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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恰恰相反。
雖然春秋戰國時代禮崩樂壞，天下諸侯侵伐不斷，但各諸侯國內部的“國家”意識卻極強，很少出現離開本國，為他國效力的現象。這其中原因，也很簡單：現代人常說“國家”，但春秋戰國時代，“家國”才更能說明當時實際情況。無論是周王室還是各諸侯國，宗法制都是維繫其內部運行的一項重要制度：“天子建國，諸侯立家，卿置側室，大夫有二宗，士有子弟”。意即“天子要分封兄弟當諸侯，諸侯要分封兄弟采邑，大夫有貳宗之官，士人有徒隸子弟”。宗法制下，無論是諸侯還是卿大夫，大部分都是親戚或兄弟。因此，春秋戰國時代，更強調所謂的“家國”而不是“國家”。因為“國家”機構的組成成員，大部分都是君王或國君的親戚，都是君王或國君的“自家人”。
如此前提下，絕大多數人都不會背叛自身家族而去為外人服務。這也是周人建立宗法制的目的之一：與分封制互為表裡，構成了維繫周代社會階層穩定的兩大重要基石。
然而，隨著時間的流逝，首先宗法制下，就會將部分人排斥在本國體系之外。
即便是周王后裔，按宗法制原則，五六代人之後，都難免會有人身份被降為庶人。在周王室地位的急劇降低，對周王后裔而言是件極為痛苦之事。因此，為尋求更好發展機遇，有些人便開始尋求到諸侯國謀生。同樣，在諸侯國也有不少諸侯後裔，因為是庶出，在本國無以立足，被迫到其他諸侯國去謀生。
帝王后裔流落至諸侯國謀生的例子，管仲就是。管仲祖上，為周穆王之後，是王室直系後代。但是，因為祖上是庶出，在周王室難以有容身之地，被迫跑到齊國來當大夫。到了管仲之時，甚至一度落魄到以經商為生。後來，管仲輔佐齊桓公稱霸而一舉成名，但他還可能回到周王室去輔佐周王嗎？周王室的實力和地位，以及周王室現狀，都已容不下管仲這一尊大神了吧？
諸侯後裔流落到他國謀生的例子，曹劌就是。曹劌為曹叔之後，到曹劌這代也是因為宗法制的限制，無法在曹國立足，被迫到魯國謀生，成為魯國基層一位普通士人。但是，曹劌成功地利用了鄉遂制度下士人“詢國危”、“詢國遷”、“詢立君”的制度，幫助魯莊公戰勝齊國入侵之師，脫穎而出成了士大夫，在魯國取得了發展。在魯國取得成功的曹劌，還可能回到曹國去為曹國效力嗎？
管仲與曹劌二人，都是宗法制下，自然而然被排斥出本國體系之外，被迫為“外國”服務的例子。
第二類被本國排斥而為他國效力的人，往往是在本國政治鬥爭中失利，被迫逃亡他國而求生存之人。
這類人在西周時期就已存在，可謂非常常見。周宣王晚年，因為懷疑杜伯與後宮小妾有私情，就將杜伯殺死。結果，年老體衰的周宣王因錯殺杜伯而內疚不已，頻繁出現幻覺，常常以為杜伯鬼魂向自己索命。這引發了西周史上的一段懸案：“檿（音演）弧箕服，實亡周國”。杜伯被冤殺後，其子隰叔就逃亡至晉國，成為晉國士氏之祖。士氏後人，著名的有士蒍，幫晉獻公清洗了晉國公族；還有士會，是晉國有名的能臣。士氏一族，顯然也難得會再為周王室效力了。
春秋戰國時代，著名的例子就是伍子胥。伍子胥原本是楚人，因為父親在楚國的政治鬥爭中慘被殺害，他被迫逃亡吳國以尋求復仇機會。最終，吳國成功地打敗楚國，伍子胥還鞭屍楚王以報殺父之仇。伍子胥這類身負血海深仇之人，當然也不可能再為楚國效力。
還有陳國的媯完，因為在本國政治鬥爭失敗，被迫逃亡齊國，被齊桓公收留。兩三百年後，其後代取齊而代之，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田齊代姜齊”。
第三類為他國效力之人，卻是本國無發揮空間，為展示自身才華，被他國人才策略所吸引過去的。
典型案例，就是著名的商鞅，原本為衛國人。但是在戰國時期，衛國這樣的小廟明顯無法讓商鞅這樣的大神有發揮空間。所以，商鞅先是來到了魏國，侍奉魏國國相公叔痤；後來見魏國難以有發展，便又跑到秦國，輔佐秦孝公變法成功，一舉而天下聞名。
戰國名將吳起，也是衛國人，他一生先到魯國後到魏國再到楚國，到任一國都能取得成就，卻都不得完滿結局，可謂是命運多舛之人了。然而，如果他始終待在衛國，可能連展示他才華的機會都沒有——他如果不離開衛國，還能怎樣？
商鞅與吳起，足以證明衛國盛產人才，但是衛國卻無法用之。而人才無用武之地，必然多投外國。這是人才需求得不到滿足的情況下，所出現的必然結果。
但無論如何，春秋戰國時期，願意到他國去重新開始的人畢竟是少數。只要本國存一線機會，很少有人願意去人生地不熟的“外國”去艱難奮鬥。前面所提到那些他國奮鬥成名的案例，不過是極少數個案。大多數流落到他國的人，可能終身都默默無聞，在史書上沒留下些許痕跡。
所以，大多數情況下，人更願意留在本國，而不是選擇風險更大的為他國效力。
欲雲談史論今
春秋戰國其實一直都是在周王朝的背景下四分五裂的戰爭時期。它是一段還沒有完全形成集權政府的歷史，一直等到秦始皇一統華夏，才終於產生了真正意義上的國家。
所以在那個時期，遊士門客很多，今天到你秦國坐一坐，明天來你齊國玩一玩那都是家常便飯。但是如果說當時的人都是白眼狼那我也是不敢苟同。這我舉一個例子，當時的秦國見鄭國比較弱，好欺負，就偷偷的派兵征討。路上遇到了來自鄭國的商人弦高，看到烏泱泱的秦國大軍朝著自己老家鄭國那裡去，心想不妙，這是要搞偷襲啊，但是現在自己趕回去通風報信也來不及了，所以他想了一招，將自己隨身的牛羊送給了秦軍，當作是勞軍用的，秦軍將領一看到弦高的牛羊就不淡定了，鄭國這是要和自己先禮後兵啊，那鄭國既然有了準備，那這次的偷襲不就是失敗了嗎，所以就又浩浩蕩蕩地回去了，而弦高也是用自己的牛羊拯救了鄭國的安危。從這事不難看出，春秋戰國時期的人還是挺有國家意識的。
但為什麼又有那麼多的名人在他國效力呢。我們先看一個人，吳起，就是用口給士兵吸毒的那位軍事奇才，他本是衛國人，後來又在魯國魏國楚國做了官，曾幫助魏國大敗秦國數次，使魏國真真的強盛起來，最後因為人品不好才在楚國因兵變而死。撇開吳起的人品不談，他的能力是公認的強，可為什麼會先後侍奉三個國家，而不去自己的老家衛國出一份力呢？這是否意味著這些人沒有國家意識呢？這當然是不可能的，好端端的家裡不呆，為何要遠走他鄉呢？這自然還是吳起自身的問題，衛國雖然是個小地方，但是麻雀雖小，五臟俱全，該有法律規矩它都有。吳起在衛國的時候曾失手殺了人，按照衛國規矩，以命抵命，吳起自然不想白白送命，就趕忙逃到了魯國，從此再也沒回過衛國。這可以看出不是吳起不想回衛國，而是不能回，誰願意好不容易混成了光鮮亮麗的樣子，回到本國被扣上殺人犯的稱號呢？
再說商鞅，原本是衛國王族，但是衛國太小，破敗不堪，就從小在魏國吃喝住穿，魏國，就像是自己第二個國家。可是隨著年齡的增長，自己的抱負也是越來越大，但是在魏國遲遲得不到自己大展拳腳的機會，而當他得知秦國的秦穆公在廣納賢才，自己就帶著一腔熱忱前往了秦國。後來我們也知道，商鞅變法，使得本來弱小的秦國逐步變為霸主，最後吞併六國。這我們也不難看出，商鞅是為了實現自己的抱負，而遠走他鄉，這並不能說明他沒有國家意識。
最後咱們再說說一個名人，樂毅。樂毅的祖上關係有些複雜，他的祖宗樂洋本是魏國人，在滅了當時的中山國後，得了中山國封地，也就算是中山國人，但後來中山國又被趙國所滅，所以樂毅也在趙國辦事，算是半個趙國人。可當時趙國的宮廷政變，趙武靈王的慘死，讓樂毅心灰意冷，最後投了魏國，所以兜兜轉轉一圈，樂毅又成了魏國人，可有一身本事的樂毅並沒有在魏國發光放熱。後來五國伐齊，樂毅作為使者來到燕國，燕王當時花了大價錢召集天下人才，樂毅被燕王感動，便加入了燕國開始了燕國的復興之路，雖然樂毅大敗齊國，但是新燕王害怕樂毅，就把樂毅給換下了，此時的樂毅心裡也是拔涼拔涼的，我為你掏心掏肺，你卻在背後算計我，便毅然決然的回到了自己原來的國家，趙國。
從這麼多事例來看，春秋戰國時期的國家觀念還是較強的，但是因為連年征戰，國域不斷翻新而導致國家觀念模糊，也有很多類似逃亡和命債在身的客觀因素，使得他們不得回到自己的國家，也有為了實現抱負而遠走他鄉的主觀因素。所以春秋戰國時期文人的國家觀念還是有的。
渝寶讀歷史
春秋戰國時期的封國跟現在的國家不一樣
現在的國家意識來源於近代歐洲，強調民族主權，公民損害了民族主權即視為背叛。春秋戰國時期的中國人認為“天下”即為國家。我們現在所說的秦國、晉國之類的只是諸侯的封國而已，是某個大貴族的管轄地，並不能算作是一個主權實體。“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名義上的主權所有者是周天子。
春秋時期貴族多有聯姻關係
在當時，知識都掌握在貴族階層，人才也多為貴族。貴族們雖在不同的國家效力，但很多家族都有姻親關係。當在一國混的不開心的時候，去他國投靠親戚並不是什麼違逆之事，換個老闆打工而已。
戰國時期各諸侯求賢若渴，不在乎人才的出處
進入戰國後，各諸侯國進入了求強圖存的時代，不改革，不圖強，就會被兼併。所以各國求賢若渴，紛紛招賢納士，“千金買馬骨”的典故就出自這一時期的燕國。
士為知己者死，人才也願意為賞識自己的人服務
蘇秦為了報答燕文侯的知遇之恩，合縱五國聯手伐齊，改變了整個戰國時期的格局。荊軻為報答太子丹，不惜捨身刺殺秦王。人才為了報答恩情，也就不在乎出生在哪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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