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將近三百年的統治，擔任宰相的人肯定不少，為什麼獨獨要說“前有房杜，後稱姚宋”呢，其實這裡面最重要的君臣之間的配合，這才是關鍵所在。
姚崇、宋璟固然偉大，但更偉大的是唐玄宗李隆基；房玄齡、杜如晦固然偉大，但更偉大的是唐太宗李世民。武則天去世以後留下了很多的人才，為什麼唐玄宗真正親政以後，兩個月內就來到渭水，徵召來姚崇？
歐陽修在編《新唐書》使特別提到“君臣之遇合”，姚崇和宋璟能夠施展他們的才幹，這是此刻李隆基所需要的，因為這個時候他還是個有抱負的政治家，希望勵精圖治，把他的開元時代打造成和貞觀時代相媲美的時代。
這便是政治家獨有的慧眼，主導了姚崇和宋璟在開元時代的接力。兩人性格不一樣，風格也不一樣，但他們的終極目的是唐朝的繁榮，為了大唐他們共同使力，推進了”開元之治“的發展。
在這歷史關鍵時期，作為天子的唐玄宗選擇了順勢而為進，落實在政策措施方面，可以從4個字上尋找一下原因，那就是“嚴於治吏”，這也是中國所有時代繁榮的秘密之一。
說到治吏，我們想到更多的是懲治腐敗，認為治吏就是打擊貪贓枉法。嚴格說起來，懲治腐敗只是治吏的一個環節，甚至是末端環節。中國傳統的所謂治吏，它應該是一個系統，是一個管理工程，包括官員的培養、選拔、教育、監督、考核、獎懲，整整一套才叫吏治。
說到唐玄宗的治吏，他不僅僅在實踐上，在理論上也是有創新的。
實踐方面，李隆基親征以後不斷地精簡機構，革除從武則天以來設置的各種冗職、冗官、冗吏，為國家節省開支，同時也提高行政效率。此外，唐玄宗繼續推進由隋朝創建，唐朝繼承的科舉制度，從寒門和豪門裡頭，選拔大量的人才，來充實並改變官場的結構，擴大統治基礎。
在理論方面，李隆基也進行了總結，先後讓張說、李林甫對唐朝武德及貞觀以來的機構設置、官員的任命、職務的職責範圍、獎懲制度進行總結，最後編成了一部中國歷史上劃時代的政書——《唐六典》。
《唐六典》共30卷，30萬字，開了中國歷史上官修政書的先河，以後的朝代都因循此例，開始編著自己朝代的政書，對吏治的整套體系進行歷史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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