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50年代中期，根據當時的國際形勢，為了防禦外敵，黨中央和毛澤東主席就做出了要研製原子彈的決策。當時的新中國還處於一窮二白的地步，科研水平有限。當時的中蘇關係還很融洽，蘇聯就向我國派了一批科學家援建，我國的核事業也邁出了第一步。
到了60年代，由於中蘇關係的緊張，蘇聯政府撤回了所有援華的科技人員和行業專家。當時在西北地區幫助我國發展核事業的蘇聯專家也同樣被蘇聯方面強制安排撤離，這對我國剛剛起步的核事業是一個巨大的考驗，給當時核武器的研究帶來了不小的困擾。
一位對中國十分友好的蘇聯專家在臨走時留下一句話：“沒關係，我們走了，你們有王淦昌。”（1956年，王淦昌受國家委派赴蘇聯杜布納原子核研究所工作，1959年，升任副所長）
年輕時期的王淦昌
當時的王淦昌因為發現了反西格瑪負超子，並且首次觀察到基本粒子相互作用產生的帶奇異夸克的反粒子，極大的推動了人類對物質微觀世界的認識。從而轟動了整個國際物理學界，有不少國際有名科學家認為，如果王淦昌繼續他的研究方向，將會是諾貝爾物理學獎的有力競爭者。當世界的目光都聚焦在這位即將創造歷史的科學天才身上時，王淦昌卻神秘失蹤了。
王淦昌的神秘失蹤與我國的核事業發展有關，由於當時蘇聯專家的撤離，我國在核研究領域人才的缺乏，國家向王淦昌發去了緊急指令。王淦昌在祖國需要的時候放棄了近在咫尺諾貝爾獎，毅然返回祖國。
時任第二機械工業部部長的劉傑和副部長錢三強一起帶著研製核武器的任務去找王淦昌的時候並沒有十足的把握，因為當時王淦昌在蘇聯研究所的研究工作已經接近尾聲，再堅持研究下去，那可能就是劃時代的突破，有很大的幾率去爭奪諾貝爾獎。並且國內的核事業剛上馬困難重重，生活環境和蘇聯也有翻天的差異。與劉傑和錢三強交談後，王淦昌選擇了”以身事國“，投身到祖國的核武器建設中去。
因為核武器的研製屬於國家最高機密，王淦昌這個被科學界廣為熟知的名字便不能使用，更要與外界斷絕一切往來。劉傑部長問王淦昌新名字叫什麼的時候，王淦昌脫口而出：“那我就叫王京吧，我姓王這是祖宗給的姓，京代表這北京，代表著我的祖國。”
年長時的王淦昌
正是因為當時湧現了一大批像王淦昌這樣擁有高尚愛國主義情懷科學家的出現，才使得我國的兩彈一星事業發展的如此之快，如此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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