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政府網公佈的一份文件顯示，中央將制定計劃生育扶助保障補助國家基礎標準，並根據經濟社會發展情況逐步提高。
近日，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醫療衛生領域中央與地方財政事權和支出責任劃分改革方案》(以下簡稱《方案》)，自2019年1月1日起實施。
《方案》明確，分別劃分公共衛生、醫療保障、計劃生育、能力建設四個方面的財政事權和支出責任。
公共衛生方面主要包括基本公共衛生服務和重大公共衛生服務，劃分為中央財政事權、中央與地方共同財政事權兩類。
醫療保障方面主要包括城鄉居民基本醫療保險補助和醫療救助，明確為中央與地方共同財政事權，由中央財政和地方財政共同承擔支出責任。
計劃生育方面主要包括農村部分計劃生育家庭獎勵扶助、計劃生育家庭特別扶助、計劃生育“少生快富”補助3個計劃生育扶助保障項目，明確為中央與地方共同財政事權，由中央財政和地方財政共同承擔支出責任。除上述3個項目之外的原計劃生育項目，納入基本公共衛生服務統籌安排。中央制定計劃生育扶助保障補助國家基礎標準，並根據經濟社會發展情況逐步提高。中央財政參照上述基本公共衛生服務支出責任中央分檔分擔辦法安排補助資金。
能力建設方面主要包括醫療衛生機構改革和發展建設、衛生健康能力提升、衛生健康管理事務、醫療保障能力建設、中醫藥事業傳承與發展。
多地延長產假、發放生育補貼
面對持續低迷的人口出生率，遼寧、湖北、新疆等地出臺了更加積極的生育政策，延長產假時間、提高生育補助等“真金白銀”的政策相繼實施。
天津對符合二孩政策的職工增加30天生育津貼。
湖北宜昌市則以“限額內報銷”方式“對合法生育第二個及以上孩子的，以縣市區為單位，落實住院分娩基本生育免費服務，城區按每例2500元標準，並適時調整”。
湖北仙桃市政府全面實施基本生育免費服務，對符合政策家庭，生育二孩可獲1200元補助。
陝西省則明確表示，要適時全面放開計劃生育。同時，限制生育三孩及以上的政策雖然存在，但一些地方在執行過程中已逐步放開，生育三孩無需繳納社會撫養費，一些補助或免費服務項目，也適用於三孩家庭。
從“雙獨二孩”“單獨二孩”到“全面二孩”，經過十幾年循序漸進的調整，生育孩子的權利正逐步迴歸家庭。但“全面二孩”政策實施兩年多來，人口出生率、自然增長率雖有上升，但並起到沒有十分明顯的提振作用。
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在“全面二孩”政策實施的第一年，即2016年，全國出生人口1786萬人，出生率為12.95‰，自然增長率為5.86‰。但到了2017年，全年出生人口1723萬人，出生率為12.43‰，自然增長率為5.32‰，三項指標均較2016年有所下滑。
據新京報2017年7月底報道，“全面二孩”政策施行後，全國31個省、區、市均延長了產假，將產假的計算方式調整為“國家規定假期98天+生育獎勵假”。各省份的生育獎勵假為30天至3個月不等，各地女職工可享受的產假為128天至190天不等。
提高生育率需打組合拳
面對較為嚴峻的人口壓力，提高生育率水平，已經成為中國應對老齡化社會的重要手段。人民日報海外版近日也刊文表示：“中國的人口紅利基本已經用完，老齡化加劇，用工成本上升，社會保障壓力大……要解決這些問題，不能僅僅靠家庭自覺，還應該制定更為完整的體制機制。說白了，生娃不只是家庭自己的事，也是國家大事。”
人口專家、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陸傑華稱，鼓勵生育要從多方面入手，增加產假、完善家庭稅收、提高公共服務等政策需要全面配合，“比如在稅收方面，要完善家庭稅收，對有子女或者多個子女家庭實施一定的減免。”
但中國人民大學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主任翟振武則表示，大量發現金鼓勵生育沒有必要，也沒有到這個地步。現階段能做的是創造更好的生育條件，讓想生的家庭都能生。
近些年，呼籲全面放開生育政策的聲音不絕於耳，有學者認為，應該儘快放開生育政策，才能進一步提高中國的生育水平。近日，陝西省統計局發佈的《陝西省2017年人口發展報告》也建議，適時全面放開計劃生育，出臺鼓勵生育措施，通過對生育進行補貼獎勵等方式提高生育意願。
翟振武表示，如果中國的生育率持續走低，全面放開生育限制的政策很有可能出臺。
但另一方面，出臺鼓勵生育政策能否奏效，也存在一些爭議。日本、韓國、新加坡等國家也都出臺了鼓勵生育的政策，但實施多年，效果並不明顯。陸傑華稱，上述國家的政策效果確實不大，但如果不鼓勵生育，生育率可能更低。
放開生育政策，不能忽略對女性就業影響
全面放開生育後，有必要將消除女性就業歧視現象作為一項重要任務來抓。
女性作為生育的承載者和主體之一，在生育政策調整的過程中受到的影響尤為顯著。而干預性的生育政策又對女性的生育行為產生重要的影響。
一方面，在嚴格的計劃生育政策實施時期，由於生育受到很大的限制，生育時間的縮短使得女性用於發展的時間延長，這是我國女性地位有了迅速提高的原因之一。比如，在女性健康方面，我國孕產婦死亡率大幅下降，女性平均預期壽命達到80歲左右。特別是在女性受教育方面，早在2009年，在校女大學生數量就超過了男生，次年，女研究生的數量也首次超過了男生。
也就是說，女性在接受高等教育上已經實現了全面的超越。與此同時，我國女性的勞動參與率也一直居高不下，近70%的勞動參與率遠遠超過了全球平均水平，位居世界第一。
但是，另一方面，在生育率下降、女性地位有所上升的時期，勞動力市場中對於女性的歧視也呈現出更為嚴重的態勢。由於勞動力總量的下降，在求職就業過程中，男性受到更多的重視和關照。
隨著生育政策的放寬，女性用於生育的時間增加，結果又導致了對於女性就業歧視的進一步加劇。不少企業在招人時，對女性的生育設置各種限制性的條件和障礙，甚至將結婚生育作為是否招錄的主要條件之一。對於女性的保障越多，反倒成了部分企業拒絕招錄女性的藉口。
全國婦聯的一項調查顯示，超過八成的女大學生受到過一種或多種招聘性別歧視。可以預計，假如這種情況不盡快加以改變的話，全面放開生育後，女性的就業形勢有可能更為嚴峻，女性的生育意願將由政策限制轉變為市場壓制。反過來，這種情形又會進一步降低女性的生育意願，抵消生育政策放寬的效應。
因此，在生育政策調整的過程中，必須將消除女性就業歧視現象作為一項重要任務來抓。嚴格按照勞動法的相關規定，推動實現更加公平的就業，切實保障她們在婚戀、生育等方面的權益。
來源/綜合自中國新聞網、中新經緯（記者 薛宇飛）、新京報（作者李長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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