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中國，雖然社會在轉型，但現實的婚姻仍然是以包辦為主。當時的婚姻形式中，早婚、童養媳、一夫多妻、典妻等等不平等的婚姻比比皆是。留學生則不同，他們目睹國外的婚姻，為封建婚姻觀提出了新的參照，因而渴望改良傳統婚姻的呼聲十分高漲。
1901 年留學日本的陳獨秀回國後，於1904 年在安徽蕪湖創辦了《安徽俗話報》，這是一份以通俗語言向民眾傳播新思想的小報。報紙設有論說、新聞、歷史、地理、教育等欄目。報紙創辦後，陳獨秀在《惡俗篇》中對包辦婚姻表達了不滿。
在陳獨秀看來，將一對互不認識，互不瞭解，志趣不同，不瞭解性格，毫無愛情可言的男女安排成為夫妻，這是一種不道德的婚姻。對於那些不道德婚姻，為什麼不能像西方社會那樣也選擇離婚呢？但是，中國的婚姻，自包辦那一刻起，就註定了兩個人要“嫁雞隨雞嫁狗隨狗”。
陳獨秀抨擊包辦婚姻帶來的危害，因為他就是包辦婚姻的受害者。因而，他寫這篇文章的時候，很大程度上有著同樣的感受。但是他畢竟是接受過新思想的人，後來也衝破世俗，與妻妹高君曼一見鍾情並走向婚姻的殿堂。
陳獨秀與高君曼產生戀情是在1909年，高君曼是陳獨秀原配夫人高曉嵐同父異母的妹妹。1908年底，陳獨秀37歲的哥哥陳慶元在東北病逝。陳獨秀將哥哥的靈柩送回老家安慶。當時，他年邁的繼父陳衍庶已經從遼寧新民府道員任上退休告老還鄉。陳衍庶實際上是陳獨秀的叔父，很有些家財。陳獨秀幼年時很討他這位做官的叔父的喜愛，叔父身邊又沒有子嗣，便將他收養為養子。
陳獨秀回鄉時，繼父陳衍庶正臥病在床，陳獨秀看到病中的叔父，於心不忍，為盡一份孝道，便在家中居住了一段時間。
1909 年年終歲尾的時候，陳獨秀原配妻子高曉嵐同父異母的妹妹高君曼來到家裡。高君曼1888 年生，比陳獨秀小10 歲，在北京女子師範學校讀書。在學校裡，高君曼常以姐夫的革命活動和留學生涯引以為豪，常常在同學們中傳說。此番見到陳獨秀，高君曼不免有些青睞之情。因為陳獨秀和高曉嵐是包辦婚姻，價值觀的不同使二人的婚姻並不和諧，用陳獨秀的話說，他與高曉嵐兩個人彷彿相差了一個世紀。高君曼作為一個新女性，很快便引起了陳獨秀的注意。兩人很喜歡一起聊天，兩人的談話常常是陳獨秀滔滔不絕，高君曼聽得認真。
一天，陳獨秀與高君曼談到婚姻問題。陳獨秀說：“中國的婚姻就是不如西洋、日本，洋人別的不好，有一條好，婚姻男女雙方可以自己作主，不像我們中國，父母包辦，媒妁之言，男女雙方自己一點也作不了主。”陳獨秀的見解，高君曼認真聆聽，像一個真誠的小學生。
二人聊天時常常不在意高曉嵐的存在。時間久了，高曉嵐也感到和自己話語不多的丈夫是喜歡上自己的小妹了。她嘴上雖然不說，但是內心之中還是產生一絲不快，也有些危機感，便盼著同父異母的妹妹高君曼早一日離開。陳獨秀與高君曼在陳家書房裡的話題，從社會責任到包辦婚姻，從詩詞歌賦到市井新聞，二人可謂無話不談。
隨著時間的推移，無話不談的二人漸漸產生了感情。終於有一天，勇敢的高君曼撲進了姐夫的懷抱。就在陳家的書房裡，他們有了石破天驚的第一次，第二次……一個是舊禮教的挑戰者，一個是接受過新思想的時代女性。他們大膽地衝破傳統人倫道德的底線，恪守三從四德的姐姐無意中成了他們追求自由婚姻的搭橋者。
在當時，他們這種大膽的舉動，無疑是違背“人倫”的“苟且之事”。於是，指責和風言風語鋪天蓋地而來。陳家、高家甚至提出與二人斷絕關係。繼父陳衍庶更是以“退繼”相逼，但對於一心革命，根本無意於繼承遺產的陳獨秀來說，封建家庭的干預已經無濟於事。
但是，高君曼思想再新潮，她畢竟是一個女性，面對姐姐的大鬧，親人的指責，她漸漸感到難以承受。然而，陳獨秀被愛情燃燒著，並不願顧及人言隱身而退。於是，他決定帶著高君曼私奔。1910 年冬天，陳獨秀與高君曼以留學為名雙雙踏上前往杭州的輪船。在高曉嵐的哭聲裡，陳衍庶捏緊拳頭怒目大罵道：“今生今世，再不準這孽種跨進我陳氏家門半步！”此時，高曉嵐已有身孕，第二年孩子生下地，是個男孩，陳衍庶取譜名陳遐松，即陳獨秀的第三子松年。
陳獨秀與高君曼到杭州後，二人在西子湖畔結為伉儷。他們在“眾數”嘴裡成了“有傷風化”之徒，只有在“少數”眼裡是衝破包辦婚姻的壯舉之士。在外界的非議中，他們在婚姻自主與愛情甜蜜的巨大喜悅中，享受了十五年的快樂時光。
以上內容節選自《少年行：1840—1911晚清留學生歷史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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