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我們將為大家推送本書的第43篇文章，它是來自T.G.麥吉(T.G. Mcgee)的“21世紀東亞城鄉轉型管理”。
本文節選自原文第一至第三章。原文其他章節是第四章“中國：城鄉轉型的一個特例”；第五章“城鄉轉型管理：空間的重要性”；第六章“亞洲的城鄉轉型管理”；第七章“結論”。感興趣的讀者可以延伸閱讀。
21世紀東亞城鄉轉型管理
T.G.麥吉(T.G. Mcgee)
摘要 過去30年，在亞洲各國所推行的宏觀發展戰略影響下，東亞的城鄉轉型歷程頗具特點，本文首先對這些特點進行了歸納。儘管東亞各國一直都表示重視鄉村地區發展，關注糧食安全以及農村貧困等問題，然而實際推行的戰略性政策卻都強調將城市化作為發展經濟的主要手段。當然，這一傾向有其經濟上的合理性，規模經濟、城市大市場的形成以及生產率提高等原因使城市在經濟增長中佔據了關鍵性地位。本文認為此種發展路徑錯誤地將城鄉割裂開來。事實上，發展應該致力於加強城鄉之間的聯繫，促進社會的全面轉型，而非放任城、鄉在割裂狀態下各自“變遷”。實證研究方面，本文詳細分析了中國的轉型歷程，之所以選擇中國是因其在人口規模、市場化以及管理城鄉轉型的制度能力等多方面均具有重要的案例價值。文章最後指出，要管理21世紀的城鄉轉型，必須重視空間屬性。傳統的城鄉二分法必須轉換為更加綜合與協調的規劃策略——以可持續發展的管理策略統籌考慮城市和鄉村的各類活動。通過生態系統這一概念框架將城市和鄉村活動統攝起來，最終目標是創造出可持續的都市區、城市及社會。
關鍵詞 東亞；城市化；城鄉聯繫；空間規劃；Desakota；生態系統
1 引言
過去30年間，亞洲發展中國家的學者及政策制定者都傾向於推行城市化戰略，積極推動經濟結構向工業和服務業轉型。儘管東亞各國一直都表示重視鄉村地區發展，關注糧食安全以及農村貧困等問題，然而，單方面傾向於城市化的發展戰略卻導致這些政策難以落實。引發此類現象的原因很多，但毫無疑問，最重要的原因來自傳統經濟學觀點，即投資於工業和服務業能夠創造出遠高於投資農業的回報。由此發展出一種理念，認為城市化是現代化過程中不可避免的一環；城市範圍內的規模經濟、大市場的形成以及更高的生產率造就了城市在發展過程中不可或缺的地位。對正處於高速工業化之中的東亞國家而言，採用這一發展路徑的效果十分顯著，這些國家都在經歷著快速的城市化，其工業規模不斷提升，城市服務業部門的重要性也日益增加。與此同時，作為尚有爭議的全球化進程的一部分，不斷髮展的全球經濟一體化以及發達國家的經濟結構調整等大趨勢又進一步強化了東亞國家的發展成效。
東亞發達經濟體實行片面城市化發展戰略所導致的後果有：農業從業人口比例下降、農村地區人口減少、農戶急劇減少、資本密集導向下的農業結構調整、就業非農化、農業勞動力轉移以及糧食進口增加等；同時，在此過程中，城鄉收入差距不斷拉大，這也促使農村人口流向城市。1960-1990年代，農業生產中的科技投入持續增加（綠色革命），導致農業生產率激增（特別是穀類作物），這使得東亞國家有能力為不斷擴張的城市勞動力人口提供糧食價格補貼，從而壓低生活成本、保持勞動力的低工資水平。這些措施讓東亞國家在吸引國際投資方面更具競爭力。
當然，以上的陳述無疑過於簡化了東亞國家在發展戰略上的思路。因此，在正文中本文將分5個部分對此展開詳細分析。
首先，政策制定者和研究人員錯誤地理解了城市化和工業化。他們將其視作現代化進程中不可或缺的驅動力，卻沒有認識到城市化和工業化要求城市和鄉村同時轉型，而在此過程中加強這兩大部門之間的聯繫才是成功的關鍵。城鄉轉型在農村和城市地區同時發生、相互交融，在此背景下，農業顯然不大可能再保持傳統的發展模式，城市的增長也不可能通過在鄉村地區發展小城鎮完成。
第二，在“發展進程中的變遷( transitions )與轉型( transformations )”一節中，是要區分“變遷”與“轉型”、揭示傳統城鄉二分法的缺陷並強調城鄉聯繫的重要性。本文運用“變遷”與“轉型”的概念考察了亞洲、東亞及中國的城鄉轉型過程，研究表明，農業的發展及其與城市部門的互動對成功的工業化與城市化具有重要作用。
第三，很明顯，中國是一個特殊的轉型案例，這不僅因為中國正在進行市場化改革，更是因為其幅員遼闊、區域差異明顯以及城鄉轉型過程中特有的複雜性。因此，本文將在“中國：城鄉轉型的一個特殊案例”一節中對之進行詳細闡述。
第四，在“城鄉轉型管理：空間的重要性”一節中，探討從空間維度理解城市化進程的必要性。事實上，空間屬性是理解東亞城市化的基礎性要素。
最後，在“亞洲的城鄉轉型管理”一節中提出，在轉型過程中構建可持續社會的關鍵在於管理與政策創新。該節還強調要充分認識到城鄉轉型的空間、生態影響，這些影響往往在東亞巨型城市的邊緣地帶集中顯現出來。在這些邊緣地帶內，轉型造成的城鄉關係緊張十分突出。
2 發展進程中的變遷與轉型
大多數發展理論假設發展中國家都要經歷從不發達到發達的變遷過程。在此過程中，雖然變遷的節奏與速度在國家間、區域間存在差異，但其總體上是全球性趨勢。此類觀點的內涵是從傳統形態到現代化的變遷，具體表現有：①人口變遷，主張社會人口會經歷從低增長到高增長再到緩慢增長3個階段；②環境變遷，認為隨著社會發展，環境問題突出，可持續性的話題變得敏感；③最後是城市變遷，認為隨著國家發展，城市化水平會不可避免地由低變高。
這些轉型理論都基於3個假設：第一，雖然不同國家間存在差異，但轉型本身不可避免，且必須經歷這些變遷才能成為發達國家；第二，轉型過程是線性的，雖然不同國家經歷各個階段的時間長短不定，但依次經歷不同階段仍是先決條件；第三，轉型理論中的城鄉轉型模型採用了一個城鄉二分的經典模型。這一模型的基礎理念是認為城鄉二分反映了社會的管理架構和空間結構。因此，轉型理論認為空間重組是發展過程中的重要一環。
本文的核心論點是：運用此類轉型理論和模型來考察東亞當代的發展是存在缺陷的。這一論點表面上似乎不合常理，因為東亞多個國家和地區（日本、韓國、中國臺灣以及馬來西亞）經歷的轉型歷程顯示出與傳統轉型理論的普遍一致。但本文認為[正如馬爾科圖利奧和李(Marcotullio and Lee)的觀點]：轉型的宏觀環境已與當初大不相同，如今國家轉型的節奏要大大快於先發國家所經歷的轉型過程考慮到環境轉型，馬爾科圖利奧和李認為“這個時代的特點是時間的壓縮，而轉型發生在此背景之下”。圖1展現了英格蘭和威爾士、墨西哥以及中國城市化水平的變化，中國僅用一半的時間就能達到其他兩個國家歷經100年才能達到的城市化水平，並且，中國城市化的人口規模要遠遠大於前兩者。馬爾科圖利奧和李進一步宣稱，當代的轉型已經被壓縮進“一個比此前轉型在時間上更為緊湊的轉型進程”之中。
圖1 加速化的轉型：英格蘭和威爾士、墨西哥及中國的城市化水平提升速度比較（%）
傳統上，城鄉二分模型居於轉型理論的中心，本文發現，在反駁此理論的過程中，“轉型壓縮”這一概念十分有用。“轉型壓縮”（也被稱作“時間—空間壓縮”）這一概念的基礎是：交易活動正在被國家內部以及國家之間那些明顯加速的各種“流”所驅動，包括人流、商品流、資金流、信息流等。最明顯的是資金和信息可以實現瞬間流動（除非存在制度或技術管制），同時，人員和商品的流動速度也在過去50年間大大提升。在國際層面，這些革命性變化被普遍認為是全球化時代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而全球化進程中的另一個重要因素則是國家對跨國投資的鼓勵。
交易活動的革命性變化更加突出了國家內部空間經濟的重要性，突出了各經濟板塊間人流、商品流、資金流、信息流的重要性，在此框架下，城鄉間流動僅作為國家內部多種“流”的一類，這些流包括區域貿易以及城市與城市間（即國家內部各個交易節點之間）的交易活動（圖2）。因此，我們應當以更加動態化的視角去觀察國家的發展，發展可以視作是國家經濟空間轉型的過程。在轉型過程中，將轉型視作城鄉空間分離基礎上各自發展的觀念是不準確的，事實上，經濟板塊間的各類聯繫和互動能夠更準確地反映當前的現實情況。因此，本文強烈呼籲修正城鄉變遷的概念，要將其視為一個轉型的過程，從國家空間的角度審視發展，認識到城市和鄉村聯繫日益緊密，並愈加被整合進一個統一的轉型進程之中。換言之，我們不再需要透過傳統理論的透鏡來審視轉型，因為這些理論已經不再符合當今的現實。今天的東亞，城鄉轉型的根本驅動力量是空間的經濟聯繫網絡，這一網絡提供了一個將人流、商品流、資金流、信息流整合其中的動態空間框架。當然，在中國、印度這樣的大國中，一些地理上相對偏遠的區域與外界發生經濟互動的難度仍然較大，然而新的信息溝通方式增加了這些地區與外界互動的機會。
圖2 全球化影響下的空間格局
這意味著，根據發展特點的變化而對轉型理論所作出的修正是站得住腳的：轉型包含了空間網絡中的各種流，這一空間網絡消餌了城鄉之間在政治、經濟上的空間二分。正如本文此前討論的，傳統上鄉村活動往往被認為在發展中發揮消極作用，而“轉型網絡”(transcending networks)這一概念則促使研究者反思對鄉村活動（注意，不是鄉村地域）的若干假設。不能僅僅認為農業是發生在農村的一種活動，而要以聯繫的觀點將農業的貢獻理解成為城市和城市邊緣地區生產食品。據加萊(Gale)估算，1997年中國農業生產增加值(GVAO)中有10%是在城市中創造的。在接下來的兩節中，本文將盡量證明，對東亞和中國而言，採用修正後的研究思路能夠對農業在發展過程中的貢獻作出更加符合實際的評價。
3 轉型中的亞洲鄉村與城市空間(1980-2000)
本節試圖從兩個層面來觀察城鄉空間的轉型。首先，從全球層面評估亞洲對全球農業生產及城市化進程的影響；其次，聚焦於那些已經完成了從農業社會向城市社會轉型的東亞國家和地區，特別是日本、韓國及中國臺灣，剖析其發展經驗。
3.1 農業生產及城市化的全球圖景：亞洲的貢獻
對全球農業生產及農業勞動力投入的分析表明，過去30年間，以美元不變價表示的農業產出水平翻了一番。此間，農業勞動力（以經濟上活動於農業的人口來測度）的投入從8.98億人左右增長到13億人。在這30年中，全球農業增長圖景中最明顯的變化就是亞洲的增長，亞洲農產品產量佔全球的比例從28%增長到43%，農業勞動力所佔比例從73%增長到79%。同期，世界城市化水平從36.8%增長到47.2%，亞洲城市化水平從23.4%提升為37.5%。聯合國人口署(the UN Population Division)估計未來30年在全球範圍內城市化的趨勢還將持續，達到60%，而亞洲城市化水平也將在2030年達到51%。2000年，亞洲人口占世界的比例為60%，這也意味著，未來30年將有13億人必須被城市區域所吸納，而同時農村區域的常住人口依然保持在同一個數量級之上，估計為22億人。
觀察全世界城市化的經驗，亞洲人口變動的趨勢反映在數字上就具有極大的特殊性。例如，據估計西歐在19世紀時城市化水平提高到40%所轉移的人口僅5000萬人，而在亞洲這一數字高達13億。當然，在次區域尺度及國家層面，亞洲人口變遷的圖景主要取決於那些人口超過1億人的發展中大國，包括中國、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國以及印度尼西亞，並且未來30年間，菲律賓、越南也將加入這一行列。到2030年，這些大國（超過1億人）的人口將會佔亞洲人口的80%以及世界人口的59%。因此，這一量級的人口變化就構成城鄉轉型管理的一個基礎性挑戰。
3.2 完成轉型的新興工業化國家和地區：日本、韓國及中國臺灣
正如上文所言，日本、韓國及中國臺灣等東亞國家和地區的發展經驗似乎已經成為後發國家謀求向城市社會轉型的示範性路徑，中國和其他許多亞洲國家正在採用這一模式。這裡一併討論新加坡和中國香港等城市國家和地區。1960年代之後，這些國家和地區都經歷了高速城市化和工業化，而城市化和工業化則帶來了國民收入的顯著增長。同時還選擇其他東亞發展中國家並考察其城市化歷程，以資對比（表1），但並不在這裡作深入分析（中國除外）。雖然在轉型過程中，日本、韓國及中國臺灣的農業生產率都有實質性提升，但都沒有發展出強大的、足以承載農村人口的農業產業部門。這些國家和地區都經歷了農村人口的減少以及農村人口老齡化，同時都越來越依賴於糧食進口。這3個國家和地區有著一些共同特點：高人口密度；韓國與中國臺灣“二戰”之前都曾在歷史上受到日本的影響；1946年後都經歷了土地改革和技術創新，導致農業生產率快速提升。大多數學者認為，農業生產率提高與外國援助及投資等因素一道對非農部門和交通基礎設施的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這些國家和地區的共同經歷還包括：高速工業化、農業變遷、教育水平提升、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國家引導與控制”等。
表1 國內生產總值結構及城市化水平變化
（1960-1980-2000）（%）
注：（1）因新加坡和香港均已完全城市化，故未將二者納入此表。此表亦不包括老撾、柬埔寨及越南的變化情況。
（2）城市化軌跡：I類國家和地區：高度城市化（高於70%）；II類國家：中等城市化（40%-60%）；III類國家：低水平城市化（低於30%）；IV類國家：中國，特例，城市化水平36%。
（3）GDP構成中農業、工業、服務業數值均為其所佔百分比。
資料來源：世界銀行各年度《世界發展報告》，華盛頓；中國臺灣地區數據來自各年度臺灣統計年鑑。
1960年代以來，這3個案例都致力於發展出口導向和進口替代型產業，並將這些產業佈局於主要中心城市之間的走廊地帶，如東京—大阪、首爾—釜山、臺北—高雄等。發展到2000年，在這些發展廊道上承載了這些國家和地區的大部分人口，且結構變化也最為迅速。這些城市發展帶與主要的鐵路系統密切相關，如從1898年開始就有了連接臺北（及其港口基隆）與南臺灣地區高雄的鐵路。同樣地，到1928年，日本已經建立起了連接東京和大阪的鐵路與橋樑系統，並與朝鮮半島的釜山、首爾、平壤和新義州等成為一個體系。“二戰”之後，這些國家和地區開始發展經濟，通過對交通基礎的持續投資，在自由貿易區、工業園區佈局出口導向型產業，隨著產業的繁榮，在臺北—高雄、首爾—釜山等中心城市節點間出現人口集聚。1960年首爾和釜山的人口為360萬，佔韓國人口的14%，到了1975年，這一城市帶的人口占到全國的27%。最近若干年，韓國和中國臺灣地區都完成了類似於日本新幹線的鐵路系統，從而更加推進了類似於東京—大阪發展帶這樣的城市化廊道的興起。將這些情況與本文第一節中的討論結合起來就會發現，亞洲新興工業化國家(NICs)不僅成功實現了結構轉型，也同時打破了“距離阻礙”，降低了交通成本。為了實現這些，政府必須劃分、控制國家領土並開展多種多樣的空間實踐，比如集中公共資金和信貸投放在這些地區的交通與通信基礎設施建設上，這是提升城市化水平和減少農村人口的重要措施。一些研究者傾向於將這些成功之舉歸因於“自由化的資本主義”進行的推動，這一觀點顯然是過於簡單化的理解。在這些新興工業化國家的宏觀轉型環境下，商品、人員和物品流動速度提升，在很大程度上是政府的意願，即“消滅”各自國家內部空間距離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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