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公元前1600年，夏王朝在鸣条之战中寿终正寝。商代如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登上了中国历史的舞台。
商朝（约公元前1600年—约公元前1046年）是中国第一个有直接的同时期的文字记载的王朝。它的众多制度都为后继的王朝制度奠定了基础。
也正因为商代有文字记载，使得我们可以较为准确的去窥探它的国家机构。
商王朝的统治机构
在夏代的国家制度基础上，商代的国家机器有所加强并趋于完善。商王自称“余一人”或“一人”明确了自己至高无上的王权。
首先王位继承问题上，由夏到商中期基本上都是父死子继，并辅之以兄终弟及。这种继承制度存在一定缺陷。导致商代中期发生了延续近百年“弟子或争相代立”的九世之乱现象。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商代自康丁始逐步确立了嫡长子继承制度。原始宗法制有了初步发展。
其次在官僚制度上，商代也形成了相当完善的体质。大致说来，在商王之下地位最高、权势最大的就是尹。如商汤时的伊尹，太戊时的尹陟，武丁时期的傅说等，他们是商王的重要辅弼。
次于尹而常置的高级政务官，总称为“多尹”或者“百僚”。
在“多尹”以下，还有分掌具体事物的“多宰”和“小臣”，如管理耕作的“小耤臣”。
武官有亚、服。他们有很多是从奴隶头目中戳拔的，地位虽低，但都直接为王室管理各项具体事物，得到商王的信任和重用。
他们和“多尹”并列，合称为“百执事之人”。
军队与刑法
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军队和刑法在商代都得以加强。
史载“商有乱政，而作《汤刑》”，《汤刑》以肉刑为主，墨、劓、剕、宫、大辟五刑俱全，此外还有鞭刑和活埋等，商代的刑法以严酷著称。虽然具体法律条文已无从知晓，但是商代在刑法发展中地位非常重要。
商代的军队组织以成规模。卜辞有“王作三师：右、中、左”的记载。这里所说的“三师”，当是指当时商王直接统辖的常备军队。
商王领兵出征，每次出兵人数，少则数千，多则超过万人！这在当时已经是非常大的规模了。这些军队是商代对外扩展和统治广大底层民众的重要基础。
方国和商代疆域
商王朝把它的统治地区分为畿内和畿外两大部分。
畿内是商王室直接统治的部分，称为“王畿”，畿外是众多方国、部落分布的地区。
商朝的势力范围大大超过了夏朝。《史记·吴起列传》记载商朝疆域“左孟门，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经其南。”
商朝疆域，北到辽宁，南到湖北，西到陕西，东到海滨。 
除了包括夏所属长江以北的湖北，河南，安徽，山东，河北，山西，京津和江苏，陕西的一部分，还可能包括陕西江苏的剩余土地，辽宁，甘肃，湖南，浙江，四川的一部分。
除此之外，商代可能已经比较普遍地实行了班爵制度，侯、伯、子、男等爵位，都见于卜辞。大小方国都要向王室定期朝贡，提供力役，奉命征伐等，从而成为王室统治下的臣属之邦。
班爵制度，规定了贵族的等级，明确了方国的地位，是国家组织形式日趋完善的表现。
如有误请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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