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站在我國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土地上，從中原文明的輝煌結點上，向西，再向西，歷史盛裝下人類絕美的敦煌，就端坐在河西走廊的盡頭。
敦煌，這座處在人類文明長河中的重鎮
敦煌，這座處在人類文明長河中的重鎮，因為大中國給予它的大度包容，使之在彙集了世界歷史文化的諸多偉大創造之後，又以堂皇極致的人間奇蹟而展現在世人面前。
一
公元2世紀，漢帝國張騫出使西域，
原本這是帝國的一次征戰之事，卻為中華的東西貫通梳理出一條道路——絲綢之路。這次開啟西域盛裝歷史大幕的帝國軍事行動，卻在人類文化史上成為一次一睹中華真容的、饒有文化開啟意義的梳理，它讓漢民族帝國第一次知道向西的路上有什麼！
向西，西方世界的中華文化意味由此拉開，關於這一重大文化意義，關於絲綢之路對人類文化的影響，著名學者季羨林這樣說過：“世界上歷史悠久、地域廣闊、自成體系、影響深遠的文化體系只有四個：中國、印度、希臘、伊斯蘭，而這四個文化體系匯流的地方只有一個，就是中國的敦煌和新疆地區。”
而敦煌是中國人向西拓展的地理節點，也是歷史上自西而來的行者們，踏進東方世界的第一個站點。因此，敦煌是中西文明的交拜之地。
敦煌，敦，大也，煌，盛也。是東漢地理學家應劭對敦煌的這句解釋
敦煌，因為之前月氏、烏孫、匈奴等民族長久以來的人文滋養，在此後中國歷史的進程中，成為世界四大古老文明的彙集地。敦煌，敦，大也，煌，盛也。東漢地理學家應劭對敦煌的這句解釋，既概括了中國的歷史地位和狀況，也讓中華這一龐大帝國形象在具體呈現中多了一些實實在在的質感。也許敦而大，煌而盛，就是中華極盛、極美、如花般紛繁綻放的格調吧。美而隆盛，美而莊嚴，美而紛繁綻放，那是盛裝歷史落在沙漠綠洲敦煌的緣起，也是人類壯美文化薈萃生息的厚土，莫高窟因此得以滋生漫天花雨。
當絲路駝鈴響徹於漢帝國西域，當中國和中亞及西方諸國的商業、文化流入發展的西漢、東漢歲月，當印度佛教文化藝術與漢帝國一統天下的儒、道走向交融，走向交互傳播滲透時，敦煌之地，已成長為一座將近四萬人口的極度繁榮的國際貿易大都市。
西漢時，漢武帝下詔設敦煌郡，下設玉門、陽關、中部、宜禾四個都尉，分別鎮守敦煌境內南北兩條絲綢之路。此時的敦煌郡地域遼闊，轄域面積相當於今日新疆東部，甘肅敦煌、安西、肅北、阿克塞等地。
張騫和班超分別從長安出發，一路向西通過敦煌，北道出玉門關，南道過陽關，而沿著南北兩條沙漠線路的西進，都能抵達西域。他們穿行在蒼茫沙漠中，每一次，先是先為帝國疆域的擴張而征戰，隨後便是絲綢商貿的開啟。此後的歷史，也基本上延續了這種規律。在征戰與擴張中，絲路上的每一次阻隔與打通，都會讓一時阻隔下的文化、商貿交流與傳播，在融匯中走向更加繁榮。
威武的軍隊相互攻戰廝殺之後，是使節、僧侶、商人們的身影，循環往復。當又一批使節、僧侶、商人在敦煌拿到東漢帝國簽發的通行證時，敦煌城中來自西域的外商已經生息繁衍幾代，敦煌的地域風情，早已滲透到了他們的血骨裡，而他們利用“國外”貿易關係開店設市之下，熟練地操持著自己的貨物交易。而東漢帝國西去的使節、官吏、戍卒們，也能在敦煌籌備到充足的糧草，更能在敦煌的短暫休整中，約略瞭解到前途的風土信息。
綠洲中的敦煌，逐漸形成了它溝通中、西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城市地位
綠洲中的敦煌，逐漸形成了它溝通中、西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城市地位，形成了它在當時絲綢之路上通商口岸與國際貿易市場的重要職能。
三國時代到隋唐，中西文化、經濟交流頻繁，敦煌之地的貿易相當繁盛，每天都保持著早、中、晚三次開市的繁榮，工商業興隆之下，文化的傳播交流氛圍，更加活躍。
敦煌文化，是以佛教文化內容的石窟塑像、壁畫為載體而呈現的，它的形成，得益於西域絲綢之路貫通中西經濟、文化的傳播交流。當一種人類文化在經濟繁榮的季節成為風氣，必定會讓人世教化留住它的呈現。敦煌莫高窟造像與紛繁多樣的壁畫呈現，就是在這種風氣下形成了它必然呈現的氣候。
三國以後的西晉、東晉與其後的南北朝時期，西來的佛教與本土道教在“佛滅道起”、“佛、道相依”的幾番更迭中，廣泛地植入人心，因為政權統治階層的崇信，大規模開窟造像在皇室與王公貴族的支持下，蔚然成風。
敦煌，由於其處在絲綢之路上的特殊的地理、文化經濟地位，成為最先接受西來佛教的地方
敦煌，由於其處在絲綢之路上的特殊的地理、文化經濟地位，成為最先接受西來佛教的地方。而後，佛教又由此開始走向中原，敦煌促進了佛教在中土的興盛，而敦煌由人心教化帶來的經濟文化影響，又是人類文化史上的一場古代文明的交拜，它交拜之下所引起的每一次滌盪，絲毫不亞於的荒漠絲路上那一場場肆虐的風暴。
二
公元366年，樂僔和法良兩個遊方和尚一路追尋著前人傳法的遺蹟，問道敦煌。當他們行至三危山對面的鳴沙山時，他們忽然覺得找到了修行佛境的頓悟之地，於是決定不走了。不久，莫高窟的崖壁上傳來了他們叮叮噹噹開鑿禪窟的聲音。他們和當地僧俗開鑿完成了第一個只可容身修行的禪窟。不久，樂僔在佛境禪窟中圓寂了，法良獨對師傅的圓寂禪窟，幾乎是在一念當中做出再開第二個禪窟的決定。
當法良的第二個修行禪窟出現在鳴沙山東麓的崖壁上時，他不僅為自己找到了坐禪修行之所，也讓此後的僧眾也找到了禮佛修行的良法。
莫高山消失了，莫高窟人文地理的普世教化意義一點點出現了
第三個、第四個、第五個、第六個，不久之後，鳴沙山東麓崖壁上的石窟裡又有了信眾們的功德窟，一些曾為敦煌執政者的官員虔誠向佛，他們的名字出現在莫高窟的功德窟裡。
莫高山消失了，莫高窟人文地理的普世教化意義一點點出現了。
從修身禪窟，到信眾們的功德窟，先是一方執政領袖，接著是官員、官眷，再接著是士紳，甚至連官宦家庭的僕人、婢女，也隨官紳們的開窟鋪陳之舉，在莫高窟貢獻出了他們的一片熱忱。在民眾如此一心向佛的風氣影響下，到隋唐時，莫高窟儼然成為很多人瞭解西域，成全美好心願的虔誠膜拜之地。
敦煌莫高窟凸顯一方佛教聖地，民眾們在崖壁上穿鑿普世教化的境界，漸生一派繁榮氣象。很快，佛窟中有了隋、唐帝國皇權的意念、痕跡，有了場面，張議潮、曹議金等一方統治勢力巡視的龐大的出行場面，與佛陀，與他們盛裝的女眷們遙相呼應，在一個個石窟裡，在飛天琵琶映襯下，標榜出政權的雄心與良好祝願，俗世豪門一心向佛的禮佛盛景，伴著呼之欲出的佛，栩栩如生。
那些盛大而莊嚴的佛國世界裡，飛天抽象卻有著佛、人的靈動、飄逸，甚至嫵媚
大唐的敦煌，在漫天的葡萄美酒和反彈琵琶中醉了，讓莫高窟一段段盛裝的歷史，在一種醉態朦朧中，讓印度的佛與中國的道，在中華一統中走向和諧。
那些盛大而莊嚴的佛國世界裡，飛天抽象卻有著佛、人的靈動、飄逸，甚至嫵媚，佛陀訴說著成佛的故事，而人成為佛法的巨大心靈滋潤。那些來自西域如夢似幻的抽象線條，那些來自隋、唐中原的道路、河流、山水，甚至連長江之濱、黃河與運河兩岸的舟和酒肆以及其中的人，都呼之欲出，絲綢的盛裝、硃紅與鈿翠彩妝，在莫高窟的一個個佛窟裡，成為盛大的壁畫與塑像。
修行禪窟、覆鬥頂窟、中心佛壇窟，勁健而內斂。這些有著絲滑如錦質感，有著壯美畫面鋪陳的壁畫，有著或悲憫、或苦難、或肅穆、或寬慰、或莊嚴的塑像表情，置身於佛窟中的這些映像間，你會覺得你在走進自己的前世。
是的，那是我們前世的風氣，更是我們前世的曾經枯榮的季節襯托吧
是的，那是我們前世的風氣，更是我們前世的曾經枯榮的季節襯托吧，而那些造像，那些行跡中的人，那些呈現著各種儀態的佛、美婦，那些威嚴而存善的男人特寫，那些在林間、在北方山地貧瘠的梯田裡勞作的農夫，那些在荒漠戈壁上滿懷愁苦，餐風露宿地奔行的兵士、商旅，他們，正是千千萬萬的我們。
盛裝綻放的大唐，永恆地留在敦煌鳴沙山下、大泉河邊的莫高窟。
面對敦煌莫高窟千佛聚匯生世繁華的佛人映像，你會驚訝於歷史筆墨勾描下的神奇。遙想當年，你會覺得“化腐朽為神奇”，甚至“化荒涼為細膩紛繁”的中國創造，在莫高窟做到了極致。
無盡的大漠是荒涼的，沙礫地質構造的鳴沙山崖壁上的那些沙礫，冰涼而粗糲，但莫高窟裡的人境與佛國鋪展卻在細膩中流溢出一派紛繁氣象，人的藝術創造力，在這裡發揮到了極致，美在這裡到了無以復加、不可逾越的境地，這也許正是敦煌莫高窟魅力影響的所在吧。
三
宋、元之後古絲路上的敦煌，因為海上絲綢之路的開拓與利用，文化、經濟意義上的敦煌，繁榮走向減退。此間，因為商貿與中西文化傳播的影響力消退，因為不斷地戰亂髮生，敦煌之地漸趨衰落。
這種情形，也讓莫高窟的紛繁鋪陳開始消退，進入大宋帝國的敦煌莫高窟在開窟數量與藝術影響上，大大遜色於唐。至明時，因為明廷遷徙沙州百姓至肅州境內，原來繁榮的敦煌被孤懸關外，曠無建置竟達二百餘年。此後，敦煌莫高窟逐漸淡出大歷史的視野。
回望敦煌莫高窟，回首中國歷史上穿越一千五百多年時空的人類文化遺存，一個人，一群人，氣勢恢宏、磅礴成史詩陣列，承前啟後、生生不息的人；一條荒漠絲綢路；一座中西文化、經濟傳播節點上從繁榮走向衰落的邊城，所有這一切，構成了莫高窟的生成基因。敦煌莫高窟，在這種地域色彩與人文格調的影響下，它西去時對西天懷有虔誠而美好願景，它東來中對東方世界滿懷憧憬，參差交織，往復交互。往大了說，它濃縮著大中華歷史鏈上的帝國的國運氣數，往小處看，它是人類繁衍、生存走向文明發展中一次次社會重組、再重組。而敦煌莫高窟的存在，是將歷史中大到帝國、王朝的權謀與雄心利慾，小到平民百姓曾經的生存狀況，在敦煌、絲路、東來、西去不同歷史階段的大變局，轉化成可觸可摸、具體的哲學精神存在，以佛、人交互的人世景象，以藝術化的圖畫映像，呈現在鳴沙山崖壁上的一座座佛窟裡。
聆聽這場千年交拜之下的和聲絕響，你會為它的紛繁之美與簡練構像所折服。
今天，當我們走進莫高窟，攀援於迂迴曲折的棧道上，置身於鳴沙山崖壁長達三華里的這些跨域從十六國至清長達1500多年時空歷史的巨大文化遺存面前，聆聽這場千年交拜之下的和聲絕響，你會為它的紛繁之美與簡練構像所折服。
敦煌，這座壯觀的人類文化遺存群，是當今世界上任何宗教石窟、寺院或宮殿都不能與之相媲美的。如果，前世的樂僔、法良穿越而來，端看他們身後的人類在鳴沙山上盛大而紛繁的這一文化繁衍時，他們一定也會為後世的巨大創造而折服。
走進敦煌莫高窟佛窟世界，心融於它博大的藝術創造，每個人都會得到不同的感動，文藝家能在它的細膩處看到表情與訴說，權謀家能從中感受到變數殺機，社會學家能從中看到悲歡世相，多愁善感者能領悟到呼之慾來的歡悅與惆悵，而熱戀中的年輕人則能看到奔放的情感宣洩……
這就是敦煌莫高窟，然而敦煌莫高窟的人類文化意義遠不止如此。今天，我們來到莫高窟，匆匆瀏覽之下，如同走進畫廊，所看到的只是外在的敦煌莫高窟，這只是它作為人類文化壯觀呈現的冰山一角。
敦煌莫高窟，歸結到人類文化與大歷史的那場盛裝交拜，如果僅僅是壁畫，僅僅是那些造像，那麼，莫高窟至多會是單一歷史因緣下與大同雲岡石窟、龍門石窟等同的文化存在。直到1900年，隨著敦煌藏經洞內大批經卷、文書的發現，敦煌莫高窟從外在佛教壁畫、造像的文化遺存性質，一下子躍升為內在的精神文化體系。
敦煌莫高窟從外在佛教壁畫、造像的文化遺存性質，一下子躍升為內在的精神文化體系
五萬餘件佛教經卷、社會文書、刺繡、絹畫、法器等文物珍藏，靜靜地沉睡在王道士的面前。
王道士，湖北人王圓籙，在當時禮佛人看來顯得有些不倫不類還點滑稽的人，卻發現了敦煌莫高窟藏經洞。雖然此人被後人詬病，但不管怎麼說，這人的這次偶然發現，卻是重大的歷史的機緣巧合，讓樂僔、法良以來的敦煌莫高窟在王道士手中畫出了一個圓圓的句號。
謎一樣的藏經洞，謎一樣地被發現，然而，藏經洞裡面暗藏著的經卷、文書、法器靜靜地存在卻是清晰的。
不僅僅是佛經，也不僅僅是佛像、法器和石窟壁畫的畫稿、草圖，更多的是莫高窟開窟以來涉及中古社會史與中外經貿往來以及與中國歷史相對應的文學、醫藥、術數、天文、曆法、教育、建築、官方文書等第一手文獻資料。如果說敦煌莫高窟從十六國至隋、唐、宋、西夏、元的這段歷史，是開窟之下的佛教繪畫史、造像史、建築史，甚而煌煌一部社會史的話，而王道士發現的這些經卷文獻，則是這一段歷史的最有效的文獻佐證。
四
人生，很多時候的句號落定，並不圓滿，並不歡欣，當然更談不上完美。悽美之下的遺憾，甚至傷心糾結，哪怕大到一個民族。佛說是隨緣，道家說淡泊，但鳴沙山下，劫難，對於剛剛劃定一千五百年曆史的敦煌莫高窟來說，王道士畫上的那個句號，卻像醒目的淚滴。敦煌藏經洞和中國正面臨著一場劫難，而且在劫難逃。那些在沉睡中的經卷、文書，命中註定正面臨一場“拜別”故土的世界性傳播。
先是英國人斯坦因，然後是法國的伯希和。斯坦因的40錠馬蹄銀，與王道士交易之下換走9000多卷文書和900多幅佛像繪畫。而精通漢學的法國人伯希和，花了500兩銀子，從王道士的手中拿走藏經洞裡的7000卷經卷文書。而此前，王道士善心之下為了完成自己美好的發願，也像當年的樂僔和法良一樣，拿著這些珍貴的敦煌卷子巴結上司，而上司認為這些卷子“論書法還比不上自己寫得好”，沒當回事。但斯坦因和伯希和卻極其當回事，斯坦因40兩馬蹄銀連哄帶騙馱起24個大箱的經卷。到伯希和時，王道士反而有些坦然了，500兩銀子，按他所想，應該能塑好幾尊佛！能幹好多善事！
在他們的身後，是家國動盪的河山，風雨飄搖中的祖國
王道士三危山下做如此想，而敦煌莫高窟的那些非常珍貴的經卷文書，卻在懵懵懂懂中像未經爹孃應允被迫離家遠走了海外的孩子。而在他們的身後，是家國動盪的河山，風雨飄搖中的祖國。1909年的北京，精通漢語的伯希和，有些炫耀地向京城的飽學之士出示了他從王道士手裡買”來的敦煌卷子，王國維、羅振玉和陳寅恪，面對眼前的這些從莫高窟一路顛簸而來的經卷，他們驚呆了——這些人，這些和紙墨打交道的讀書人，展讀盛唐抄經生的筆墨，賞看那些來自唐、來自大宋的官衙文書，他們面對眼前來自蒼遠歷史又牽動著當下中國文化傷痛的“寶貝”們，想著它們在動盪祖國面前，忽然遭受如此的“命不由己”，而且竟要遠離故土。憤慨之餘，他們做出一個決定：做抄錄人，能抄多少是多少，能為母親挽留多少孩子就挽留多少吧。
在伯希和已經催促“交還”，即將把這些經卷文物裝箱運往天津港裝船啟程的日子裡，王國維、羅振玉、陳寅恪等組織起的一批學人，正在緊張的抄錄著。暗夜，伴著抄錄，由中國學子為發端的一門顯學研究——中國敦煌學，在書生文化人的筆下出現了。於是，在敦煌莫高窟劃上的有些遺憾也有些傷痛的悽美中，與敦煌藏經洞的經卷文書傷心拜別後的文化人，開始親身參與，他們從不同的渠道，開始對敦煌經卷文書做抄錄整理並撰寫論述。
五
甘肅河西走廊盡頭的敦煌，是座保存鮮活歷史文化的“冷藏”庫，因此，也註定了它交織著大漠長風的這場千年行進，會在粗糲與細膩中走向不朽。同時，敦煌文化藝術穿越歷史對一個民族的書寫與勾描，對於世態人情的悲憫與關愛，已透過氧化的顏料勾描，化為它心性命運裡的一份悽美的沉重。
敦煌千佛洞保鮮于歷史，冷藏鮮活的腳步經受過100年前的那場割裂與拜別後，吸引了這一時期全部文化名流的莫大關注，從羅振玉、王國維到胡適、劉半農、陳垣、陳寅恪，在他們“敦煌學”概念與方向的創立下，隨著它的初期體系的創建，來自敦煌莫高窟的歷史文獻研究，經過劉復、向達、王重民、姜亮夫等敦煌學家的心血傾注，開始走向現代“新國學”的積極探求。
敦煌千佛洞歷史文化藝術的形成是人類精神創造史上的一次盛裝歡宴，同時，它更是一場在世界文化舞臺上的絕美的激情演出。如果說這場文化歡宴緣於一種文化意義上的交拜而生成其壯麗紛繁的話，那麼，它隱遁於前世、交疊沉積於普世人心的鮮活部分，經過後來漫長曆史歲月的醞釀後的重見天日，而後帶著猶存的風韻對應千佛洞砂岩上的絕美遺存，對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的中國歷史文化界無疑是有巨大震撼力的。
敦煌千佛洞歷史文化藝術的形成是人類精神創造史上的一次盛裝歡宴
先是一大批國內學者，在他們整個西北文化考察中把敦煌當成他們考察發現的期望點，向達、夏鼐等人由此找到“掀動”性的研究發現，而後藝術界也開始通過畫筆保留敦煌千佛洞裡的映像勾描，同時也將敦煌莫高窟的壁畫當成臨摹歷史再創作的最好粉本。張大千1941年初春時節的敦煌之行，正是在這種風氣下成行的。張大千到敦煌之前，原想在敦煌待三個月，只想在短時間內完成對敦煌莫高窟藝術的真正借鑑，然而不久，他覺得三個月不夠，半年之後，仍覺得不夠，於是，張大千一頭扎進莫高窟，吃住生活在莫高窟整整三年。原為藝術創作吸收借鑑的他，在莫高窟清除洞窟淤沙，為洞窟編號，心力所及伴隨著創作，他開始有條不紊地展開保護工作。
在畫家張大千於敦煌莫高窟、榆林窟注目凝視洞窟內的壁畫、塑像，欣賞、揣摸著那些絕妙的線條，心裡默記著具有豐富色彩的龐大的繪畫層次，進行再創作的日子裡，另一位留學法國學有所成的青年畫家常書鴻也在心儀敦煌。常書鴻早在巴黎求學時就接觸到敦煌莫高窟的壁畫的印刷品，他覺得無法抗拒這一紙敦煌藝術品穿越千里、萬里的精神傳達的吸引。
先是一大批國內學者，在他們整個西北文化考察中把敦煌當成他們考察發現的期望點
“我追尋藝術的根在中國！”常先生忽然生髮這樣的感想，於是，敦煌就成了常先生一個濃的化不開的夢：回去，回去！
回來了，常書鴻先是北平，後來到了陪都重慶，而來到敦煌，決計長期留下來好好嚐嚐敦煌的“鮮”兒，常書鴻畫家頭上還頂著1942年國民政府一個官職：敦煌藝術研究所副所長。
所長，是官場安插的官員，這樣的人不會如同被髮配一般居留在荒涼邊地的莫高窟的洞子裡，而常書鴻這個副所長得喝大泉河的水，點上油燈，經受這裡的風吹雨打。
常書鴻在罪人發配般的所長位子上，把一輩子近50年的光景都交付給了莫高窟。常書鴻到敦煌兩年後，段文傑來了，段文傑剛從國立藝專畢業，但來敦煌時，連和妻兒見面打聲招呼也沒有，就這麼走了。而段文傑再與四川老家的妻小相見，竟是在11年以後。
這兩個人的身後是一支前赴後繼的團隊，如孫儒僩、史葦湘、李承仙、歐陽琳、黃文馥等。他們如弘法的僧人，在上世紀40年代戰火離亂年代，在新中國建立前後的極度物質貧乏的漫長歲月，忍受著極度惡劣環境下精神與肉體的雙重考驗，弘揚著他們心頭的信仰——敦煌學。
敦煌，莫高窟，曾經是中西方文化交融下具有中國文化特質的大而持久的綻放
敦煌，莫高窟，曾經是中西方文化交融下具有中國文化特質的大而持久的綻放，佛陀是它的存在，也是它的外在反映。因此，凡人在這裡待久了，也會在自己的性格里烙上佛陀的印記。我想，常先生如此，段先生和孫儒僩那些老人，包括後來的樊錦詩他們那一代人，亦如此吧。
敦煌藝術甚或文化，與厚土蒼生從來就沒有割裂過，人作為創建、傳承、傳播者，在輪迴交替中從人到文化到藝術，人的生命和蒼天厚土的分量，在這裡將會顯得更加厚朴與敦美，也會使它澤披後人的光環更加耀眼奪目吧。
從這個意義上講，近一百年多年來，西方掠奪者們、敦煌學人們是與樂僔、法良和元榮站在一條線上的，包括備受後人爭議的王道士，是他們，構成了敦煌瑰寶迭宕歷史命運的一段鏈條，使得本已處在衰竭與沒落中的一個活著的、呼吸了一千多年的生命，走向了骨肉分離。
常先生、段先生和孫儒僩他們一代人，對於敦煌的意義是巨大的。在他們手裡，歷史透過蒼遠更清晰了，莊嚴與沉靜在鮮活中更加呼之欲出了，他們製造並迎來了一個讓敦煌莫高窟更加滋潤、更加氣象非凡的好季節。
而今天，以敦煌千佛洞歷史文化為引領的敦煌學，從上世紀80年代迴歸到學術研究正常秩序的30多年以來，正在以持續蓬勃的研究熱情，以一次次影響世界的敦煌學輝煌成果，向世界證實“敦煌學在中國”。
2012年12月寫於燕郊
選擇李樹澤 長篇歷史散文《絲綢之路上的佛光塔影》（甘肅人民出版社）一書的前言全文，本文題目改擬。
李樹澤：文化學者、作家，出版編輯，河北首屆孫犁文學獎獲獎作家。
閱讀更多 大老李的壹枝筆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