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人民網-文史頻道 原文摘自《宋美齡傳》，【美】漢娜·帕庫拉 著 ，東方出版社出版
重慶談判老照片（資料圖）
孔、宋操縱經濟有一個重要因素，即蔣介石需索金錢“剿共”。委員長的“剿共”作戰一向耗費不貲，他依靠兩個來源取得經費：一是財政部長，一是從毒品生意擠錢。蔣介石如何設法把鴉片市場的交易所得注入“剿共”作戰，同時又義正詞嚴下令取締吸毒，乃是一個成功的政客說一套、做一套最鮮明的例證。
一九二八年，蔣介石確立他在國民黨內領導地位的那一年，設在北京的國際反鴉片協會(International Anti-Opium Association)秘書長抱怨說：“數以百萬計的鉅款，從鴉片之中擠出來供做軍事作戰和內部宣傳之用。”由於蔣介石必須向西方求助，而西方又推動禁菸毒，使得他表面上必須打出禁用毒品的大旗。他在一九二八年八月成立全國查緝煙毒總局。他說：“中央政府絕不會從鴉片稅中拿到一分一毫。如果各位發現中央把鴉片稅當作它收入的主要來源，它就不值得大家信任。”
蔣介石的保證根本是空話。從販毒生意中賺錢是舊軍閥的把戲。雖然馮玉祥疾呼反毒，禁止屬下士兵吸毒，據說他一年即可從鴉片生意得到兩千萬元的收入。基督將軍都如此了，蔣介石也不例外。索克思發現，全國查緝煙毒總局“實質上是發放執照的機關”。“也就是說，你付了錢，取得收據，而收據代表你可以攜帶這些貨，因為你已經繳了罰金了嘛！這就是中國人的理論。查緝煙毒總局就這樣收下錢，錢用去養部隊。”
蔣介石保證不從鴉片稅中拿到一分一毫的那一年，湖北、山西和廣西征收到一千七百萬元左右所謂的“禁菸所得”。一九三〇年，十三萬英鎊的鴉片從波斯和印度進口到上海；同一時期，四川、雲南也提供好幾百噸鴉片，由蔣介石的部隊押運保護，沿著中國的“鴉片公路”——長江東進。蔣介石當家執政三年，中國生產的毒品已佔全球的八分之七。那一年及次年，國民政府成立鴉片專賣以便逼退競爭者，但新聞媒體群起撻伐，使它放棄此一計劃。宋子文以及當時擔任行政院長的汪精衛，都支持蔣介石的做法。甚至英國極有影響力的記者伍德海德(H. G. W. Woodhead)也支持這個構想，認為這是克服中國經濟問題唯一的方法。一九三一年四月二十七日的《時代週刊》報道：“財政部長宋子文上週愉快地宣佈，中國即將有一套‘新而實際的鴉片政策’……依據宋部長的說法，‘實際的’鴉片政策不能只講取締、禁止……如果精明的宋部長能在他的財政部馬車上駕馭住鴉片，他或許在未來可以找到方法平衡中國的預算。”
在此之前，杜月笙和青幫已經控制了上海的鴉片生意。青幫協助上海“清共”之後，蔣介石任命杜月笙和黃金榮為國民革命軍“榮譽顧問”，並授予少將軍階。委員長在所謂的“更具體的讓步”中，把上海地區的鴉片權利交給杜月笙的一家公司，並安排軍警協助保護青幫的鴉片運輸與倉儲。
但是，杜月笙得到的不只是金錢。當他回出生地老家高橋村修繕的一座古廟落成啟用時，八萬名賓客登門道賀。除了收到六十萬元禮金之外，上海市長、汪精衛，甚至蔣介石本人都送來匾額。然後，杜月笙就把他最大的嗎啡工廠設在高橋。有位美國外交官很好奇，為什麼每次蔣介石到上海都要見杜月笙？有個中國官員解釋給他聽：“蔣委員長到了上海，第一件事就是向杜月笙投名帖……兩人之間的關係只是一種安排：杜月笙負責率領他的黨羽管束共產黨及其他不良分子不輕舉妄動，換取他在煙毒、賭博和賣淫業的行動自由。”為了滿足杜月笙追求社會地位的慾望，蔣介石指派他為“上海剿共特派員”。不僅如此，他的鴉片專賣生意若是失敗，杜月笙還會要求退錢給他——他可是付了政府六百萬元開辦費——宋子文提議以政府公債償付。不幸的是，宋、杜皆心知肚明，政府公債一文不值。一九三一年七月二十三日，倪太夫人逝世當天有人企圖殺害宋子文［113］，也就不足為奇。我們可以認定，經過這一幕，要給付杜月笙的退款很快就以現金支付。
直到一九三三年，杜月笙的組織都以上海法租界為基地。他每個月從鴉片生意可賺六百萬元，其中約十五萬元孝敬了法租界警察。可是，法國派了一名海軍軍官前來調查貪瀆，使得這個親密關係為之叫停。儘管杜月笙派密使攜帶鉅額賄款到巴黎打通關節，中國政府人員也焦慮，希望停止調查，法國當局卻決心整肅官箴。新到任的總領事(並不貪汙)和曾經出賣過杜月笙的一個前任總警司聯名設宴，有好幾名赴宴官員竟然食物中毒而死。法國當局認定杜月笙在幕後主使，他被迫退出法租界，從上海華人地界繼續做生意。
遷地營業並沒太影響杜月笙的生意。他重新建立組織，繼續大撒銀子保護地盤。他的手下在上海周圍有十家嗎啡工廠，他們每個月付國民政府四十萬元保護費。一九三二年底，杜月笙要求政府準他壟斷全市鴉片專賣生意，他提議願每月付給財政部三百萬元，雙方果真達成協議。宋子文接替孔祥熙為財政部長，把杜月笙營業大本營所在之虹口特別稅局，改劃歸蔣介石的總部管轄。次月，國民政府委派蔣介石兼管全國緝毒工作。到了一九三三年五月初，蔣介石的鴉片生意——官方名稱是鴉片“查緝”工作——已經運作起來。當年年底，虹口特別稅局收到一千六百萬元的鴉片稅。有個專家估計，國民政府在全國每個月可收到三千萬元左右的鴉片稅。［114］
許多中國知識分子和西方觀察家批評蔣介石利用鴉片支應政府費用。但是根據美國駐漢口領事的說法，“鑑於南京政府因為蔣介石極大的軍費開銷，過去幾年已經累積鉅額赤字，一般不相信蔣介石會只為了推動公共福祉，切斷他在鴉片專賣這方面豐厚的收入來源。”
有位權威專家說：“在華中各省，尤其是湖北和湖南，幾乎每個政府組織都得靠鴉片收入來維持。”他引用某地每擔(大約六十公斤，即中國一百斤)鴉片成本四百元為例說明。官員要在這個底價上加徵三百二十元的一般稅、三十二元的剿共捐、三元二角的中央政府規費、一元五角給地方商會、二元五角給特別貨物(鴉片)協會、二元五角給地方女子學校、七元的保護費。在這個總數之上，專賣機關再加上九百二十元。於是乎，鴉片的成本要增加為四倍以上，達到每擔一千六百八十八元七角。［115］
讓西方國家生氣的是，南京政府繼續怪罪列強政府害中國擺脫不了鴉片。伍德海德說：“我們很好奇同一天上午在報紙上讀到一家中國通訊社的報道，它說，今年中國全部已有兩百零四名鴉片毒販被槍決；但另一則報道則說，目前中國仍有三百萬名鴉片或其他毒品吸食成癮者；(廣西)百色的記者又報道說，有一車隊載運一百八十萬盎司鴉片抵達該地，暫存於緝煙局，等候繳納稅費。”《字林西報》有一則報道說，九江有一海關官員因走私鴉片罪名被捕；事實上，他真正的罪行是“過分熱心查緝走私”。或者以《北華捷報》的說法：“醜聞已經太深，只好非辦不可。”
一九三五年，蔣介石撤銷查緝煙毒總局，自任緝煙總督辦。但是他很快就與日本發生競爭。日本人把他們控制下的華北地區轉化為“一大片罌粟田”，提煉鴉片及其他麻醉藥品。一九三七年一月一日，委員長頒佈嚴格法令，規定使用這些麻醉藥品為非法行為。根據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察探長巴帕(Papp)的說法：“中國政府壟斷中國各地的鴉片生意，日本人則主宰麻醉藥品販運。因此，中國消滅麻醉藥品販運及吸食習慣，主要影響到日本人……同時，中國人深怕被抓到販運或吸食麻醉藥品會遭到重懲，往往舍麻醉藥品而用鴉片，結果造成鴉片使用量上升，政府也因此稅收大增。”
蔣夫人對她丈夫涉及鴉片生意是否知情呢？她或許和他一樣，頗能小心保持內心的區隔。這種精神上的平衡可以她有關杜月笙的評語作為例證。杜月笙參加孔祥熙府邸的祈禱會之後，於一九三六年受洗為教徒。據說，蔣夫人告訴美國一位主教：“杜月笙已成為真正的基督徒，因為自從他受洗以來，上海的綁票案已顯著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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