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101》是腾讯视频推出的中国首部女团青春成长节目，于2018年4月21日起每周六20:00在腾讯视频独家播出。该节目沿袭了《超级女声》、《偶像练习生》等偶像养成类综艺的套路，通过任务、训练、考核等环节让101名选手不断成长、积累人气，经过这些惊心动魄的悬念和跌宕起伏的剧情，最终选拔出11位组成全新的偶像团体出道。另外，张杰、黄子韬、Ella等一批明星导师也在吸引着年轻人的目光，成为节目收视率的流量担当。
后工业时代下的造星运动屡见不鲜，自2005年《超级女声》风靡中国以来，近乎所有的选秀类节目所沿袭的都是同一个套路——李宇春、华晨宇、蔡徐坤乃至邓紫棋等明星的爆红皆是经由制作从前后台场景的介入、观众们参与式的pick中完成的，双向互动式的传播令受众更具有沉浸感，代入到一个个通过努力奋斗从默默无闻到一夜成名的故事中，引发消费式的狂欢。不知今日的王菊是否能最终取得胜利，成为又一个“全民偶像”的翻版？
选手王菊一开始参加《创造101》时并不被外界看好，在前四期节目中甚至多次被网友嘲笑“土、黑、壮”，与传统印象中肤白貌美瘦的女团成员形成强烈反差，二度濒临淘汰。但自第五期节目开播后，其口碑似乎发生了逆转：对传统审美范式的反叛、性少数群体对自我发现的渴求、女权意识的觉醒以及网络语态下的跟风快感……让王菊的口碑在仅仅两周内产生裂变式的传播效果，逆袭成为一匹荣登榜首的黑马。
一、网络时代的传播路径
随着社会化媒体成为主流的传播渠道，粉丝不再是被动的消费者，他们在社会化网络中拥有了更大的主动权和辐射力。基于社交媒体的裂变式传播路径，粉丝圈子的传播互动往往能够产生极强的辐射效应，即由一个粉丝增长为两个粉丝、甚至是一群粉丝，多级传播的模式逐渐扩散、影响到身边众多的人，应证了麦克卢汉关于“重归部落化”的预言。
而一个个“陶渊明”们借助微信漂流瓶、微博热搜榜、QQ群等平台聚集起来，向路人推广创意独特的文案段子、特色自制表情包和短视频，通过跨平台分享的方式使“拯救王菊”的行动得到广泛关注，以至于明星汪苏泷等互联网意见领袖站队纷纷表示支持。社交媒体平台的多级传播和反向议程设置助推了全民造星的狂欢热潮，让更多的“吃瓜群众”随波逐流，形成强大的宣传效应。与节目背后的商业逻辑不谋而合——谁拥有注意力谁就拥有话语权。
二、一夜爆红的养成逻辑
1. 情感诉求
对粉丝而言，偶像既是对他们心目中理想的自己的化身，也是内心情感的寄托。据艺恩咨询在2016年发布的《粉丝经济研究报告》所言，偶像文化的本质即为“贩卖”梦想。粉丝通过收听专辑、观看作品、购买杂志和代言产品等行为将流量变现，用以支持自己的偶像。在合作打榜、应援、购买周边等仪式性行为的过程中，粉丝们不断地增强彼此的联结、逐步强化集体认同感与归属感，最终生发出一种日常生活中难以体味的崇高感。
虽然王菊在外形上与《创造101》的其他选手有着显著的差异，更是挑战了大众眼中的传统女团形象。然而丰富的社会经验帮助她形成了一套简明清晰、逻辑完整的表达，从事艺术等相关职业的历程令其能够深刻把握住受众的心理，在节目制作方、广告运营商及自身的努力下，借助大众传媒的手段成功将自己塑造成一个具有鲜明特点的符号。
对于王菊的粉丝“陶渊明”们来说，pick王菊其实就是在pick平凡的自己。其身上的反偶像、反艺人特质颠覆了传统的对女性审美的定义，迎合消费时代下中国女权主义的崛起，“她”经济让女性同胞拥有了更多的话语权。节目后期更为频繁的曝光与娱乐化的打榜方式使传播进入到一个良性的循环当中，引发了更多路人粉的围观和支持。
2. 粉丝话题
以经济学的理性成瘾理论为根据来分析，粉丝对周边产品的消费更像是消费毒品，属于“边际效用递增”的习惯养成型消费行为。而在韩国式的偶像养成体系中，粉丝从来不只是偶像的追随者，也是造星工业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居于偶像背后的经纪公司通过各种措施引导粉丝们相信：自己的付出程度会直接影响偶像的命运。文化工业下的粉丝经济变单一的消费者为生产者，参与着集体造星的活动，“爱他就是为他花钱”已成为饭圈的通行规则。
资本爱听故事，市场喜欢起哄。粉丝消费者的具体消费行为具有以下三点特征：一是地毯式信息搜集；二是集邮式商品消费；三是粉丝“消费者共同体”的社群聚集。有学者认为：作为一张全新的面孔，王菊自身定位的差异化使得粉丝可以摆脱既有韩国式应援体系的束缚，被社交网络上霸权式的粉丝文化压抑许久的“路人”找到了一个抵抗和宣泄的出口。而其身上所展现的自信、勇敢、坚强又不同于性别文化当中的刻板印象，迎合了当下多元文化的发展，为性别意识的消解和社会自由的探寻提供了更多可能。
作家黄淑仪曾说过：“生命是我自己的，我凭我的高兴去处置它，就算是一滩死水，我也要让它变活，然后兴风作浪。”我们有权定义自己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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