最早成立股份经济合作社的村子，从改革大潮的末端走向前沿。
“现在茅坝村已经有4个专业合作社，全村村民都成为股东，人均收入从5000多元增加到现在的1.4万多元。你可能不信，我们最贵的有机米能卖到300多块钱一斤，销路完全不愁。”肖文海满脸自豪。
肖文海说，茅坝现在搞“米旅一体化”，游客多得很。他热情地领着记者去参观村里的农耕博物馆。由于馆内蜡像太逼真，几名游客正用难以置信的表情打量着。不远处，一幢乡村电影院即将建好，一条红色油路亮晃晃地穿过碧绿的稻田，煞是惹眼。
月未必是故乡圆，但故乡的月光刚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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