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正统的女皇帝

武则天（624年~705年）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正统的女皇帝

出身

　　武则天，山西文水人。武氏为唐开国功臣武士彠次女，母亲杨氏。祖籍并州文水县（今山西省文水县）,唐高祖武德七年（624年）生于利州（今四川省广元市），一说长安。其父武士彠家境殷实。隋炀帝大业末年，李渊任职河东和太原之时，因多次在武家留住，因而结识。李渊在太原起兵反隋以后，武家曾资助过钱粮衣物，所以唐朝建立以后，武士彠因“元从功臣”出任光禄大夫，封太原郡公，后来历任工部尚书、黄门侍郎、判六尚书事、扬州都督府长史、利州都督、荆州都督等职，贞观中，改封应国公。

入宫

　　贞观十一年（637年）十一月，唐太宗听说年轻的武氏长得明媚娇艳，体态丰腴，楚楚动人，且性格刚强，便将她纳入宫中，封为五品才人，赐名“武媚”。武氏入宫之前向寡居的母亲杨氏告别时说：“侍奉圣明天子，岂知非福，为何还要哭哭啼啼，作儿女之 悲态 呢？”

为后

　　十月十三日 ，唐高宗又在李勣等朝廷重臣的支持下，终于颁下诏书：以“阴谋下毒”的罪名，将王皇后和萧淑妃废为庶人，并加囚禁，她们的父母、兄弟等也被削爵免官，流放岭南。七天以后，唐高宗再次下诏，将武昭仪立为皇后。与此同时，又将反对最力的宰相褚遂良贬为外州都督。

　　显庆四年（659年）四月，武皇后又捏造罪名，将长孙无忌、于志宁、韩瑗、来济等人削职免官，贬出京师。至此，反对武皇后的大臣都被或贬或杀，一个不剩 。

称帝

　　光宅元年（684年）九月，改东都洛阳为神都，垂拱四年(688年)五月十八日，武太后加尊号“圣母神皇”，在打击反对派的同时，武则天还造祥瑞，建万象神宫，并在佛教经典《大云经》中找到了女人称帝的依据，为自己称帝大造舆论。载初元年（公元690年）九月，武则天67高龄时，在则天门，宣布改唐为周。称“圣神皇帝”，改元天授。并降皇帝李旦为皇嗣，赐姓武氏，武则天正式登上“皇帝”宝座，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改国号为周，定都洛阳，建立武周王朝，从此“武周”取代了“李唐”。

退位

　　神龙元年（705年）正月，武后病重，卧床不起，只有宠臣张易之、张昌宗兄弟侍侧。宰相张柬之与大臣敬晖、崔玄暐、桓彦范、袁恕己等发动神龙革命，率禁军五百余人，冲入宫中，杀张易之、张昌宗兄弟，武氏被迫禅让天子之位给太子李显，世称唐中宗。中宗给武则天上尊号为“则天大圣皇帝”，至此，武周结束，唐朝复辟，百官、旗帜、服色、文字等皆复旧制，恢复以神都为东都。

　　神龙元年农历十一月二十六日（705年12月16日），武则天在洛阳上阳宫病死，享年八十二岁。按照她的临终遗愿去帝号，改称“则天大圣皇后”。神龙二年（706年）五月，与高宗合葬乾陵，留无字碑。

初入宫廷

武氏为唐都督武士彠次女。武士彠掌握数州的军政大权，但他终究只是山西平民出生的木材商，只是 靠战乱平步青云。所以，骆宾王在《讨武氏檄》中说武媚娘“地实寒微”。母亲杨氏，本名不详。据说武则天祖籍山西文水，在四川利州（今广元）度过她的童年和少年时期，12岁父亲去世，她和母亲受到族兄的虐待。贞观十一年（637年），14岁的武则天入宫成为唐太宗的才人（正五品），唐太宗最初非常宠爱她，赐名“武媚”，但不久便将她冷落一边。武则天做了12年的才人，地位始终没有得到提升，在唐太宗病重期间，武则天和唐太宗的儿子后来的高宗李治建立了感情。

　　贞观二十三年（649年）唐太宗死后，武则天和部分没有子女的嫔妃们一起入感业寺为尼，但是她与新皇帝唐高宗李治一直藕断丝连。唐高宗即位后，他的妃子萧淑妃专宠，永徽二年，皇后复召武则天入宫，企图“以毒攻毒”，这年武则天26岁。武则天回宫后的确迅速打败萧淑妃，获得高宗的宠爱，第二年便升为昭仪（二品），后还生下了她的第一个儿子李弘。后来，武则天不满昭仪之位。开始动起了当皇后的念头。王皇后和萧淑妃结成一派，和武则天周旋于后宫。后来武则天设计杀死了王皇后。

则天封后

　　武则天工于心计，心狠手辣，兼涉文史。33岁才产下长女，据《资治通鉴》记载：武则天的长女出生后才一月之际，王皇后来看过她的女儿之后，她就亲手把女儿给杀死，并嫁祸于王皇后，皇帝一气之下把皇后打入冷宫，后来被武则天暗中杀死。书里的原话是“送到日本”。高宗大怒，于是起了废后的念头。当时朝廷以长孙无忌、褚遂良为首的元老大臣势力强大，唐高宗的权力受到很大限制，外廷以长孙无忌为首的很多大臣反对唐高宗废王立武，武则天前进的道路也因此充满艰辛。唐高宗这时已经企图借“废王立武”重振皇权，打击元老大臣势力。于是，武则天开始成为高宗政治上的“战友”。他们重赏首个明确支持“废王立武”的五品官员李义府，很多中层官员看到支持“废王立武”有利可图便转而支持立武则天为后，形成了“拥武派”， 打破了原来铁板一块的局面，后来功臣元老中的李勣说了一句“此陛下家事，何必问外人！”打动了高宗的心。使高宗和武则天在废立皇后的问题上的不利局面一下扭转过来了，可以说是峰回路转，柳暗花明。　于是在永徽六年（655年）高宗立武氏为皇后，武则天随后残忍地虐杀了王皇后和萧淑妃；让自己的儿子李弘做了太子；为高宗出谋划策，采用先易后难的策略，先后罢黜了褚遂良、韩瑗、来济，最后除掉了长孙无忌，至此高宗基本实现了君主集权。“废王立武”事件沉重打击了关陇贵族集团，自魏晋南北朝以来皇权不振的情况被改变，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

垂帘听政

“垂帘听政” 指太后或皇后在殿上用帘子遮隔，来管理国家军政要务。

　　垂帘听政的原因多是皇帝年幼，无法正常处理国事，太后代替皇帝处理政务，又因为太后必须在皇帝理政厅堂侧面的房间里，在房间和厅堂之间挂一帘子，听官员们与皇帝谈论政务。于是，这种由母亲帮助皇帝辅政的制度，就被人们形象地称为“垂帘听政”。

　　武则天之所以能够垂帘听政，在于高宗体弱，由于信任武则天，逐步将处理军政的权利交给武则天打理，这也为武则天顺利杀害大唐重臣和夺取中央实权埋下伏笔。最终在皇帝病重的时候，代替高宗使王权，行王事，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

二圣临朝

　　显庆五年十月（660年），唐高宗风疾发作。让武则天处理朝政。然而也让武则天和唐高宗出现了裂痕。也导致了武则天差一点被废。麟德元年（664年），唐高宗让宰相上官仪起草了废掉武则天的诏书。墨迹未干时，武则天从天而降。软硬兼施，废掉皇后的事只好以失败告终。于是，武则天向唐高宗建议让她和高宗一块上朝，临朝听政。合称二圣，使她的政治经验和影响力进一步增长了。但武则天还不满足，她要与高宗封禅泰山。由于高宗年间国力昌盛，武则天积极窜掇高宗封禅泰山。祭祀昊天上帝时先皇配享，祭祀皇地祇时太后配享。封禅的时候先有皇地初献，公卿当亚献。但封禅毕竟没有皇后的事，于是她又说，封禅为祭地之仪，由太后配享，彰显后土之德。让公卿当亚献非常不妥，因为男女有别。不能让外臣来祭祀。所以要让她自己充当亚献，好孝敬孝敬自己的婆婆，高宗果然答应。后来在麟德三年正月初一这天，她与高宗一块封禅泰山，充当亚献。而且还给百官赐爵加阶。使百官对她感恩戴德。

晋升天后

唐高宗的身体每况愈下，繁重的国事必须由武则天来决断。于是武则天又有了新的想法。上元元年（674年）武则天撺掇高宗以孝顺的名义，把祖宗封了个遍。追尊唐高祖李渊为神尧皇帝，他的皇后窦氏为太穆神皇后；追尊唐太宗李世民为文武圣皇帝，长孙皇后为文德圣皇后。于是为了避讳，唐高宗自称天皇，武皇后改称天后！可见武则天这时的欲望有多大！

　　不仅仅是这样，武则天还上书唐高宗，提出十二条改革措施，向全天下颁布了她的政治纲领。历史书一般把它叫做建言十二事。这十二件事分为四个方面：第一方面，施惠百姓，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劝课农桑，轻徭薄赋。停止对外作战，减少公共工程。把京城老百姓的徭役给免了。第二方面：笼络百官。从提高官员的待遇入手。给八品以上的官员涨工资，给才高位卑、长期得不到晋升的中下级官僚升官。第三方面：提高母权。如果母亲去世，父亲还在世，也要为母亲守孝三年。第四方面：取悦皇帝。第一，王公以降皆习《老子》。第二，提倡节俭，要求服务于宫廷的手工业作坊停止生产奢侈品。当时皇后的裙子一般是十三个褶，可武则天只穿了七个褶子的裙子。提倡节俭。建言十二事使武则天的威望更加提高了。

政通人和

　　任用酷吏让武则天背上了骂名，在武则天的统治稳定之后，武则天开始弃用酷吏。为巩固统治，武则天使用严酷手段。为掌握国家统治大权，她毒死了已立为太子的亲生儿子。称帝第二年，武则天便用两大酷吏之一的来俊臣杀了另一个酷吏周兴；至万岁通天二年（697年），杀来俊臣，结束了酷吏政治。

　　在用人上，武则天为了夺取政权，维护统治，任用酷吏打击反对派；但是武则天还任用了很多贤臣来治理天下，武则天作为一个政治家在历史上以知人善任著称，武则天一朝号称“君子满朝”娄师德，狄仁杰等著名的贤臣均在其列，后来的“开元贤相”姚崇和宋璟也是武则天时期提拔起来的。武则天善于用人还体现在她在用人制度上的改革和创新，她改革科举，提高进士科的地位；举行殿试；开创武举、自举、试官等多种制度，让大批出身寒门的子弟有了一展才华的机会。《资治通鉴》评价武则天；“政由己出，明察善断，故当时英贤亦竟为之用。”

　　在经济上，武则天早在“建言十二事”中就提出薄赋敛、息干戈、省力役等主张以保障农时；在其执政的半个世纪中，社会经济快速发展，户口数永徽三年（652年）为380万户，到武则天退位的神龙元年（705年）增长到615万户。此时均田制开始瓦解，民户逃亡现象开始普遍，武则天对此采取了相对宽容的政策，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不过民户逃亡也使政府税收受到了损失，增加了社会的不稳定因素。武则天为了称帝尊崇佛教，大修庙宇，建造规模宏大的明堂、天堂，这也加重了人民的负担。

平定边患

　　在军事上，武则天时期基本维持了唐朝的疆域和地位，由于武则天称帝前后杀了一大批能征惯战的宿将名帅，导致在一段时间内对外战争频频失利，随着统治的稳定又逐渐挽回了颓势。

　　在西北，唐朝与吐蕃为争夺西域烽烟不息，安西四镇时置时罢，高宗启用裴兴俭经略西域，于调露元年（679年）重置四镇。垂拱三年(687年)，正当武后忙于篡位时，吐蕃又占领了安西四镇，其前锋直达敦煌。武后称帝后的长寿元年(692年)，武则天派王孝杰率军收复安西四镇，并遣军常驻，从而结束了唐蕃在西域反复争夺的局面

　　在北方，东突厥在唐太宗时期本来已经被灭，唐高宗在位时期突厥复兴。调露元年（679年）十月，单于大都护府下属突厥酋长阿史德温傅、奉职率所辖二部反唐，和唐朝重新爆发了战争，双方互有胜败。武则天称帝前，抗击突厥的大将程务挺因替裴炎申辩被武则天杀死，突厥的入侵更加猖獗。武则天称帝后第5年，即天册万岁元年（695年）十月，篡位的默啜可汗为了争取中原王朝支持遣使请降，武则天册授他为左卫大将军、归国公。后来默啜因帮助平定契丹有功而被封“颉跌利施大单于”、“立功报国可汗”。万岁通天二年（697年）三月，武则天应默啜之请，将六州降户数千帐送交默啜，并给他谷种4万斛、杂彩5万段、农具3千件、铁4万斤。圣历元年（698年）六月，武则天命内侄武延秀前往突厥，准备娶默啜女为妃。默啜以武延秀非李氏为由不但不允婚，反而将其拘留，并扬言要用武力帮助李氏恢复唐朝。

武则天起先命其内侄武重规等领兵45万反击默啜，但毫无成效。武则天不得已立其子庐陵王李显为皇太子，又任命李显为河北道元帅，招募士兵讨伐突厥；但实际领兵出征的是副元帅狄仁杰。默啜得知唐朝大军将出发，即将从赵州、定州掠夺的男女八九万人全部杀死，一路残杀百姓，饱掠而去。一些大将虽拥有重兵却不敢逼近默啜。狄仁杰领兵10万，到赵州时突厥人已经撤退，他一面安抚百姓，又严令部兵不得侵扰百姓，河北才算安定。此后默啜恃强一再侵扰中原北边，采取时和时战的策略，双方关系时好时坏。

　　在东北，武则天时期契丹崛起，万岁通天元年（696年），因营州都督赵文翙暴虐无道，契丹人松漠都督李尽忠，和旧城州刺史孙万荣起兵反周，进攻河北地区。武则天三次派兵讨伐，损兵折将，在奚和突厥帮助下才得平定。由此我们不难看出武则天时期军事上的总体表现不及唐太宗时期。

　　长安二年(702年)，武则天于庭州置北庭都护府(今新疆吉木萨尔北破城子)，取代金山都护府，管理西突厥故地，仍隶属于安西都护府，巩固了唐朝中央政府对西域地区的管辖。

　　另外，武则天时期府兵制开始瓦解，武则天根据实际情况在募兵制度方面有所创新，在边疆地区招募“团结兵”（团练），“团结兵”具有一定雇佣兵的性质，这在中国军事史上有一定意义。

神龙政变

　　武则天称帝后，一直没立太子，她将原来的皇帝李旦称为“皇嗣”，“皇嗣”身份近似于太子又不是太子。按照父系社会的传统，中国古代的皇权都是在一家一姓中传递的。这种继承方式让女皇武则天大受困扰：如果让儿子继承帝位，那倒是一家了，但却跟自己不是一个姓；如果把皇位传给侄子，跟自己是一个姓了，可又不是一家。武则天的侄子武承嗣为了能当上太子，使尽了浑身解数，连出狠招，把皇嗣李旦折腾得死去活来；经过狄仁杰等大臣的劝说，契丹、突厥先后打出匡复李唐的旗号反周，武则天看到人民仍心向李唐皇室，再加上武氏子弟的不成器，武则天最终下定决心重新立已经被废为庐陵王的李显为太子。解决了继承人的问题后，武则天已经没有什么棘手的问题需要解决，她便志得意满，加上年龄的增长，武则天开始耽于享乐。

　　武则天晚年，一批男宠慢慢走进她的生活。高宗去世后不久，武则天便有了第一个男宠冯小宝，当时武则天还比较注意约束男宠，后来冯小宝因为任性使气，得罪了武则天最后被秘密杀死。武则天生命中的第一个男宠销声匿迹后，张易之、张昌宗兄弟迅速崛起，成为武则天的新宠。当时武则天已经进入真正意义上的暮年，老病缠身的她长时间不能上朝，对朝政的控制力下降，她将二张兄弟当作耳目，二张兄弟逐渐插手朝政，陷害宰相魏元忠，不仅跟大臣结怨，也使得武则天回归李唐、传位太子的形势发生逆转，引起了政局的复杂化，武则天母子、君臣关系也因此空前紧张起来。

　　神龙元年（705年）正月，张柬之、桓彦范、崔玄、敬晖等人联合右羽林大将军李多祚发动政变，杀死二张兄弟，逼武则天退位，迎中宗复位，恢复唐朝旧制。同年十二月，武则天去世，享年82岁，遗诏“去帝号，称则天大圣皇后。”

无字丰碑

　　无字碑位于武则天和高宗和葬于乾陵（今陕西乾县）。武则天死后，立了一块“无字碑”。一个迷信文字的女皇石碑却没有刻一个字。其说法有几种：第一种说法认为，武则天立“无字碑”是用以夸耀自己，表示功高德大非文字所能表达；第二种说法认为，武则天立“无字碑”是因为自知罪孽重大，感到还是不写碑文为好；第三种说法认为，武则天是一个有自知之明的人，立“无字碑”是聪明之举，功过是非让后人去评论，这是最好的办法；还有一种说法，武则天的儿子恨透了自己的母亲，她本写好碑文，却被她的儿子藏在了墓室之中，留下一块无字碑。也有学者认为，石碑原本计划刻字，但武则天死后政局动荡，各派政治势力，始终不能对武则天作出适当的评价，因而便不了了之。还有一种说法，因为武则天既是皇帝又是皇后，别人不知如何写碑文，所以没有文字。对于武则天历来褒贬不一，李白把武则天列为唐朝“七圣”之一。

定都洛阳

　　唐高宗显庆二年（657年），以洛阳为东都。此后高宗频繁往返于两都之间，以住洛阳为主，直至在洛阳病死。武则天称制后，于光宅元年（684年）迁都洛阳。她掌权期间，除了长安元年（701年）十月至长安三年（703年）十月住在长安外，一直居住在洛阳。武则天为何选择洛阳作为武周的政治中心？司马光解释说：武则天害死王皇后、萧淑妃以后，“数见王、萧为祟，披发沥血如死时状。后徙居蓬莱宫，复见之，故多在洛阳，终身不归长安”《旧唐书》亦载：“后则天频见王、萧二庶人披发沥血，如死时状。武后恶之，祷以巫祝，又移居蓬莱宫，复见，故多在东都。”其实，这并不符合事实。王、萧两人死于唐高宗麟德二年（665年），此时距武则天定都洛阳，已近二十年。况且，武则天称帝后，仍然在长安住了两年。因此，仅仅以王、萧两人之死来解释武则天定都洛阳，难免有牵强附会之嫌。

　　陈寅恪先生则认为：“夫帝王之由长安迁居洛阳，除别有政治及娱乐等原因，如隋炀帝、武则天等兹不论外，其中尚有一主因……即经济供给之原因是也。” ，陈寅恪先生之说很有道理，武则天定都洛阳是由当时的政治、经济形势以及洛阳的地理形势决定的，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首先，就政治原因而言，武则天定都洛阳是为了与李唐王朝分庭抗礼，近而实现改朝换代的心愿。

　　武则天为定都洛阳进行了一系列的精心准备。光宅元年（684年）九月，改东都为神都。688年，建明堂，四月，武承嗣命令同泰将伪造的刻有“圣母临人，永昌帝业”字样的白石进献武则天。五月，武氏受“宝图”，事南郊，告谢昊天，御明堂，命诸州都督、刺史及宗室、外戚于拜洛前十日云集神都。七月，更命“宝图”为“大授神图”，封洛水为显圣，加特进，并立庙。永昌元年（689年）正月，武则天亲享明堂，大赦天下。次年正月，又享明堂，并依周制建子月为正月，以“曌”字为名。七月，颁《大云经》于天下。九月，革唐命，改国号为周，改元天授，在洛阳立武氏七庙。天授二年（691年）七月，“徙关内雍、同等九州户数十万以实洛阳”。洛阳在政治上对武则天的重要性，还可以从徐敬业起兵时魏思温的言论中窥见一斑。光宅元年（684年）九月，徐敬业等以匡复庐陵王为借口，起兵反对武则天。当时，魏思温建议徐敬业：“明公以匡复为辞，宜率大众鼓行而进，直指洛阳，则天下知公志在勤王，四面响应矣。”遗憾的是，徐敬业没有采纳魏氏的建议，结果兵败身死。陈岳论及此事，叹息道：“敬业未能用魏思温之策，直指河、洛，专以匡复为事，纵军败身戮，亦忠义在焉。而妄希金陵王气，是真为叛逆，不败何待！”由此可见，洛阳对于武则天之重要，它实际上是武则天的政治大本营。

　　其次，就地理位置而言，洛阳适宜作国都。唐朝建立后，历经太宗、高宗两朝，疆土得到不断扩大。高宗总章元年（668年），唐朝的疆土达到极限：“其地东极海，西至焉耆，南尽林州南境，北接薛延陀界。东西九千五百一十一里，南北一万六千九百一十八里。” 此后直到武则天时期，疆土虽时有变化，但都大于唐朝建国初期。长安在版图上的位置偏西，失去了居中而摄天下的作用。而洛阳西接关中盆地，东连华北平原，自古就被称为“天下之中”。若就黄河、长江两大流域来说，从洛阳出发，北通幽、燕，西接秦、陇，东达海、岱，南至江淮，距离大体相等。因此，以洛阳为都可以居中而摄天下。另一方面，洛阳的地理形势也适宜作国都。洛阳北枕黄河，隔河遥峙太行、王屋等山，又有北面的邙山作天然屏障；南有险峻的伊阙，再南遥峙熊耳、少室诸山；西控崤、函之险；东扼虎牢、黑石等关；中有土壤肥沃的伊、洛平原，粮食足以自给。故洛阳是一个“控以三河，固以四塞”的形势要地。这种险要的地理位置使洛阳具有制内御外的优越军事条件，也成为洛阳适宜作首都的主要原因。 再次，就经济原因而言，洛阳所在的关东地区的经济条件要优于长安所在的关中地区。关东地区的主体部分是黄河下游的华北平原，其西端的三河（河南、河内、河东）地区为伊、洛、河、济四水交汇处，自古以来农业就很发达。安史之乱以前，这里已经成为全国最发达的农业地区。关东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间接加强了洛阳地位的重要性。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就体现了洛阳地位的重要和经济的繁荣。孝明帝时期（516—528年）洛阳已经成为整个北部中国的心脏。隋炀帝时期长安只存京师之名，洛阳已成为实际上的都城。反之，关中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与重要性日益不如关东地区。关中地区的农业经济，本来相当发达，故从西周到唐代，长安屡为建都之地。然而自东汉以来，关中地区的农业经济在全国的重要性便日益下降，加上关中适宜农耕的土地面积有限，随着人口的增殖，统治机构的膨胀，粮食供应成为长安的一大难题。要解决这个问题，只有两个途径：一是振兴关中地区的生产；二是从关东及江南漕运更多的粮食到关中。振兴关中地区的生产面临着不少问题：一是唐朝时期关中的自然条件已非秦汉时期可比。关中在遭受几次惨重破坏，特别是东晋十六国时期和隋末战乱的破坏以

　　后，水土严重流失，黄土沙化，径、渭、北洛等河流的含沙量大大增加，灌溉作用日益降低。如唐前期郑国渠的灌溉量尚不及秦汉时代的 1/4。二是不断增长的人口使有限的可耕地失去负荷的能力，即所谓“地狭人稠，耕植不博”。高宗武则天时期正处于唐朝人口剧增的时期。据统计，唐太宗贞观十三年（639年）户数约304万，口数1235万左右；唐中宗神龙元年（705年）户数约615万，口数约3714万。66年间，唐朝户、口数分别超过贞观时期的一倍和三倍。关中又是人口最集中的北方腹地，虽然当时关中地区号称沃野，但“所出不足以给京师”。三是关中地区多王侯权贵，他们在灌溉渠道旁竞造碾硙，耗费水量，影响了水利灌溉的效能。如唐高宗永徽六年（655年），因富商大贾竞造碾硙，郑白渠的灌溉面积已经从四万余顷下降到一万余顷。高宗后期就常带领百官趋食洛阳。更狼狈的是，永淳元年（682年）四月，因仓猝出幸洛阳，扈从之士有饿死于道中者。第一个途径行不通，只好转而依靠第二个途径来解决关中粮食危机。但亦非易事。从关东漕运粮食至长安，不仅路途遥远，而且三门峡一段黄河河道狭窄，水势湍急，水下又多暗礁，行船极为困难。漕运付出的代价很大，运输量却十分有限。为了尽可能地克服三门天险，隋唐政府都曾进行过改进计划，但效果并不理想。天皇四年（584年）隋文帝采取“自小平（今河南孟津县西北）陆运至陕”，然后“还从河水，入于渭川”，再达于京师的办法漕运粮食。这样虽然绕过了三门天险，但陆运花费很大，而且小平至陕州的陆路必需经过险峻的崤、函山谷，风险也很大。开皇十五年（595年）六月，文帝被迫恢复水运，“诏凿底柱”，但仍未能增加漕运量。唐高宗显庆元年（656年）褚朗凿三门峡为梁，其后杨务廉又凿三门峡为栈 道，结果都是徒劳无功。直到唐玄宗开元二十二年（734年）裴耀卿采取分段转输法漕运粮食，这种状况才有所好转。裴耀卿在黄河、运河和渭水交汇处及三门峡东西置仓，漕粮先输入东仓，再开山路八十里，陆运到西仓，最后漕运到关中。这样，即缩短了舟行日期，又提高了运输效率。史载，连续三年，“漕七百万石，省陆运佣钱三十万缗”。三年即省钱三十万缗，漕运费用之高可以想见。“用斗钱运斗米”之言不虚也”。 另外，唐高宗死后各地的情况更突出了洛阳的优势。当时，“燕、代迫匈奴之侵，巴、陇婴吐蕃之患，西蜀疲老，千里赢粮，北国丁男，十五乘塞，岁月奔命，其弊不堪”。仅剩关中之地，也“顷遭荒馑，人被荐饥”。惟有洛阳，“瀍、涧之中，天地交会，北有太行之险，南有宛、叶之饶，东压江、淮，食湖海之利，西驰崤、渑，据关河之宝”，同时，“太原蓄巨万之仓，洛口积天下之粟”。因此，在当时的情况下，定都洛阳，既不存在粮食供应困难，又能节省漕运所需的财政开支，不可不谓明智之举。综上所述，武则天迁都洛阳，是根据当时的政治、经济形势以及洛阳的地理形势做出的明智选择，决非仅仅为了避免王氏和萧氏阴魂的纠缠，更非单纯出于荒淫享乐的私欲。武则天迁都洛阳有积极意义，它既适应了政治上改朝换代的需要，又顺应了经济重心东移的历史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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