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出身佃農，從小放牛，7歲那年，父母、大哥均死於瘟疫；17歲出家當和尚，到25歲那年，寺廟又遭官軍焚燬；朱元璋走投無路，終於參加了反抗元朝統治的起義軍；依靠自己的勇敢和智慧，再加上一點運氣，朱元璋在義軍中脫穎而出，最後竟至黃袍加身，成為一個布衣皇帝的“傳奇”。
在稱帝前長達16年的艱苦轉戰中，朱元璋做到了深謀遠慮，謙虛謹慎。他在戰略上採取“高築牆、廣積糧、緩稱王”的正確方針，同時牢記“得人心者得天下”的道理，做了不少好事。據清人谷應泰在《明史記事本末》中記載，朱元璋在準備攻取鎮江時，就曾再三告誡部下說：我自起兵以來，從未妄殺無辜，你們一定要體會我的良苦用心，破城之日，千萬不要放火、搶掠、殺人，違反者處以軍法，縱容者也要處罰。佔領鎮江後，朱元璋還特地命徐達訪請當地能人秦從龍，後來又親自到鎮江，“謁孔子廟，分遣儒士告諭鄉邑，勸農桑。”及至做了皇帝以後，朱元璋也採取了一系列減輕百姓負擔、發展農業生產的措施。他曾對劉基說：“寬民必當阜民之財，息民之力。不節用，則民財竭；不省役，則民力困；不明教化，則民不知禮義；不禁貪暴，則無以遂其生。”劉伯溫聽了他的這番話，感動得讚歎道：“此所謂以仁心行仁政也。”
然而，就是這樣一位欲行仁政的皇帝，卻又對孟子主張“民貴君輕”的言論極為反感，卻又非常善於實施陰謀而不動聲色，卻又在懲處官吏時極盡殘暴株連之能事，卻又經常因自己的猜忌多疑和刻薄寡恩而陷入孤獨和痛苦之中。和許多皇帝一樣，他也在登位後立即陷入“殺功臣”的怪圈，把“兔死狗烹”的慘劇演到了極致——只剩下一個湯和，趕緊戰兢兢告老還鄉，才保全了一條小命。在震驚全國的胡惟庸和藍玉兩個大案中，他竟殺了將近四萬人。這種空前的恐怖統治，這種複雜的雙重性格，究竟是一種什麼樣的思想動機和情感邏輯所造成的呢？
顯然，這正是在封建專制體制下“權欲”無限膨脹所必然導致的結果。從起初連生存權都得不到保障的一無所有，到登上皇位權傾天下，還要想著為“家天下”的繼承者削除“權杖”上的“芒刺”，這其中的發展規律，必然推動整個極權體制運轉成一部瘋狂的“絞肉機”，使其中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包括那些後宮的女人們，毫無例外地無法逃脫要麼“吃人”、要麼“被吃”的命運。
人民大學的毛佩琦教授在“百家講壇”上講到“胡藍兩案”時說，明清兩代都有人懷疑他們的所謂“謀反”實為子虛烏有，而他則乾脆斷言是兩起“冤案”，這就和電視劇中所展現的故事情節大相徑庭了。當然，電視劇如此演繹謀反與平叛的故事也並非毫無根據，因為在《明史記事本末》中，也記載了“胡藍”意欲謀反的種種“蛛絲馬跡”，按照這些線索來編劇，顯然可以加強戲劇性，從而對觀眾有更大的吸引力。
儘管迷失在歷史迷霧中的“胡藍”事件真相難明，但照我看來，他們的“反”或“未反”，並不影響封建統治下君臣關係的本質。在那樣一種非人的制度中，人性都已嚴重地扭曲變形。皇帝對權臣不可能完全放心，勢必經常在信疑之間遊移；權臣對皇位也未必毫不動心，只是要看實現篡位的可能性有多大罷了。皇上所謂“愛”卿如命者，臣下所謂“愚”忠至死者，即使真的曾經有過，那也只是個別的現象，“非典型”的現象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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