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对阅读有记忆是10岁那年，我读的第一本读物是繁体字版的三国演义，这是文革前的旧物，破旧不堪，躺在一个大木箱子里，和杂物混搅在一起，好像等了我很多年。就是这本书，让我喜欢上了大骨刚硬的文字，对婉约温润的文字不以为然。和很多人一样，在念大学之前我的阅读是非常枯燥的，以教科书为主，而我是1986年进的大学。那段时间正是中国出版非常活跃的一个时期，诗歌是那个年代年轻人的最爱。我记得谢冕编过一套朦胧诗选，让人读起来非常上瘾。而那个时候在大学里最流行读的书就是存在主义，我们这一代人读了很多存在主义的书籍，如尼采、萨特。我们这一代人受他们的影响实在太大了。
我在上海读书，而女朋友在杭州，大学四年没有条件谈恋爱，所以大学四年的大部分时光都是在复旦大学的图书馆里面度过的。我是学新闻的，课程比其他系的学生都要轻松，所以就在图书馆读书，一排一排的读，从一楼一直读到了阁楼。复旦的阁楼是向研究生和博士生开放的，本科三年级的时候我就到阁楼上去读书了，那时候的阅读是一种激情阅读，集中在哲学、历史和文学方面。我大学学的是新闻，专业的书没有印象多少，但我看张鹏舟的所有作品，就是他办大公报时的所有作品，印象很深，因为从这儿你看到的是这个职业的气节和敏锐性。
新闻是很容易做的平庸的一种职业，特别是你做的时间越长，抱怨和不平衡就会越大，老是会觉得得不偿失，但一旦停止了写作，你就没有了你的价值。做媒体的很容易陷入这样的情绪里，但是我当了十多年的记者，一直没有这样的感觉，就是因为我在大学里读过这样的作品，我知道一个好记者应该怎样让自己留下来。当年的许多政治人物，都烟消云散了，但我们仍然能够记得这些作者的名字和作品。这些作品帮助我们建立一种职业和人生的价值观。对我影响大的经济学著作有两本，第一本是萨缪尔森的《经济学》；因为当时想要进入新华社，而新华社的招聘都是会从实习生中选拨，而我没有在那儿实习过。所以他们考我就是萨缪尔森的经济学，从此我开始了十三年的记者生涯。此外一本是曼昆的《经济学原理》，曼昆的思考和他的创作技巧让我很着迷，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我读过很多经济类的书籍，如韦尔奇的管理书籍，长尾理论等等，但是从三十年的人生周期来看，这些书都还不如一本三国演义大。
我后来成为了一个专业从事企业案例和经济史写作的财经作家，在这个领域中有两个顶尖高手，美国的理查德·泰德罗和英国的伊尔·弗格森，他们都出生于而是世纪六十年代，年富力强，泰德罗的《影响历史的商业七巨头》让我见识到了欧美财经作家的写作高度，伊尔·弗格森的创作更出名《货币的崛起》《巨人》等都堪称精品，他在构建一个宏大题材时的从容以及偏见武断，在当代非虚构类作品中很是罕见，他的写作非常迷人。华人经济学家最喜欢的是张五常的作品，当初读到他的《卖桔者言》时，感觉这样的手法来写一本经济学书，实在很有趣，后来我写《激荡三十年》时便恳请张五常为我题写书名，他在西湖边茶楼里铺纸研墨一口气连写了十几遍，那股认真劲让人敬佩。
我向他请教做学问的办法，他说问题有重要和不重要之分，做学问要选重要的入手，选择不重要的事情下手很容易断送学术生涯。这段话值得送个所有的年轻朋友，我现在每年买两百本书，也就是每年多一个双室书柜。如此的多的书籍也让我的居室拥挤不堪，望着这些新旧不一的朋友，我感慨我们并没有生活在一个单调的年代，也许没有一个国家的人，也没有一个年代的人，尤其是欧美人像我们这样吃着五谷杂粮，为了追求寸籍的进步。我们愿意接受所有的文明形态，这是一个转型年代的特征，我们在思想上左突右冲，起慌乱和惊心宛如物质形态的所有景象。
中国的成长高度并不以所谓的全球第一高楼为标志，而是以我们的思想为标志，我们的书单决定了我们的过去，同时也指向了一个辽阔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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