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中外，政治就是關乎“權力”，政治學就是圍繞“權力”這一概念展開和構建的。不過，中西方文明對“權力”一詞的認知不同、實踐不同，也在此基礎之上形成了不同的政治制度。今天所謂的中西方不同政治模式，實際上就是不同的“權力”體現模式。
在中國文化中，“權力”往往意味著支配和指揮的力量，體現在“政權”“權力”“權威”“權柄”“權勢”等詞彙上。在形容一個人非常有“權力”的時候，更有“生殺予奪之權”的說法。“權力”可以“被動”地使用，就是根據職位所規定或者人們所預期的方式使用權力，也可以“主動”地使用，例如掌握“主動權”；不以常規地使用，即政治操縱，體現在例如“權變”“權謀”“權術”等詞彙上。
不過，任何“權力”必須涉及權力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問題。在這裡，“權衡”的概念變得非常關鍵，尤其是在政治領域，“權力”的使用過程甚至可以說就是“權衡”的過程。
“權衡”的本意是稱量物體輕重的器具。“權”是秤砣，而“衡”則是秤桿。在這個層面，“權衡”意味著“法度”“標準”等。《莊子·胠篋》：“為之權衡以稱之”；《韓非子》：“使人盡力於權衡”；司馬遷《史記》：“平權衡，正度量，調輕重”；《禮記·深衣》：“規矩取其無私，繩取其直，權衡取其平；”《舊唐書·職官志二》：“較之優劣，而定其留放，所以正權衡，明與奪，抑貪冒，進賢能”等都有這樣的意思。
如果“權衡”是器具，那麼就有使用器具的人，“權衡”因此也指稱“權力”。《晉書·潘岳傳》：“雖居高位，饗重祿，執權衡，握機秘，功蓋當時，勢侔人主，不得與之比逸；”唐朝柳宗元《與裴壎書》：“又不幸早嘗與遊者，居權衡之地，十薦賢乃得一售”。
在政治領域，所謂的“權衡”就是說掌權者要使得事物在動態中維持平衡。也就是說，“權衡”就是行使權力的方法。這一方法決定了掌權者和制度之間的關係、掌權者和其他掌權者之間的關係、掌權者和人民之間的關係。換句話說，在中國文化中，“權力”的合法性更多地來自於“權力”的使用方法，即“權衡”，而不是來自權力的社會或者精英基礎。在中國數千年曆史中，近代之前，人們對皇權的合法性基礎沒有提出過任何質疑，但對皇權的行使方式則討論甚多。這和重視權力基礎的西方政治構成了鮮明的對照。
西方的“權力”認知又是如何呢？儘管從古到今，人們對“權力”有不同的定義，但德國社會學家韋伯（Max Weber）的定義被視為是經典性的，也是西方普遍使用的定義。儘管學者們試圖從各個方面來定義權力，但還是繞不開韋伯的基本定義。韋伯對權力的定義是：“權力意味著在一種社會關係裡哪怕是遇到反對，也能貫徹自己的意志。”這個定義和韋伯對“統治”的定義是一致的。他對“統治”的定義是“統治應該稱之為在可以表明的一些人當中，命令得到服從。
權力的行使或者“統治”就涉及合法性問題，而合法性指的是統治者和被統治者之間的關係。韋伯把“統治”根據其所依據的合法性或正當性分為三種統治類型。第一種是“傳統型統治”，即“建立在一般的相信歷來適用的傳統的神聖性，和由傳統授命實施權威的統治者的合法性之上”。第二種是“魅力型統治”，即建立在“非凡的獻身於一個人，以及由他默示和創立的制度的神聖性，或者英雄氣概，或者楷模樣板之上。”第三種是“法理型統治”，即“建立在相信統治者的章程所規定的制度和指令權利的合法性之上，他們是合法授命進行統治的。”
這三種統治形式儘管可以在一個歷史階段同時存在，但基本上反映了行使政治權力方式的歷史性變化。其中，第二種類型的統治只是暫時的，因為沒有統治者可以保持終身的“魅力”，“魅力”要不轉變成“傳統”，要不轉變成“法理”。
概括地說，在西方，無論什麼樣的統治方法，其合法性來自兩個因素。第一，被統治者的認可，不管認可的理由是什麼。第二，統治者對“規則”的遵循，規則既可以體現為“傳統”，也可以體現為“法理”。
西方之於“規則”，就如中國之於“權衡”；前者凸顯的是遵循規則所得的可預見性中求得穩定，後者凸顯的則是通過不斷的變化求得穩定。為什麼會有這種差異呢？這裡的因素有很多，但其中最主要的就是雙方對“政治”認知的不同。
中西文化對“政治”的認知
在西方文化中，所謂的“政治”就是一個團體集體決策的過程。“政治”的本意指的是“談判”“討價還加”“妥協”等。在古希臘，“政治”是平等人之間的一種遊戲，所以西方從古希臘以來一直有“政治人”的假設，即每一個人都是平等的，都具有參與政治的權利。就是說，民眾或者社會是政治的基礎。
不過，古希臘社會大規模的奴隸則是沒有公民權的，並且正是因為奴隸的存在，為公民參與政治創造了條件。在羅馬帝國時代，“共和”政體本質上也是古希臘的城邦政體。近代以來，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西方政治的範圍和規模逐漸擴大，更多的社會群體逐漸進入政治過程，直到現代“一人一票”制度的出現，民主從理論上說達到了“頂點”。
在中國文化中，“政”和“治”是分開來使用的。“政”即指制度秩序、統治和施政手段（如“禮樂刑政”），也指道德修養（如“政者正也”）。“治”有統治、治國的意思（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也有指社會的穩定狀態（如“天下交相愛則治”）。中國本身沒有“政治”的概念，現在所使用的“政治”概念是日本學者的翻譯。日本學者把“政”和“治”結合在一起也非常貼切，很形象地概括了中國文化的“政”與“治”，即統治者對被統治者的統治。
孫中山先生把“政治”兩字解釋得很清楚，他說：“政就是眾人之事，治就是管理，管理眾人之事，就是政治。”這已經和西方文化區別開來，因為在西方文化中，所有“公民”都有參與政治的權利，而不僅僅是被統治者。
在這樣的文化背景下，“權衡”是如何影響各種政治關係的呢？首先，“權衡”影響權力與制度化之間的關係。“制度化”就是規則化，而“法”（尤其是憲法）是制度化最後和最高的體現。歷朝歷代，所有制度變化都是精英“權衡”的產物，是自上而下促成制度的變化。領袖集團掌握主動權，決定是否需要變化，需要什麼樣的變化。
不過，很多時候，也有負面的結果，即領袖集團判斷失誤，阻礙變化或者發生不當的變化。在西方，制度變革都是各種社會力量追求的結果，要不要變化，什麼樣的變化，大都是各種力量之間較量或者交換的結果。當然，這種關係也會產生負面的結果，當各種力量旗鼓相當，誰也不妥協的時候，應當有的變化不會發生，或者在社會力量嚴重失衡的時候，發生不當的變化。
其次，“權衡”影響權力者之間的關係。意大利社會學家莫斯卡認為，任何社會無論是君主貴族、獨裁暴君、共和、民主或者其他，不管理論上如何規定，實際的權力絕非為一個人所行使，也絕非為所有的公民所行使，而是為一個精英集團所行使。這個觀察非常適合中國的皇權。理論上皇權是皇帝的，但皇權的行使則涉及一個精英集團。不過，因為中西方對政治的不同理解，統治集團內部精英之間的關係也全然不同。
在中國，政治是一場“零和遊戲”。有人解釋說，“政”字是由“正”和“反”兩字組合而成，這並非沒有道理。把兩者合在一起，具有兩個含義。第一，“贏者通吃”，即贏者為王、敗者為寇；第二，正如沒有“陰”就沒有“陽”一樣，“正”“反”也是一體的。正是因為一體的，贏者（皇帝或者統治者）不僅要容許其他精英的存在，而且也要照顧到他們的利益。這就是“權衡”。傳統上，皇帝都會努力避免明顯地站在任何一方，而是站在不同利益或者派別之上，作為平衡者出現。
如果對規則的認同為西方的“外部多元主義”（公開的反對派或者反對黨）提供了文化條件，那麼“權衡”文化的存在也促成了中國“內部多元主義”的客觀存在，通過“權衡”來協調內部不同的利益。當然，也有不少皇帝依靠權臣或者太監搞政治，結果導致其他大臣的反彈，不過，結果都不會很好。
一項統計表明，因為權臣之間的鬥爭而死亡的皇帝竟達27%，是皇帝死亡中第二重要的因素，而第一重要的因素便是“天命”，即自然死亡，為54%。實際上，衡量一個皇帝是否好壞的一個重要標準，就是其能否作為平衡者出現。自身也“結黨營私”的皇帝都被視為是壞皇帝。
第三，“權衡”影響權力與人民或者政府與社會之間的關係。中西方都有民本文化，但性質截然不同。在西方，民是政治主體，至少在理論上如此。即使所謂的民主絕非是人民自己成為統治者，但政治參與則是人民的權利，即人民參與統治自己的政治過程（福柯語）。中國文化也提倡“以民為本”，但民是政治客體，即被統治的對象，數千年沒有任何話語指向人民有參與政治的權利。
最激進的孟子把“革命權”給了老百姓，但“革命”很難說是政治參與，其代價極高。即使是深受西方思想影響的孫中山先生，對“政治”的界定也沒有超越古人，即政治就是管理老百姓。不過，中國的確發展出瞭如何通過“權衡”來治理老百姓的方法，如“牧民”“養民”“教化”等等。
近代以來，中國的政治環境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很多政治觀念包括民主、自由、公平等已經是人們日常觀念的內在部分，民眾因此對政治有更多的要求，包括政治參與。再者，隨著經濟的轉型，實際社會利益也日趨分化。
在這個意義上，“政治”的含義及其表達方式必須發生變化以適應新的需要。“民”被簡單地視為統治對象的時代已經過去，“政治”的基礎必須得到轉換。但同時傳統政治中的諸多結構性因素並未發生根本性變化，而是得到轉型和演化，因此，“權衡”文化仍然延續著。即使是改革開放以來的歷史也說明了，一旦政治內部各種要素失去平衡，政治就會失衡，各種各樣的問題就會接踵而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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