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胜怠”一语出自《大戴礼记•武王践阼》，所言为历史上著名的“丹书受戒、户牖置铭”的故事。彼时，周武王初践大位，召集诸大臣，问简约而又能传之百世之道。诸臣不能答，唯师尚父（姜太公）答曰：“……在《丹书》，王欲闻之，则斋也”……道《书》之言曰：‘敬胜怠者吉，怠胜敬者灭；义胜欲者从，欲胜义者凶。凡事不强则枉，弗敬则不正，枉者灭废，敬者万世。’……王闻书之言，惕若恐惧，退而为戒书……”师尚父转述的是《丹书》之言：敬慎胜过惰怠就强盛，惰怠胜过敬慎就危亡；正义胜过贪欲就顺吉，贪欲胜过正义就凶险。敬慎则享万世。这就是简约而能传之百世之道。还说了“仁”的重要，如若不然，就会当世而亡。于是武王警惧起来，并在居住的周围以及各种用器上面，刻以儆戒自律的箴言警句。
清乾隆 昌化鸡血石苍龙教子钮宝玺
尺寸：11×6cm；高8.6cm 年代： 清乾隆
此方乾隆皇帝早期所刻的“敬胜怠”宝玺，为昌化鸡血石质，印面呈椭圆形，长11厘米、宽6厘米、高8.6厘米。印面随形雕云龙纹，取苍龙教子之寓。椭圆形玺面为阳文篆书，刻“敬胜怠”，左右两旁饰以左右对称的卷尾螭龙纹。观其印文，这种具有汉印遗风的字、画结合形式，使玺面富有动感。印面的双龙捧三字篆书的布局格式，与雍正帝所刻的“为君难”宝玺具有一脉相承之意。
此玺在现藏于北京故宫的《乾隆宝薮》中有明确著录，经与实物比对，无论是体量，还是篆法布局都与《宝薮》中的记载相合。据《乾隆宝薮》著录，该玺与“惟精惟一”和“乾隆宸翰”两方压脚章组成三方一套的组玺，存于同一印匣中。标注的质地为“寿山石”，实物与著录的质地存在差异，对此后面将予以分析
乾隆五年（1740年）时即有关于“敬胜怠”宝玺的使用记录，故其刻制应在乾隆即位初期。乾隆帝所拥有的玺印数量多达1800多方，堪称清代之首。根据《宝薮》的统计，其同样一个玺文的印章会有几十方，这是其他清代帝王几乎不存在的情况，印文的重复性是乾隆宝玺的一大特点，如“自强不息”有45方、“八征耄念”和“八征耄念之宝”有63方，而此方“敬胜怠”则只有一方，独一无二，至为珍罕。此宝玺所用的昌化鸡血石，也属乾隆玺印中少见的材质，在乾隆帝所拥有的1800多方印中，寿山石刻制的宝玺有609方、青田石190多方、昌化石则只有13方
牛克思制 昌化鸡血石雕楼阁山子
一、乾隆皇帝“敬胜怠”玺印文之选取
乾隆皇帝宝玺的重要特点之一是择取玺文的渠道多种多样，而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渠道是丰富的中国古代经史典籍。乾隆皇帝十分重视对汉文化的学习，自觉地利用儒家思想塑造自己，一生博览群书，好学不倦，他深厚的汉文化修养在其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都有反映，在其宝玺中亦有充分的体现
牛克思 原名林汉立。1954年生，浙江青田县人。出生于石雕世家，父亲林挺椒为石雕名师，擅长人物圆雕。八岁随父学艺，十七八岁时已小有名气，擅长山水、动物雕刻。作品大气洒脱，文化底蕴深厚，风格卓尔不群，堪称一绝。曾以代表作《万里山河》、《枯木逢春》、《江南黄芽菜》等称誉中国石雕艺术界，并被印制为个性化邮票发行。2002年进中国美术学院高级研究班进修。现为中国玉石大师、中国工艺美术大师。
巴林鸡血石血王摆件
二、关于“敬胜怠”玺的材质和印钮雕刻
前面已经提到，此方“敬胜怠”玺在《乾隆宝薮》的著录中是与“惟精惟一”和“乾隆宸翰”两方压脚章一起组成三方一套的组玺，存放于同一印匣中，并标注质地为“寿山石”。而此方“敬胜怠”玺实物的质地却是昌化石，与著录的材质存在明显差异，这是考察此玺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按照乾隆宝玺制作通常的规律，像这种三方一套的组玺，在材质上基本都是相同的，最起码也是相近的。只要我们找到在《乾隆宝薮》中著录的与此“敬胜怠”玺同装一匣的另外两方“乾隆宸翰”和“惟精惟一”玺，根据该两方玺的材质，就可以做出基本的判断。非常幸运的是，另外这两方宝玺现都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且都在《明清帝后宝玺》一书中发表过。
巴林鸡血石地子澄澈明净，莹润亮透，宝光四溢，极具贵气。巴林石虽开采较晚，然一经发掘便受到印石爱好者热烈追捧，与寿山、昌化、青田一并被列入“中国四大名石”，饱受赞誉。此摆件系出名门，乃巴林血王，血色鲜红娇艳，灿若琉璃，纹理排布自然流动，极具美感，如残阳晚照，辉映一片天空，投射出无边无垠的晚霞，如火如荼，炽热而张扬。摆件中下部雕金龙盘绕，体态延曲，神情威严。平凡如我等众生，虽未有缘得见此祥瑞，但却可从此雕饰中管中窥豹，稍稍领略一番神韵了。面对如此摆件，雕匠们总是经不住费尽心思发挥联想，渴望将美好的事物一一呈现，于是便有了如意、蝙蝠、铜钱等纹饰，意喻“福在眼前”。诸种纹案经作者巧心排铺显得尤为精致，相得益彰，颇为美好。以此观之，如此重器，如此美丽吉祥的巴林鸡血石血王摆件，实在是可遇而不可求了。
昌化田黄鸡血石摆件
三、关于“敬胜怠”玺的钤用组合
此玺在具体使用时也有一些特殊之处。按照乾隆皇帝通常的御书玺印钤用规律，成组的御用玺印在钤印时基本上都是同匣中的各玺固定搭配钤用，也就是说，此方“敬胜怠”玺应该和“乾隆宸翰”和“惟精惟一”配合使用。但在实际留存下来的此玺钤印实例中，又基本上都没有和原本一匣的“乾隆宸翰”和“惟精惟一”一起钤用，而是和另外两方“乾隆御笔”和“所宝惟贤”组合。比如在《石渠宝笈》续编中著录的乾隆帝《御临董其昌节书通书》轴、三编中著录的《高宗纯皇帝御临董其昌书兰亭》轴、《高宗纯皇帝御笔仿黄庭坚书东坡墨戏赋》轴中，都注明本幅“钤宝三：‘敬胜怠’、‘乾隆御笔’、‘所宝惟贤’。”检阅《乾隆宝薮》，乾隆一生只刻制过这一方“敬胜怠”玺，因此这些乾隆御笔上所钤的“敬胜怠”玺无疑就是现在我们见到的这方。那么，与其相互配合使用的“乾隆御笔”和“所宝惟贤”又是怎样的两方玺呢？我们在颐和园宝云阁前石牌坊上的乾隆御笔对联中发现了同样的钤印组合，其中的引首章正是此方“敬胜怠”玺，这使我们得到了与其相配使用的“乾隆御笔”和“所宝惟贤”两玺的具体信息。其中“乾隆御笔”印面8.4厘米见方，“所宝惟贤”印面8.5厘米见方，都比原匣中的压脚章大。此方“敬胜怠”玺印面长11厘米，而与其同匣的“惟精惟一”玺印面却只有6.9厘米见方，印面大小差别明显，同幅钤用就会显得不太协调。所以改与印面8.5厘米见方的“乾隆御笔”和“所宝惟贤”组合钤用，在尺度比例上显然更为合适。这是目前比较合理的解释。从中也可以看出乾隆时期御用玺印在钤用时还是比较严谨和规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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