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城置办六百五十座四合院。
不管搁今天还是大清朝，这都是笔巨大的开销，但在同治皇帝这儿，只是大婚时用来做碗和盘子的“小预算”。
大年初五，这套同治大婚瓷器随着《舌尖上的中国3》一起亮相。
舌尖3第一集以饮食之器为主题，土灶，铁锅，菜刀，砧板一一登台，简单的物件儿里各藏乾坤，如同治大婚瓷，它开启了中国日用餐具史上整套餐具的“全新理念”。
帝国末日的大婚
同治大婚瓷先后耗时五年，由李鸿章任钦差大臣筹集白银十三万两重建景德镇御窑厂，并每年提供一万两瓷务费。全套共一万零七十二件，除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两千八百件，其余都散落民间，舌尖3中出现的，就是由民间收藏家提供。
黄地粉彩红蝠纹盅
蝙蝠在中国传统观念中，是“遍福”之意，不同数量的蝙蝠，蝙蝠与不同动物的组合各有其吉祥寓意。
渣斗又称唾壶、唾盂，在宴饮中用于承放食物残渣。
黄地粉彩蝴蝶纹羹匙
蝴蝶是中国古代瓷器中常见的装饰纹样，它和猫组成图案，取其谐音“耄耋”（“耄”为七十岁，“耋”为八十岁），有祝福长寿的寓意。到晚清，蝴蝶纹在瓷器上应用更加广泛，逐渐成为主体纹饰。
墨彩过枝竹蝶纹盖碗
盖和碗的内外均以墨彩绘过枝瓜蔓、蝴蝶、翠竹纹。瓜与蝶的纹样组合，谐音瓜瓞绵绵，寓意子孙繁衍，兴旺昌盛。
今天我们看到的同治大婚瓷处处显示出吉祥精细，但这批瓷器的烧制过程却透露着末日帝国的力不从心。
同治六年三月，景德镇御窑厂拿到宫廷造办处交下的瓷器画样。
景德镇供应宫廷用瓷，荣光与历代皇家与共。
小镇位于昌河之畔，得名昌南，昌南——china——China，“中国”的英译常提醒我们，瓷器和这个镇子是中国的象征之一。甚至在宋真宗年间，皇帝把当时的年号“景德”，赐予昌南，由此起，景德镇一飞冲天，历数百年而不衰。
但到了同治五年，景德镇刚从太平天国的战火中喘息过来，窑厂工艺失传、工匠流失，以致两年后，产出瓷器被清廷认为“烧造粗糙，不堪应用”，皇帝的母亲慈禧太后很不满意，下令补烧。
现御窑厂图
同治九年，清宫再次传旨，要求：
“各项瓷器要端正，毋得歪斜，其里外花釉及颜色均烧造一律精细鲜明，勿使稍有草率”
要端正，不可歪斜，颜色花釉需精细鲜明，莫非上一批瓷器还有烧歪的…这时距成婚还有两年，为了按时保质烧完，甚至不得不停掉当年宫廷常备瓷器的烧制。
富贵堆起两载终
婚后第二年，同治帝染病去世，七十五日后，皇后崩逝于储秀宫，年仅二十一岁。
红黄二色，喜庆图样，这批瓷器极尽华丽，所见证的却不过是段短暂苦涩的婚姻。
其实这场悲剧早在还未开始之时就已现端倪。
同治十一年，皇帝年满十七，到了大婚的时候。两宫皇太后慈安和慈禧开始着手选秀女。在皇后之位上，二人争执不下。
慈安对阿鲁特氏青眼有加，这位不仅出身状元之家，知书达礼，她母亲更是慈安的表姐，慈禧则更中意富察氏，这美人当时只有十三岁，更易摆布。二人叫来了恭亲王决断，恭亲王又将皮球踢给了皇帝。
阿鲁特氏画像
最后皇帝选了阿鲁特氏。违背了慈禧的意愿，结果也可想而知了。
大婚之后，慈禧对这儿媳百般挑剔，据《崇陵传信录》记载，有一次同治生病，皇后去探望时，流着眼泪倾诉独处宫中、备受虐待之苦。同治帝安慰她说：“卿暂忍耐，终有出头日也。”
老外笔下的同治大婚当日
同治十一年九月十五日，皇帝大婚。英国人威廉·辛普森受报社委托，到中国探访大婚现场，后他出版《迎接太阳：环球旅行》一书，在其中详细叙述了他所目击的同治大婚过程。
从后人对辛普森记录的整理翻译中，我们大致可想象出当日的情景：
“月圆之夜，一切都看得一清二楚。街上树立着为数不多的灯笼，供照明之用。有许多士兵，或说是治安人员——因为他们身着同样的衣服——分散站立着，只是在那儿站着。所有店铺都关了张，街上显得有些冷清…接近半夜十二点，婚礼队伍终于出现了：白马、白旗，高大的伞、扇，在暗淡的光中，显得苍白、恐怖，因为层云遮住了月亮，好像它们也听到了任何人不得观看的命令。
队伍中断了很长时间，接着大约有两百个灯笼经过，上面都写有汉字的囍。这是婚礼队伍中给人印象最深的部分。接下来果然是金节、全册、金印，然后就是皇帝的黄盖伞和皇后的凤舆，此刻皇后已经坐在凤舆里面了。凤舆旁边有个人手持燃香…这人是钦天监官员。这柱香刻有尺度，可以显示时间，他正在对行进队伍进行计时，以便可以吉时抵达皇宫，时间当然是事先就计算好的。”
留在段子中的短命帝王
同治帝六岁登基，慈禧慈安两位太后垂帘听政。直至十九岁驾崩，除了与他并无太大关系且颇有争议的“同治中兴”，留下的多是些段子。
同治皇帝 清穆宗爱新觉罗·载淳（1856—1875）
史料记载其在一次微服出访时，吃凉粉没带钱，就给摊主打了张欠条“饬广储司付银五百两。”又传其与长相俊美的翰林院学士王庆祺关系暧昧，乃至后世讨论最多的，是他到底死于天花还是梅毒...
同治死后数日，光绪帝登基。旧人的悲伤还没来得及化淡，紫禁城内已经为新人绽开了笑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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