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勝，字子賤，西漢濟南（今山東鄒平）人，生於周郝王五十五年（公元前260年），卒於漢文帝三年（公元前161年），享年99歲。秦漢之際的經學大師，專治《尚書》，秦始皇焚書坑儒之時，藏《尚書》於壁中，使這部重要的古代文化典籍得以保全而流傳至今。
相傳為伏勝伏羲的後裔，其近祖由淮陽陳國遷到魯國（今山東南部的濟南）。原來是秦國的博士，世稱伏生。文帝時求能治《尚書》者，伏生是時九十餘歲，老不能行，文帝便遣太常事史掌故晁錯前往求教，得29篇即是今之傳世的《尚書》。自己撰有《尚書大傳》。成為文學派的開山祖師。後世人極為推崇尊拜——追封為乘氏佰，尊為聖人，進文廟與孔子一起，享受萬民祭祀。其後裔，世襲五經博士。韓店蘇家村西原有伏生祠，鄒平原有伏生書院，曾設伏生鄉。
伏生墓位於鄒平縣魏橋鎮冢子村西南，為漢代墓葬，原有石牌坊大門有“尚書在造”的金子匾額。幾經破壞，現墓封土直徑45米，殘高2米，有“徽君伏生墓”.“伏生墓序”石碑兩通。歷代文人墨客都賦詩稱頌，如宋吳澄.明張遠登.清蒲松齡.王仕禎等。唐王維畫“伏生授經圖”現藏日本大阪美術館。明朝崔子忠畫“伏生授經圖軸”現藏於上海博物館。
刻苦攻讀 冒險藏書
相傳，伏生是伏羲氏的後裔（《伏乘·氏族考》）。《顏氏家訓·書證篇》記載：兗州永昌郡城以前屬單父（今山東單縣），東門有一座漢碑叫子賤碑，說濟南伏生是子賤的後人。子賤，春秋時期魯國人，孔子的弟子，曾經擔任過單父宰。由此可推斷，伏生原為虙子賤的後人。
伏生是西漢時濟南一帶著名的學者。濟南西漢初置郡，領有今天的濟南、章丘、濟陽、鄒平等地。清末學者陳蜚聲所著《伏乘》一書認為，伏生的裡籍為今鄒平縣舊口鎮東南伏生鄉。今天，在鄒平縣魏橋鎮口子村西南有伏生墓，為漢代墓葬，幾經破壞，現墓封土直徑四十五米，殘高二米，尚存“徽君伏生墓”、“伏生墓序”石碑兩通。
伏生從十歲就開始攻讀《尚書》，而且學習相當艱苦。他曾把自己關在陰冷潮溼的石頭屋子裡，在腰部纏上一條大繩，每讀一遍《尚書》就在繩上打一個扣結。不久，八十尺長的大繩就完全打滿了結。（段成式《酉陽雜俎》）正是這種刻苦攻讀的精神，使得伏生成為秦漢之際的《尚書》大師。
公元前246，秦始皇統一六國，建立秦朝。起初，秦始皇為了鞏固已經完成的統一大業，非常重視儒生、方士等知識分子，《史記·秦始皇本紀》上說他“悉召文學、方術十甚眾，欲以興太平。”他徵召了博士七十人。博士是秦代的官職名稱，擔任者都是博通古今的大學問家，是皇帝治政的顧問。伏生就是這七十名博士中的一員。
秦始皇到了晚年，對儒生的態度有了改變，為了打擊與自己的統治政策相牴觸的一些儒者、方士，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他下令焚燬六國史書，以及民間所藏的《詩》《書》等典籍。不久，又將許多儒生活埋，使古代文化遭受到一次嚴重的破壞。然而，當秦始皇頒佈焚書令的時候，也有一些人違背禁令，千方百計的保存典籍，不使滅絕。伏生就是其中的一位，他冒著生命危險，把自己珍愛的《尚書》藏在牆壁的夾層裡，這部儒家的重要典籍才被保全下來，並流傳後世。
薪盡火傳 《尚書》得解
秦始皇焚書坑儒不久，陳勝、吳廣起義爆發，劉邦、項羽等英雄豪傑相繼起兵反秦。天下大亂，伏生不得不出外逃亡避難。西漢統一後，伏生回到家鄉，從夾壁中找到所藏的《尚書》，結果丟失了數十篇，只剩下了二十九篇，伏生便以這二十九篇在齊魯一帶講授，並由他的學生用漢代通行的文字隸書記錄下來。這便是傳世的《今文尚書》。
經過一段時期的休養生息，社會趨向安定，儒家和儒家思想又逐漸興盛起來。漢惠帝四年（前191），撤銷了“挾書律”，恢復了儒家經書的合法地位。朝廷也開始著手蒐集以前散失的各種古代典籍。文帝時，又想要找一個精通《尚書》的人，但是當時已經沒有人能夠傳習此書。經過多方瞭解，文帝終於聽說濟南的伏生是研究《尚書》的大學者，便準備把他召進朝中傳授《尚書》。可是這時伏生已經有九十多歲，根本無法進宮，文帝只好下詔令太常掌故晁錯親自到濟南伏生家中學習《尚書》。
伏生傳授《尚書》，完全是口授，因年老口齒不清，晁錯聽不懂，伏生就讓自己的女兒羲娥在一旁代為解釋。這樣，伏生的女兒羲娥便成了傳播《尚書》最早的女學者。後人追念伏生保全與傳承《尚書》的功績，也沒有忘記羲娥的功勞，將她與續寫《漢書》的班昭相提並論，認為二人都是歷史上不多見的為繼傳史學作出了貢獻的女學者。
伏生的女兒講的是齊地的方言，而晁錯是河南潁川人，仍有十之二三聽不懂，但基本掌握了主要思想。就這樣依靠伏生的講授、羲娥的轉述和晁錯的筆錄，終於將《尚書》記錄了下來，這就是現存的《今文尚書》二十八篇，傳四十一篇。可以設想，如果沒有伏生，那麼《尚書》很可能在兩千多年前就已經失傳了。即使流傳下來，如果沒有他加以傳授和解釋，那麼我們也很難弄清它的含義，伏生對這部古代典籍的保存與傳承做出了巨大的貢獻。清代學者崔東壁曾經說，想探求堯舜時期的歷史，必須通過《尚書》。如果沒有伏生，則二十八篇之書不傳，人們對於禹湯文武之事也就莫得其詳。因此，傳《尚書》之功以伏生為最。（崔述《考古續說》）清代詩人王士禎曾賦詩評論伏生對中國古代典籍傳承所做的貢獻：“祖龍枉以吏為師，牽犬東門笑相斯。轉盼阿房化焦土，千秋人拜伏生祠。”
教授齊魯 經學宗師
伏生是《今文尚書》的保全者，又是《今文尚書》最初的傳播者，漢代經學史上曾出現了著名的“歐陽、大小夏侯並立”的局面，指的就是《今文尚書》內部有歐陽、大夏侯、小夏侯三大學派，三足鼎立，各有千秋，而這三家學派的共同師祖都是伏生一人。《今文尚書》在漢武帝時設立五經博士時，被列為官學。學生跟著老師學習，學通了即可做官，從此，《今文尚書》不但有了師承，而且開始和當時的政治和文化生活發生了密切的聯繫。考察《今文尚書》在漢代的傳播歷史，我們可以更加清楚地感受到伏生保存和傳授尚書，在兩漢政治與文化領域產生的深遠影響。
伏生的弟子中，最為出色的有兩個，一個是千乘（今山東高青北）人歐陽生（字和伯），另一個是濟南人張生。歐陽生傳同鄉倪寬，倪寬又傳給了歐陽生的兒子。以後歐陽氏世世相傳，至其曾孫歐陽高時為博士，《尚書》開始有了“歐陽氏之學”。歐陽生的後人有許多都以治家學而為博士和高官，其弟子中更是有很多傑出學者。歐陽高的弟子濟南人林尊，為博士，歷官少府、太子太傅。林尊的弟子平當官至丞相，另一個弟子陳翁生官至信都太傅，世號“平陳之學”。以後，平當又傳九江朱普、上黨鮑宣；陳翁生又傳琅琊（郡治東武，今山東諸城）殷崇和楚人龔勝。
到了東漢，歐陽生八世孫歐陽歙以通《尚書》，官至司徒，封夜（掖）侯。東漢一代，歐陽氏一支的著名學者有濟陰（今山東定陶西北）人曹曾，官至諫議大夫，有門徒三千人。沛國龍亢人桓榮，為明帝師，歷官博士、太子少傅、太常，賜爵關內侯。桓榮的弟子丁鴻官至司徒，張釃為章帝師，歷官太尉、司徒。桓榮的兒子桓鬱，官至太常，曾經做過章帝、和帝師。桓鬱的中子桓焉，官至太尉，曾為安帝、順帝師。桓鬱的弟子京兆朱寵官至太尉，另一弟子弘農人楊震更是名重一時。桓鬱的孫子桓典，以《尚書》教授潁川，有門徒數百人，獻帝時官拜御史丞，賜爵關內侯。此外，東漢時，以傳習《歐陽尚書》著名的還有樂安臨濟（山東高苑西北）人牟長、京兆長安宋登、南陽堵陽尹敏等人。牟長有門徒千人，著錄前後萬人；宋登有門徒數千人，都是當時的名儒。
伏生的另一個弟子濟南張生，是《尚書》大小夏侯之學共同的始祖。張生為博士，傳魯（曲阜）人夏侯都尉。夏侯都尉傳族子夏侯始昌，始昌官至太傅。夏侯始昌又傳族子夏侯勝。夏侯勝（史稱大夏侯）官至長信少府、太子太傅。夏侯勝傳從兄子夏侯建（史稱小夏侯），建又師事歐陽高，官至太子少傅。後來，夏侯勝與夏侯建在治學方法上產生分歧，二人分立與學官，從此《尚書》又有了“大、小夏侯之學”。兩派的弟子中，也出現了很多博士、高官，封侯拜相、貴為帝師者不在少數。大、小夏侯兩派雖有分歧，但與歐陽氏的《尚書》之學一樣，都屬於傳承自伏生的《今文尚書》學派的分支。
通過對兩漢時期《尚書》傳承過程的瞭解，我們可以更加清楚地確認伏生在《尚書》傳播史上的始祖地位，以及他保存、傳授《尚書》在兩漢政治史和文化史上產生的深遠影響。
今古相爭 偽去真存
漢代，儒家經學內部分為了今文和古文兩派，所謂今文經，就是如同《今文尚書》一樣，由戰國以來的學者通過口傳心受，傳誦下來，到了漢代，人們用當時通行的隸書抄錄而成的定本。另一方面，西漢時期，人們又多次從民間和孔子舊宅牆壁中發現了一些先秦時用六國古文字書寫的儒家經書，這些典籍被稱為古文經。伏生及其學生傳承的《尚書》，是用漢代通行的文字隸書寫成的，世稱《今文尚書》，與之相對的就是《古文尚書》。
本來，今文經和古文經只是文字的區別，後來便形成了今文經學學派和古文經學學派兩個不同的學術派別。這兩個學派各立門戶，各有師法，在學術方法、對六經的解釋、孔子與六經的關係等方面意見分歧、相互對立。今古文經學之爭是漢代學術史上的一大史蹟，兩派的分歧是多方面的，但爭論的主要目的還是確定誰是正宗，誰可以立於學官、獲取祿位。
《史記·儒林傳》記載：“孔氏有《古文尚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這是“今文”“古文”同時出現的最早記載，被認為是漢代今古文經學對立的開始。而今文尚書學和古文尚書學的在歷史上所產生的分歧和爭議，更是具有傳奇色彩。
《古文尚書》在歷史上曾出現過多個版本。漢景帝時，魯恭王劉餘在孔子舊宅中得到“古文”經傳數十篇，其中有《書》。當時的學者孔安國對這些“古文”經傳加以整理，發現其中的《書》比當時通行的《今文尚書》多十六篇，便將之稱為《古文尚書》。這部孔壁《古文尚書》一直藏於皇家圖書館，鮮為人知。後來，《古文尚書》還有河間獻王劉德所得本，東漢初年杜林收藏的漆書《古文尚書》一卷，漢成帝時東萊人張霸偽造的《古文尚書百二篇》等。這些《古文尚書》有真有偽，可惜今天都已經失傳了。
歷史上最有影響的《古文尚書》，是東晉時豫章內史梅賾所獻的偽《古文尚書》。這部書將伏生的《今文尚書》分為三十三篇，然後又從孔子所作的百篇《書序》中採用了十九個書名，從先秦古籍中搜集了一些“逸書”文字，改頭換面，巧為連綴，編造了二十五篇，再加上伏生的三十三篇，形成了五十八篇本的所謂《古文尚書》，恰合東漢儒者如鄭玄、班固等人所說的《古文尚書》的篇數。此外，這部書中還偽造了所謂孔安國的《尚書序》和《尚書傳》，使它更像早已失傳的孔安國所見的《古文尚書》。實際上，關於孔壁所得的《古文尚書》，《史記》、《漢書》上從沒有說它比《今文尚書》多二十五篇，更沒有說過孔安國曾經為孔壁《古文尚書》作過《序》和《傳》，而且這部書的文辭淺顯，完全不像周秦古語，不免露出了破綻。
然而，這部偽《古文尚書》在歷史上影響卻很大，在相當長的一段歷史時期內，甚至完全取代了真本的《今文尚書》。東晉時，學習信奉它的學者已經很多。到了唐代，唐太宗令孔穎達等編撰《五經正義》，其中《尚書正義》採用的就是孔府屋壁內發現的《古文尚書》。《五經正義》在唐高宗時被定為考試專用書，具有極高的權威，因此，這部偽《古文尚書》的影響不斷擴大。到了宋代，雖然有的學者覺得它字句完整、文字平順，可能有偽，但並未進行深入研究。宋儒所推崇的“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微精惟一，允執厥中”這“十六字心傳”，便是出自這部偽《古文尚書》的《大禹謨》篇。這樣，這部偽《古文尚書》冒名頂替，居然達一千餘年。伏生歷盡艱苦保存下來的《今文尚書》，反而只被認為是其中的組成部分。
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清代初年，經過惠棟、閻若璩等學者的考訂辨偽，才得以徹底改變。尤其是清代著名學者閻若璩，用畢生精力著成《古文尚書疏證》，遍舉其作偽的證據，鐵證如山，這部欺世盜名達千載之久的《古文尚書》，最終被定為偽書。
至此，伏生的《今文尚書》從千年迷霧中露出真面目。現存的所謂《尚書》，實際上只是指伏生所傳《今文尚書》，並不包括《古文尚書》在內。直到今天，《尚書》學在國外還是學者們十分重視和研究的一門學問，如果沒有伏生當年的藏書之功，這部重要的儒家的經典可能早在兩千多年前就已失傳，對它的學習與研究，更將無從談起了。
董伏並稱 千秋敬仰
伏生在中國文化史、經學史和學術史上都具有重要的地位。他在古代典籍《尚書》的保全和傳播過程中，作出了極其重要的貢獻。西漢一代的《尚書》學者無一不出自他的門下，歷代《今文尚書》學者也無一不在學術上以他為宗師。經學家皮錫瑞甚至將自己所居書屋署名為“師伏堂”，以表達自己對這位今文經學學派開山祖師的敬仰。清代文學家蒲松齡也曾做詩稱讚他：“秦燔直多事，聖澤流孔長。齊魯尊博士，日月炳重光。祠古碑無字，經傳書有香。摳衣一展拜，肅然瞻階堂。”（《聊齋詩集》）
由於伏生對傳承《尚書》的特殊功績，後世今文經學家將其與在漢武帝時期提倡“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董仲舒相提並論，全稱“董伏”。伏生死後一千多年還被尊為先儒聖賢，進文廟與孔子一起，享受萬民祭祀。他的後裔，世襲五經博士，傳習家學，發展成了一個有影響的大家族。自伏生以後至獻帝皇后伏壽，伏生家族共傳十六世，經過了秦、西漢、東漢三個封建王朝，歷時四百餘年，世傳經學，東州號為“伏不鬥”，是山東著名的經學世家大族。
相傳伏生的著作有《尚書大傳》，《伏乘·輯伏氏佚書》收三卷，另外清陳壽祺有輯本，共四卷，補遺一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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