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機撰《傷寒論》避道家之稱《輔行訣》陶氏雲：“外感天行，經方之治，有二旦、六神、大小等湯，昔南陽張機，依此諸方，撰為《傷寒論》一部，療治明晰，後學鹹宗奉之。”接著介紹小陽旦、小陰旦、大陽旦、大陰旦、小青龍、大青龍、小白虎、大白虎、小朱鳥、大朱鳥、小玄武、大玄武等方主治及組方。
陶氏又諸方進行了總結：“陽旦者，生陽之方，以黃芪為主；陰旦者，扶陰之方，以柴胡為主；青龍者，宣發之方，以麻黃為主；白虎者，收重之方，以石膏為主；朱鳥者，清滋之方，以雞子黃為主；玄武者，溫滲之方，以附子為主。此六方者，為六合之正精，升降陰陽，交互金木，既濟水火，乃神明之劑也。”這段簡明的總結與概括，起到了以簡御繁的作用。接著又指出：“張機撰《傷寒論》，避道家之稱，故其方皆非正名也，但以某藥名之，亦推主為識之義耳。”按，青龍、白虎、朱雀（又名朱鳥）、玄鳥，古稱“四神”。儒家經典和道家著作多有用之者。《禮記·曲禮上》“行，前朱鳥而後玄武，左青龍而右白虎。”《正義》：“此名軍行象天文而作陣法也。前南後北，左東右西。朱鳥、玄武、青龍、白虎，四方宿名也。”張仲景首將以道家之稱的命名方法改為以主要藥味作為方劑名稱的方法，對後世藥劑命名產生了深遠影響。
通觀《輔行訣》所載諸方，命名方法有三類。
①以主治命名。如大補肝湯、小補肝湯等。
②以道家特點命名，如大青龍、小玄武等。
③以治療手法命名。如點眼以通肝氣方、啟喉以通肺氣方。
張仲景避開道家命名的方法，改用“以某藥名之”，這在方劑命名史上是一次重大舉措。《輔行訣》在《傷寒論》文獻史上的重要啟示《輔行訣臟腑用藥法要》在研究《傷寒雜病論》文獻發展史上具有極為重大的意義。
概括言之，有以下幾點。
1.找到《傷寒論序》“勤求古訓博採眾方”的事實依據。《湯液經法》是張仲景勤求博採的主要古醫書。
2.證明我國的方劑學至遲在西漢已經基本成熟。《湯液經法》32卷著錄於《漢書藝文志》，這就證明《湯液經法》至遲也是西漢前期的著作。從《輔行訣》所載《湯液經法》六組方劑上觀察，這些方劑具有卓越療效，證明西漢時期我國許多方劑已經趨於成熟。
3.今傳之《傷寒論》非為全帙。此雖為學者共識，但闕佚者何，難以確鑿言之。今得《輔行訣》則可明確言之矣。舉例言之《輔行訣》陰旦湯分為大小兩種，《傷寒論》、《金匱要略》、《千金翼方》、《外臺秘要》、《太平聖惠方·卷八》均無其方。《千金要方》卷九第5節有其方名及組方，但不分大小，主治與組方亦與《輔行訣》略異。《輔行訣》陽旦湯分為大小兩種，《傷寒論》有其名而無方。《辨太陽病脈證並治上》第30條雲“證象陽旦，按法治之而增劇”，成無己注：“陽旦，桂枝湯別名。”《輔行訣》白虎湯分為大小兩種，《傷寒論》不分大小。《輔行訣》有朱鳥湯，《傷寒論》、《金匱要論》、《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外臺》、《太平聖惠方》諸書均無。《輔行訣》玄武湯分為大小，宋本《傷寒論》不分大小。宋本《傷寒論》避“玄”字，改玄武湯作真武湯。《千金翼方》、《太平聖惠方》玄武湯亦無大小之分。因可推知，《傷寒論》闕佚之方治不僅此也。
4.《輔行訣》所載張仲景方之脈證並治之行文與《脈經》、宋本《傷寒論》、《金匱玉函經》、《千金翼方·卷九卷十》大異，與《千金要方·卷九》、《外臺秘要》所載張仲景方行文合，《輔行訣》之行文乃保留仲景原始行文之古貌者。舉例言之《輔行訣》方前之文字皆為“治……”，而不像宋本《傷寒論》作“某某方主之”。如《輔行訣》小陽旦湯雲：“治天行病發熱，自汗出而惡風，鼻鳴乾嘔者”。小陽旦相當宋本《傷寒論》桂枝湯，雲：“太陽中風……鼻鳴乾嘔者，桂枝湯主之。”《輔行訣》小陰旦湯雲：“治天行病身熱，汗出，頭目痛，腹中痛，乾嘔，下利者。”《千金要方·卷九·發汗湯第五》：“陰旦湯治傷寒肢節疼痛，內寒外熱虛煩方”，其行文方式皆為“治某某病”，不雲以何方治某某病，而以“治”字開頭。據我初步考察，將“治”字改為“主”字，當始於唐高宗李治時期。唐代重避諱，唐高宗時代避“治”為“理”、“療”、“主”。
以“理”、“療”避“治”，例見唐高宗時代楊上善《太素》注及唐初孫思邈《千金要方》，或將“治”字最後一筆不寫。
以“主”避“治”舉證如次：
①陳垣《史諱舉例》唐代避諱條。
②敦煌卷子P3714；P3822；S4534。《脈經》方治行文體例雖與宋本同，但《脈經》系經宋臣大大修改過(見林億序)，且修改時間在校正《傷寒論》後，為與《傷寒論》條文取得基本一致，將“治”字改為“主”字，並調整語序。
5.《輔行訣》所載張仲景方，其藥量藥味有些與宋本不同。據陶弘景所云，這些不同，乃張仲景根據病情和他自己的醫療經驗所增減。陶氏雲：“漢晉以還，諸名醫輩，張機、衛汜、華元化、吳普、皇甫玄晏、支法師、葛稚川、範將軍等，皆當代名賢，鹹師式此《湯液經法》，愍救疾苦，造福含靈。其間增減，雖各擅其異，或致新效，似亂舊經，而其旨趣，仍方圓之於規矩也。”陶弘景崇敬信仰《湯液經法》之情躍然紙上。
陶氏又云：“《湯液經法》盡要之妙，學者能諳於此，醫道畢矣。”依此觀之，《輔行訣》引用之張仲景方十餘首，若求其原始出處，即引自《湯液經法》。《傷寒論》對諸方藥量藥味之增減，主要出自張仲景本人。此即皇甫謐《甲乙經序》所云“論廣”之一端。
6.《五味補瀉體用圖》應從中醫理論與臨床實踐角度深入研究加以破解。
《輔行訣》指出，《湯液經法》載360首方，從中選取60首方以備山中修道之需，又從60首藥方中選取25味最有效中藥作為最必備之藥物。並說：“此二十五味，為諸藥之精，多療五臟六腑內損諸病，學者當深契焉。”為使此25味中藥起到生剋制化作用，又列一“五味補瀉體用圖”。指出：“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天有五氣，化生五味，五味之變，不可勝數。今者約列二十五種，以明五行互含之跡，以明五味變化之用。”其下列一25味藥生剋制化之圖，今命名為“五味補瀉體用圖”。《輔行訣》對此圖評價甚高：“此圖乃《湯液經法》盡要之妙，學者能諳於此，醫道畢矣。”圖呈五角形，雙層，有詳細說明。
此圖理論上的依據《金匱要略》捲上《臟腑經絡先後病脈證第一》第一段及《素問·宣明五氣論》、《素問·藏氣法時論》、《靈樞·五味論》、《靈樞·九針論》、《甲乙經·卷六第九》諸篇。
食物各有五味，藥物亦各有五味，五味之生化補瀉，實為確有，非為虛論。此25味藥物依其氣味之生剋制化關係而運用之，療五臟之虛實，若影隨形，立竿見影。
金·成無己雖未見《輔行訣》,但對於五味生剋制化、君臣佐使之配伍深會其意,其解仲景方劑之組成,一仍古人之教導。謹以小柴胡湯及小建中湯之解說為例,以觀古人研究仲景方劑之方法。
引文見成無己《傷寒明理論》。小柴胡湯成氏曰:“小柴胡湯為和解表裡之劑也。柴胡味苦平微寒,黃芩味苦寒。《內經》曰:熱淫於內,以苦攻之。邪在半表半里,則半成熱矣。熱氣內傳,攻之不可,則迎而奪之,必先散熱,是以苦寒為主,故以柴胡為君,黃芩為臣,以成撤熱發汗之劑。人參味甘溫,甘草味甘平,邪氣傳裡,則裡氣不治,甘以緩之,是以甘物為之助,故用人參甘草為佐,以扶正氣而復之也。半夏味辛微溫,邪初入裡,則裡氣逆,辛以散之,是以辛物為之助,故用半夏為佐,以順逆氣,而散邪也。裡氣平正，則邪氣不得深入，是以三味佐柴胡以和裡。生薑味辛溫，大棗味甘溫。《內經》曰：甘辛發散為陽。表邪未已，迤邐內傳，即未作實，宜當兩解，其在表者，必以甘辛之物發散，故生薑大棗為使，輔柴胡以和表，七物相和，兩解之劑當矣。”小建中湯成氏曰：“脾者土也，應中央，處四髒之中，為中州，治中焦，生育榮衛，通行津液，一有不調，則榮衛失所育，津液失所行，必以此湯溫建中髒，是以建中名焉。膠飴味甘溫，甘草味甘平，脾欲緩，急食甘以緩之。建脾者，必以甘為主，故以膠飴為君，甘草為臣，桂枝辛熱，辛，散也，潤也。榮衛不足，潤而散之，芍藥味酸微寒。酸，收也，洩也，津液不逮，收而行之，是以桂枝芍藥為佐，生薑味辛溫，大棗味甘溫，胃者衛之源，脾者榮之本……脾胃健而榮衛通，是以姜、棗為使。”若依成氏之法研究《傷寒論》之方劑組成與五味配伍及君臣佐使之關係，則可謂執其樞要矣，則可得“五行互含之跡，五味變化之用”之核心矣。
這裡涉及到一個重要的學術問題——在西漢時代這些藥物存在嗎？如果存在，為何《漢書藝文志》未載《神農本草經》呢？在先秦時代我國有藥物知識記載嗎？為了深入領會《五味補瀉體用圖》所列25味藥物的歷史淵源，下面從廣闊的歷史背景略談先秦時代關於藥物知識的文獻資料。
《周易》：“無妄之疾，勿藥有喜。”《國語·楚語》引武丁之言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是商周間已以本草治病。皇甫謐雲：“伊尹以亞聖之才撰用《神農本草》，以為《湯液》”，亦非虛言。《周書·王會篇》言芣苡宜子。《詩》載貝母可愈思慮，許穆夫人知之。衛國夫人知萱草解憂。《春秋左傳》載申叔展瞭解山鞠窮可治療腹疾。醫緩治療晉景公病時說“藥不至焉”。臧武仲言“孟孫之惡我，藥石也”。《論語》記載季康子饋藥。《周禮·天官·疾醫》漢末鄭玄注：“五藥：草、木、蟲、石、谷也。其治合之劑，則存於神農子儀之術。”謂扁鵲弟子子儀始定《本草》，觀上述資料則不然矣。
識藥效，明處方，必早於子儀。《周禮·瘍醫》“凡藥：以酸養骨、以辛養筋、以鹹養脈、以苦養氣、以甘養肉、以滑養竅。凡有瘍者受其藥焉。”鄭玄注：“以類相養也。酸，木味。木根立地中，似骨。辛，金味。金之纏合異物似筋。鹹，水味。水之流行地中似脈。苦，火味。火出入無形似氣。甘，土味。土含載四者似肉。滑，滑石也。凡諸滑物通利往來似竅。”近取諸身，遠取諸物，物我一體，比類取象，是中國文化特點，這種文化積澱延伸到中醫學，就形成“五味補瀉”思維定勢。實踐證明，這種思維模式在醫療上是有效的。由是言之，以五味療疾，早在先秦時代已經形成較為穩定的理論與方法。
又《神農本草經》於草部首列菖蒲。《呂覽·遇合篇》記載“文王嗜菖蒲菹，孔子聞而服之，縮額而食之，三年然後勝之。”古人認為發慮憲、強心志，莫若菖蒲；求聰明，益智慧，宜勤服。故《千金要方》尚有服菖蒲方。周代將菖蒲視為上藥。《神農本草經》將菖蒲列為草部首品，尚保留此書為周初醫師編輯之痕跡。現傳之《本經·序錄》多雜神仙之言，乃漢人所增，部類有所調整，亦漢人所為。西漢《急就篇》“灸刺和藥逐去邪”七字下，羅列藥物35種，其中見於《神農本草經》者達31種，這確切證明西漢元帝時《神農本草經》已經形成，故成帝時之《樓護傳》載樓護能夠誦醫經、本草、方數書數十萬言。最令人關注者為浙江省杭州市蕭山縣跨湖橋的出土文物。
2002年2月7日《北京晚報》第12版刊登這樣一篇文章，題目是《14碳年代測定結果石破天驚浙江文明史上溯兩千年》，文章第一段說：“北京大學博學院實驗室對杭州蕭山跨湖橋遺址五個地層所出土的六個木頭標本進行14碳測定，今日公佈的結果石破天驚——跨湖橋遺址所處年代為距今八千至七千年間，也就是說，比名揚世界的河母渡人至少還早兩千年。”接著是關於中醫藥在七八千年前情況的介紹：“跨湖橋遺址中新近證實身份的中藥罐，帶給我們更大的驚喜——距今八千年前的跨湖橋人原來已會煎藥治病！遺址出土了一隻盛有植物莖葉的陶釜，從現場觀察，當屬因故（陶釜燒裂）丟棄的煎藥罐，藥材的具體藥性與名稱，因有機物質不足不能確定。
醫學界將中藥起源定在《黃帝內經》出現的戰國時代，但事實上史前人們就早已認識到自然物材的藥用價值了。傳說商初重臣伊尹發明複方草藥，而這次出土的顯然是單方草藥。據業內人士評價，這一珍貴資料，對研究我國中草藥起源尤其是煎藥起源具有重要價值。”據上述所言，先秦時代人們對藥性藥效已有所認識並且載於古書。
《神農本草經》形成於先秦乃至周初，增補於漢代，《漢書藝文志》所以無其名者，或與《湯液經法》32卷合為一書亦未可知。
《湯液經法》不言誰作，西漢已經流傳。
《輔行訣》將“五味補瀉體用圖”視為全書核心與機密，則其圖當亦來源有自。
總之，此圖所含意義甚為深廣，研究之，破解之，對於理解仲景方劑可以達到以簡馭繁、執要說詳、條分縷析、綱舉目張的目的，就是臨證須對仲景方劑加減化裁，亦可以做到立法有據，心有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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