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報道，截至目前，全世界約3670萬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中有一半無法獲得治療，差不多每5個艾滋病病毒攜帶者中就有2人對自身患病與否不知情。
據官方估計中國目前還有20萬至40萬感染者未被發現。報道顯示，多地青年學生艾滋病病例增多：
廈門市疾控方面統計顯示，目前廈門青年學生病例繼續呈現增多趨勢：2010年-2013年廈門報告的青年學生病例佔新報告病例數的4.44%，而2014-2017年10月期間報告的青年學生病例佔6.31%，佔比呈現上升趨勢。
艾滋病病例分佈涉及各行各業，正向一般人群擴散，特別是青年學生的感染情況需要高度關注。今年前3季度，山西省報告青年學生病例48例，截至今年9月底，累計報告369例，死亡46例。
深圳艾滋病疫情低齡化趨勢令人擔憂。全市1-10月新報告學生病例17例，需要指出的是，今年又出現了3例初中、2例高中/中專學段病例，其中最小的一例尚不足13歲，感染低齡化趨勢令人擔憂。
近年來山東省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數量仍然呈增長趨勢，其中，青年學生艾滋病疫情呈顯著上升趨勢，新發現的學生感染者和病人以性傳播為主，特別是同性性傳播。
......
雲南省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的一位專家指出：“根據目前疫情流行特徵，性傳播是感染艾滋病的主要途徑，而在青年學生中，通過男男性傳播感染已達80％以上，形勢非常嚴峻。”
昆明醫科大學曾對某高校進行連續4年、每年800人的抽樣調查。結果發現，男性的同性性行為逐年上升，且使用安全套的比例極低。最近一年只有1人每次都使用安全套，有1人從未使用過安全套；隨著年齡的增大，男男性行為的發生率呈上升趨勢。雖然大學男生的性行為發生率高於女生，但是男生的艾滋病知識和知曉率卻低於女生。
這一情況不僅出現在昆明。據北京、上海、廣州、長沙、南昌等城市的疫情報告，高校大學生艾滋病感染者也在逐年增加。
據中國疾控中心發佈的數據，2011年到2015年，我國15～24歲大中學生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淨年均增長率達35％（扣除檢測增加的因素），65％的學生感染髮生在18～22歲的大學期間。
一名艾滋大學生的生活與困境
楊光（化名）一直都是母親的驕傲，班裡唯一考入北京的學生，每年都能拿到國家級獎學金，還當選了學生會部長。
可現在，“一切都回不去了，連後悔的機會也沒有。”
每天晚上九點半是楊光的吃藥時間，三種抗艾滋病病毒藥物，一種都不能少。
2015年9月的這天是楊光人生的分水嶺，隱匿在他體內的艾滋病毒被發現了。“出結果的那天晚上，一個人在校園裡一圈一圈漫無目地走著，感覺再也看不見未來了。”那時的楊光是一名大三學生。
從小到大，在老師和同學的眼中，楊光都是標準的好學生。國家“211工程”重點院校、每年都能拿到國家級獎學金、當選學生會部長……楊光身上，有很多耀眼的光芒。
然而，有件事卻讓他糾結不已。從大一開始，身邊的同學陸續都有了女朋友，楊光也試著跟女孩相處，但他只感覺到彆扭。這件事甚至一度讓他自卑，懷疑自己不正常。
糾結了一年，楊光才漸漸在內心承認了自己——同性戀。在一次約會中，意外發生了。大三上學期，通過一個同性戀交友軟件，楊光和一位聊得來的男生私下見面，很快發生了性關係。雖然楊光一直要求對方做好保護措施，但他怎麼也沒想到，在中途對方取下了安全套。
就是那一次，楊光被感染了。
那年暑假，楊光上吐下瀉，高燒不退，檢查懷疑是急性腸胃炎。輸液一週，症狀雖然有緩解，但沒好徹底。獨自去一家服務“同志”的公益檢測室做檢查，結果是“兩道槓”，“當時心裡就清楚，基本上就是HIV了。”
為了不讓室友發現，楊光把藥瓶藏在衣櫃裡，把櫃子上了鎖。每天晚上到點，趁大家都在幹自己的事情，假裝喝水，很快把藥吃下去。
“我們宿舍的關係很好，我知道只要我的血液不沾到他們，就不會有問題，但我絕不敢告訴他們，”楊光說。
據報道，一項針對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等34個城市的高校本科生的摸底調查顯示：接受調查的大學生中，67.1%接受婚前性行為。
艾滋病檢測包販售機走進大學校園
正午時分，清華大學學生綜合服務樓內人來人往，這正是一天中最熱鬧的時候。一種名為“HIV尿液匿名檢測包”自動售賣機的裝置被悄悄安放在了這座樓一層的樓道里。這意味著，清華學生通過簡易的操作就能檢測自身是否得了艾滋病。
清華大學內放置的“HIV尿液匿名檢測包”自動售賣機
它看起來就是一個普通的飲料自動售貨機，只是比一般的自動售貨機多了一個不大的“樣品回收箱”，點擊觸屏上的商品目錄，前3頁都是各種飲料和零食的名字，最後一頁的目錄中才出現一項“HIV快易檢”，用手機支付後便能獲得。路過售賣機的學生髮現，到了中午12點，該商品顯示“已售完”，而它僅僅安裝了一天。
清華大學並非是“第一個吃螃蟹的人”，據瞭解，首批安裝了售賣機的高校包括：北大、清華、人大、北航、中農大、北交大、北理工、北師大、北林大、國際關係學院、八維學校。北語、北外兩校今年有望安裝，售賣機在明年底前將覆蓋海淀區內所有高校。
除了海淀區，朝陽區的中國傳媒大學於去年安裝了同類售賣機，廈門大學、西南石油大學、哈爾濱理工大學等高校近年也有同類舉措。
艾滋病檢測包到底怎麼使用？
這種檢測包的市場售價298元，但在高校內只賣30元，裡面包含使用說明書和尿液採樣器，購買者通過自動售賣機購買之後，再把自己密封的尿樣放回售賣機的投樣箱裡，廠家就會看到反饋，派人收回並送到官方指定專業機構檢測；購買者會得到一個編碼，尿樣送回10天后，憑編碼就能上網查詢檢驗結果，整個過程完全匿名。
海淀區疾控中心提供的數據顯示，從2017年9月27日至11月5日的一個多月時間內，除清華大學外的10所高校的售賣機共賣出37個檢測包，其中14個送檢，檢測結果全部為陰性（未感染）。
然而，並非每個送檢的人都這麼幸運……
楊光（化名）：他是北京一所重點大學大三的學生，他是父母的驕傲，每年都能拿到國家級獎學金、還當選了學生會的部長。然而，2015年9月的一天，他被查出患有艾滋病，他的人生從此被殘酷地改寫了。
大三上學期，楊光通過一個同性戀交友軟件認識了一個男生，在跟這個人的交往中，他被感染了艾滋病。那年暑假，楊光上吐下瀉，高燒不退，被懷疑是急性腸胃炎。輸液一週，症狀雖然有緩解，但沒好徹底。他獨自去了一家服務“同志”的公益檢測室做檢查，結果是“兩道槓”，他“當時心裡就清楚，基本上就是HIV了”，“一切都回不去了，連後悔的機會也沒有……”
燕兒（化名）：我今年20歲，在長沙讀大二。今年2月，在長沙湘雅醫院我被查出感染了艾滋病病毒。那一瞬間，唯一的感覺是我完蛋了。
當醫生對我說，“確診你感染了HIV病毒。”我傻了，腦子裡有個東西嗡嗡嗡地叫，那張薄薄的化驗單，無異於是我的死亡通知單。
去年國慶，我與一個男生髮生關係，對方一定知道自己患了艾滋病，想把我也拉下水。在回學校的路上，除了能想到死亡，我腦海裡幾乎全是空白。我害怕，我怕別人知道了會把我當怪物看，我打算瞞我父母一輩子，我隱瞞身份只為了活下去。
張怡（化名）：畢業於山西某高校，艾滋病快速檢測中心的志願者。他的第一個服務對象是一位大三學生，名叫劉森（化名）。艾滋病快速檢測是用採樣棒沾取牙齦的滲出液進行分析，準確性大約在90％以上，所需時間不超過20分鐘。在等待檢測結果時，劉森一直緊緊捏著張怡的手，而當陽性的結果呈現在兩人面前的那一刻，在痛苦的哀號聲中，張怡辦公室內所有能被投擲的物品都被劉森砸了個稀爛。從那以後，張怡一直跟劉森保持聯繫，督促他吃藥，但是悲劇還是發生了，2016年春節前，劉森突然失聯，他被父親趕出了家門，兩個月之後，在一間低矮的地下室裡，張怡和警察一起發現了一具已經腐爛的遺體，通過衣服口袋裡的證件和一雙張怡曾見過的皮鞋，劉森的身份才得到了證實。法醫判斷他是病發身亡……
艾滋病，高校的魔咒
“艾滋病”、“象牙塔”，兩個詞看似毫無瓜葛，如今卻被一串串急劇攀升的數字緊緊地捆綁在一起，聖潔的高校彷彿中了魔咒，揮之不去，特別是近幾年，學生“染艾”人數迅速增加……
北京：2015年1月至10月新增艾滋病病例3000餘例，青年學生感染人數上升較快。近兩年，北京市大學生感染艾滋病每年新增100多例，以同性性行為傳播為主，2016年15~24歲青年感染者和病人數增幅超過了艾滋病整體增幅。
上海：2015年共報告發現青年學生感染者92例，較上年同期上升31.4%。2016年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有1794例，以男性為主，其中18~24歲年齡段佔1/4。
廣州：從2002年開始發現學生感染艾滋病病例，截至2013年底已累計117例，九成都是經同性的性傳播感染。
在北上廣等大城市高校艾滋病情上漲的同時，一些中部省份高校學生的情況也不容樂觀，比如說湖南大學生艾滋病患者8年竟上升37倍；湖北累計有139所學校的537名青年學生感染艾滋病病毒；據南昌市疾控中心公佈數據顯示，至2016年8月底，南昌全市已有37所高校報告艾滋病感染者或病人，共報告存活學生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135例，死亡7例，近5年來，青年學生艾滋病疫情年增長率為43.16%。
正如中國疾控中心性病艾滋病防治中心主任吳尊友表示，“2011年到2015年，我國15～24歲大中學生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淨年均增長率達35%（扣除檢測增加的因素）”，且65%的學生感染髮生在18～22歲的大學期間。可謂是觸目驚心，如此發展下去，後果不可想象。
1985~2014中國艾滋病各傳播渠道所佔百分比
數據來源：中國疾控中心 性病艾滋病預防控制中心
大學校園已成為艾滋病的“重災區”
高校本為一方淨土，學習的樂土，創新的樂園，為何成為艾滋病重災區？艾滋病又是如何入侵象牙塔的？
高校染艾者八成源於“好基友”
根據國家衛計委公佈的數據，性傳播是感染艾滋病的主要途徑，而在青年學生中通過男男性傳播感染已達81.6%，形勢非常嚴峻。
以廣東為例，2002年至2015年，廣東累計學生艾滋病病例為630例，其中男男同性性傳播佔比70%；在江西南昌2011—2015年新發學生病例中，男男同性性傳播佔83.61%；湖南省從2007—2015年累計報告536例，這些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學生主要是男性，佔90%以上，傳播途徑以男性同性性傳播為主，佔69.6%。
對此，吳尊友分析，大學生男男同性傳播感染者上升的主要原因大致有兩個，一是早期對這部分人群不夠重視，監測不到感染情況，二是大學生剛從高中學業壓力釋放出來，對男男同性性行為感到新鮮，就想“嘗試一下”，但他們並不知道其中的風險。
性觀念開放，性知識滯後
隨著時代的發展，人們對於性話題及性行為的接受程度越來越高，2015年，針對北京、上海、廣州、深圳、武漢、西安等34個城市的高校本科生，分男女、年級進行摸底調查研究顯示：接受調查的大學生中60.5%接受性解放、性自由，67.1%接受婚前性行為，近七成大學生接受未婚同居行為。
大學生的性觀念、性心理、性行為雖然趨於開放化，可是對於性病知識的缺乏及預防能力卻令人擔憂。西安南郊某高校22歲男研究生小東（化名）怎麼也沒想到有一天自己會感染艾滋病，“一直不敢也不想檢查，總覺得距離我很遙遠。”外表斯文的小東說，他在讀研前就比較喜歡男性，“男友”都是經網絡認識的，通過QQ聊天，等聊得投緣後就約會，“有四五個，長的交往幾個月，短的就一次”，大家在一起不問名字，也不用安全套。他自己也不知道是被哪位“男友”感染的，是否還有人因為自己而感染。
教育宣傳的缺位
連年高速度增長的大學生艾滋病感染病例對於學校、對於社會、對於每個家庭都將是一場噩耗。
調查顯示，互聯網、書本、雜誌和跟同齡朋友交流是獲取性知識主要途徑。其中，不少男生通過互聯網、色情材料瞭解性知識。
傳道授業的大學，卻忽視了人生的“必修科目”：性安全教育。陝西某高校教師劉聞，自己也是一位艾滋感染者，他說校領導往往對性教育聞之色變、避而不談。劉聞表示：沒有人願意談。如果談的話，可能社會上會認為，是不是這個學校有問題，會影響學校招生。
有些高校即使開展性教育，也僅限於12月1日“世界艾滋病日”那一天。陳子煌所在的公益組織曾在高校開展過講座，但效果不甚理想。陳子煌說，那些學生都不是自己來的，是學校團委下發命令，每個班要來多少個人，來加學分的。
在教育部體衛藝司巡視員廖文科看來，高校防艾教育開展的最大阻礙，恰恰是某些高校管理者，沒有把它作為一個非常重要的事情來抓。
如果大學防艾知識課堂持續“失語”，學生們得不到健康、正確的教育，很可能誤入歧途甚至給他人帶來傷害。正如我們看到的結果，青年學生艾滋病疫情上升明顯，這些被感染孩子的人生悲劇已經無法再彌補。
較低的自檢率和自知率
南昌疾控每年主要對暗娼、吸毒人員、“男男”、性病門診、腎透析、無償獻血、青年學生進行檢測。專家介紹，疾控部門主動對這些高危人群檢測外，市民還可以享受免費自檢，但居民自檢率很不理想。比如，南昌去年艾滋病檢測55萬人次，除了重複檢測和外地人口，南昌艾滋病自願檢測人數還不足10%。“很多人還是礙於面子，不好意思，另外不少高危人群也抱有僥倖心理。”
正是這種礙於面子，不好意思的心理作祟，艾滋病的自知率在我國也並不高。與美國等國家相比，中國艾滋感染者的知曉率，也就是自知率還處於一個相當低的水平。根據《中國青年報》2014年12月的報道，美國艾滋感染者的知曉率為75%，我國估算為54%。
有些人是因為不想知道自己是感染者，因為擔心檢測出來後根治不了卻還要受歧視，找不到工作。“但這同時也意味著，他們錯過了接受治療和關愛的機會，增加了傳播的可能，形成了一個非常負面的鏈條反應”，專家分析說。
潛在的社會歧視是影響中國艾滋病感染者自知率較低的一個主要原因，而社會歧視存在的根本原因，還在於公眾對艾滋病的傳播方式還並不瞭解。很多人可能不知道，我國《艾滋病防治條例》中明確規定，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歧視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病人，病人及其家屬享有的婚姻、就業、就醫、入學等合法權益受法律保護。
感染艾滋病病毒之後，楊光感受到來自學校和家庭的壓力。為了不讓室友發現，楊光把藥瓶藏在衣櫃裡，把櫃子上了鎖。每天晚上到點，趁大家都在幹自己的事情，假裝喝水，很快把藥吃下去。“我們宿舍的關係很好，我知道只要我的血液不沾到他們，就不會有問題，但我絕不敢告訴他們”，楊光說，“我也不敢告訴媽媽，她是很要強的人，我怕她接受不了。”
而正在讀研究生的呂洋（化名）就沒有這麼幸運了，他被確診為艾滋病後，在宿舍吃藥時不慎被室友發現，他當即被其餘三位室友趕出了門外，行李和衣服都被從陽臺直接扔下了樓。面對緊閉的宿舍大門，抗議無效的呂洋只得回家居住，開始走讀生活。時至今日他仍然不敢向父母坦承自己的病情和性取向，“萬一他們趕我出去怎麼辦？”
對於在高校中日益龐大的這一群體，教育部體衛藝司巡視員廖文科認為，高校一方面應該有針對性地普及和加強艾滋防控教育，另一方面，更要為這些已經感染了艾滋病毒的學生們完成學業提供方便。
共同努力，把艾滋病毒逐出校園
高校何以成為艾滋病的重災區？這不是我們只需要思考的時候，而是我們需要面對、需要以實行行動來應對的時候。要將艾滋病毒逐出校園，不能再停留在口號上，針對高校青年學生的防艾工作是教育行政部門與高校的分內事，同時社會各界也應該有良知，來促進那些正處於青春期的大學生的健康成長。作為家長，不要以為孩子考上了大學就萬事大吉，放任孩子，這其實同樣會害了孩子。相反，我們不但不能放鬆對他們的教育，還要不斷加以正確的引導，讓孩子安全度過青春危險期。
如果說曾經的失語已經難以彌補，那麼今天嚴峻的現實會倒逼我們行動起來，關心、關注大學生的健康成長，不只是因為他們是孩子，還是我們的未來和希望！
轉載僅作觀點分享使用，版權歸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版權，請及時聯繫我們刪除。
閱讀更多 廣州市巾幗社工中心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