逍遥骑士郑义

西汉初年，经历了秦末农民起义和楚汉之争的中国，已经满目疮痍。社会经济急需恢复和发展，人们已经厌倦战争，在这一背景下与民休息成为必然。法家思想的严酷使之和秦王朝一起被摒弃早已疲惫的百姓渴望一种相对宽松的统治方式，在这种情况下“黄老学说”被执政者青睐。这套统治策略对废除秦朝苛政、与民休息、恢复和发展经济、安定混乱的社会秩序无疑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然而这一思想在对内对外的统治方式上难免存在姑息、妥协的一面。经历文景之治的西汉王朝，经济迅速恢和发展，国力随之增强在这个过程中，黄老思想无疑起到了很大积极作用，但同时也导致了三个严重后果:对农民控制的宽松，导致逃避赋税、脱离户籍的状况严重；虽然削藩政策已取得很大成效，但地方力量仍然强大，阻碍了国家权力在基层的执行；无为的政策导致了对外的妥协退让，长期姑息匈奴，使之益发肆无忌惮，并成为西政权的最大威胁。

公元前141年，汉武帝即位，开始改变西汉建国以来的治国策略，然而最初的实施并不顺利。公元前140年丞相卫绾提出废黜百家之议，窦婴、田蚧荐赵绾、王臧，他们的倡议与当时血气方刚的汉武帝一拍即合，在汉武帝的支持下开始贬斥道家，鼓动改革，一时之间改革倡议风生水起。然而这一势头很快为窦太后压制，王臧、赵绾被罢逐，丞相、太尉及所有涉及此次事件者均不同程度地受到处罚，改革的火苗迅速被扑灭。汉武帝所开展的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尝试，在窦太后不动声色的铁腕下偃旗息鼓，改革宣告失败。

公元前135年窦太后去世，废除道家无为思想最大的障碍消失，儒家思想终于迎来了期待已久的春天。公元前134年，汉武帝亲自策问贤良，董仲舒在这时正式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受到汉武帝的认可，并从此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夹杂汉朝前期各种思想的儒家走到了前台，终于成为当政者坚定不移的国策。这时的儒术已经不再是战国时期儒家思想的原貌，而是掺杂了道家、法家以及阴阳五行家等各家思想，是一种紧密切合时代的新思想。它强调正统观念，对皇权加以神化，对整合国家、强化统治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这对于在政治上积极有为的汉武帝而言，恰是时代所急需的。在汉武帝的积极推行下，这一思想很快影响社会各个层面，随着时代的发展，各种新的思想不断补充进去使之成为影响中国文化最久也最深远的一种思想。

对于儒家崛起的原因，历来说法不一，其实最重要的原因应该是社会发展的需要和对匈奴开战的呼声。西汉初年长期的与民休息使得西汉的国力得到很大发展，但随之而来的是土地的兼并，农民脱籍状况严重，与此同时，虽然对诸侯加以剪除，但地方豪强却因此获得生存空间，迅速膨胀，甚至干扰到政府的地方行政。政府长期的无为和姑息，使西汉政权无论是对外还是对内，都需要更为强势的举措以稳固统治，对匈奴的战争则更为突出。

匈奴自汉初以来就一直是西汉的北面劲敌，汉武帝虽然准备与匈奴开战，但两个国力相当的邻邦，一旦开战则必然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会考验到西汉政权的各个方面，军事固然首当其冲，经济的支持也将面对巨大压力，甚至由此会影响社会稳定乃至帝国统治基础的稳固。在这一时期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统一全国思想，强化政治统治，是帝国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只有后方稳定才能把所有力量放置于边疆与匈奴殊死一搏。

在汉武帝这样的特殊年代，实行独尊儒术具有极为突出的意义。

首先，儒家的“仁治”学说，强调在社会伦理关系中运用教育手段来提高人的自觉性，有利于宣扬政权的正统性，从而稳固帝国的统治基础；统治重视德政，无论是标榜“王相杂”，还是提倡“纯任德政”，德政都成为政治统治的一个重要方面，是统治者粉饰自身执政合理性的重要手段，对以后统治模式的确立有着极为重要的导向意义。

其次，由于尊儒，利用儒家思想培士人，并作为选拔士人的重要标准，提高了儒士的社会地位，发展了国家文化教育，最主要的是确立了儒家思想在社会上的特殊地位，这是汉代统治政策的一大转变。以儒家仁爱思想作为行政准则，为政权与民众之间搭起了沟通的桥梁，增强了民众的认同，同时也巩固了其维护政权的决心，这是西汉维持长久统治的重要基础，同时也为此后的统治者提供了一个切实可行的执政模式。在独尊儒术以后，大批的士人转向儒学，完成了士人儒家化的过程，他们以儒学为基础，吸收其他学派的有益成分，与儒学相互融合，形成了系统的理论和观念，完成了当时社会上有影响的各种思想与儒家思的嫁接过程，并以之指导实践，推动了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需要指出的是，汉武帝虽独尊儒术，事实上并未罢黜百家。他并未遏制其他学派的发展，亦未曾禁止民众接触其他学派思想。独尊儒术，主要是确立以六经为依据的儒家思想作为官方的统治思想，培养人才、任用官吏主要从儒家之士选拔。汉武帝死后，昭帝、宣帝执政，仍然坚持儒法并用的政策。终两汉之世，黄老、刑名、农、医、阴阳等方面的研究也从未停止过，值得注意的是，汉朝的“百家”也有争鸣，但主要是围绕维护统治思想而展开的，与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有所不同。

苦茶庵

看到这个问题下面的回答里，已经有了一些争议。其实，从历史哲学的角度看，这个问题不需要问的这样直截了当，完全可以这样问：独尊儒术是一个时间点，还是一个时间线？真的有那么一个时间点，在此之前汉朝就不独尊儒术，在此之后汉朝就独尊了吗？同时，独尊和信仰是不是一回事？等等。

因此，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我想可以从下面三个方面来看。

一、罢百尊儒是一个标志性的时间点

当我们简要叙述一段历史的时候，肯定是需要一个时间点的。汉武帝任用董仲舒，董仲舒上天人三策，汉武帝把中央朝廷里的博士们进行了大换血，那些原来搞道家、阴阳家和纵横术的博士员被五经博士们替代。这些具体的历史事件确实构成了一个”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历史叙述。在这个叙述中，我们说汉武帝相信独尊儒术，汉武帝做到了独尊儒术，是没有问题的。

特别是我们都知道，汉初是黄老之术盛行。汉武帝在即位初期，在田昐窦婴的影响下，就对儒家很有好感，在他真正掌权之前，就有过一次失败的将儒家引入朝廷的尝试。这其中，肯定有汉武帝希望用儒家来平衡、对抗皇太后势力的意图，但说汉武帝对儒家的就完全虚伪，也不能这么说。

在汉武帝罢百尊儒之前，儒家虽然势力薄弱，但并不是空白的存在。儒家的博士，在汉文帝的时候就已经立了，但专立五经博士，确实是汉武帝之后的事情。有答友提出废除肉刑，引用诗经，这件发生在汉文帝时期的事件，也说明了儒家的势力是存在的。

二、汉代对儒家的真正独尊，是在汉武帝之后

汉宣帝早就说出了汉代自有制度，王霸之道杂之，就是大家熟悉的儒法并重。历史上，很多人并不相信汉武帝对儒家的独尊是真诚的，也有道理。汉武帝穷兵黩武，服食长生不老药，这些都不符合儒家的要求。在儒家眼里，汉武帝和秦始皇差距不大。

因此，有理由相信，汉武帝的独尊儒术，就是西汉当时人所经常说的“缘饰儒术”，带有很大的虚伪成分。

汉武帝的卫太子，与儒家走的很近，学界在辨析卫太子偏重齐学还是鲁学有争议，但对其热爱儒家并无争议。卫太子的孙子汉宣帝，比较延续了汉武帝的做法：缘饰儒术。理论上尊重，也相信天人合一，相信祥瑞，但实际按照帝国传统来治理。但汉宣帝因为受齐学影响，已经比汉武帝要纯粹了。

只有到了元、成、哀、平，汉朝才真正做到了独尊儒术，而且是笃信、信仰，坚定不移的那种尊崇。而且，对儒家的信仰已经到了基层。如若不然，汉哀帝真没必要搞出再受命的事情来。他为什么要这么搞？一是他真的信，二是天下人都信，舆论迫使他搞。

三、王莽是西汉独尊儒术的最终受益者和受害者

这条就不展开说了。王莽能够实现和平夺权，基本没有血腥杀戮刘氏宗亲，是因为他确实不需要。因为在当时浓重的尊儒气氛里，他完全可以凭借这种对儒家的独尊，让自己按照周公模式（有别于曹魏对汉朝的禅让模式，这是古代王朝更替表面上的两种主要模式）

danyboy

一、汉文帝时，重用儒家大师张仓为丞相。放开言论，废除诽谤罪。废除夷族连坐等暴秦恶法。

汉武帝重用法家酷吏张汤，重立夷族连坐之罪，重立诽谤罪。

二、汉武帝重用法家酷吏张汤、杜周、江充，罗织罪名，制造冤狱。屠戮群臣和皇族。汉武帝时，死于法家酷吏之手的无辜之人达十几万。

三、因怀疑大夫颜异肚子里骂汉武帝。法家酷吏张汤便以腹诽罪之名。处死颜回十世孙，儒家大师颜异。

四、汉武帝欲封禅泰山。而儒家认为汉武帝之恶胜过桀纣万倍。拒绝帮汉武帝主持封禅，汉武帝罢黜群儒而不用。

汉武帝借助法家酷吏之手，诛杀儒家大师颜异。处死最后一个墨者郭解，墨家彻底灭绝。还罢黜群儒。

杨朱学派

其实汉武帝是为了思想统一，而当时的情况儒家思想符合时代潮流，因为之前高祖以及文景都是道家的无为而治恢复生产力，但是思想还是跟春秋战国时期一样混乱，不利于汉武帝想要的大一统，中央集权，而董仲舒，公孙弘等人又阉割了儒家来迎合汉武帝，所以才会有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口号，其实这只是对内政，汉武帝也知道想要实现他的宏图大业还得靠法家跟兵家！所以就留下了外王内圣的千古训示！可惜后来阉割儒家的人越来越多了，连孔家都参与了！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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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后期以来，儒家广泛吸收了阴阳五行、法家等诸子百家思想，形成新的儒学学说。他们主张的大一统思想、完备的王制理论和严格的尊卑等级观念，符合汉王朝加强中央集权、维护统一、建立和巩固社会秩序的需要。自文帝以来儒学的影响不断增强。

武帝建元元年，丞相卫绾向汉武帝做了建议，罢黜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学说的贤良。建元五年，设立了五经博士，大大的提高了儒学在官学中的地位。次年，汉武帝又听从丞相的建议，将不治儒家五经的太常博士一律罢黜，开除了他们的铁饭碗，优礼延揽儒生数百人，终于形成了儒家的独尊局面。武帝还接受儒家大儒董仲舒的建议，设立了太学机构，设置了博士弟子50人，开始系统的培养儒生官僚，为汉帝国服务。设立太学意义深远，奠定了儒家在朝廷一统天下的局面。

但在政治方面，汉武帝并非是纯用儒术，而是广泛吸纳法家思想和手段，可以说，汉武帝是外儒内法。不光是汉武帝，一直到1911年清朝灭亡，历代统治者都是外儒内法，而不是百分之百的，纯粹的外儒内法。

汉武帝重用的三位儒者董仲舒、公孙弘、兒宽，均是“通于世务，明习文法，以经术润饰吏事”。董仲舒把儒学引入法律，以《春秋》经义断狱。后来，汉武帝的后代宣帝，他将汉代政治总结为“霸王道杂之”，这实道出西汉政治的特点。所以说，汉武帝并不是仅仅独尊儒术，而是兼容并蓄，“霸王道杂之”，既靠儒家思想加强皇权的神秘性和独一至上，也依靠法家等思想加强对权利和人民的控制，以“术”和“势”来加强帝王的权威，也巩固了汉帝国的统治。

外儒内法，而不是真正的“独尊儒术”，才是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的核心。

怀疑探索者

仅仅因为汉武帝使用了一些法家的手段，就把汉武帝归为法家，实在是可笑的很！孔夫子还当过鲁国的司寇，主管刑狱和诉讼，天天和法律打交道，难不成孔子是法家吗？

汉随秦制，外儒内法，是指汉代在三公九卿和郡县制这些行政架构上继承了秦制而已。从国家意识形态上，汉初是黄老，汉武帝之后是儒家无疑的。

首先从汉武帝之后，帝国官吏的选拔都要求治儒术，习经书，汉武帝的几任丞相基本都是治儒术出身。

其次，帝国对外征战，行政立法，都是从儒家伦理中来寻找合法性，比如讨伐匈奴，汉武帝就拿《春秋》中齐襄公复仇灭纪国来作为自己攻打匈奴的理论依据。再比如汉武帝时，丞相公孙弘上奏请禁止百姓拥有弩，反对者用《礼记》有大射之礼，圣王有合射以明教化，没有听说过他们要禁弓弩的来反驳。汉武帝遂不纳禁弩的建议。参考秦始皇禁私兵收天下兵器的行为，是明显的儒家伦理和法家伦理的区别！

另外汉代废除秦代的肉刑，依据是《诗经》“民之父母”的承诺，同时肉刑也违反儒家《孝经》“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得毁伤”的规训！

所以汉武帝会使用一些法家手段来维持自己的专制皇权，但整个帝国的统治思想，已经是儒家思想了！

东风一起千帆动

汉武帝做了一个影响千秋万代的决定：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中华帝国有了国家意识形态。

儒学最终成为国家意识形态从汉朝开始。总的来说，理论家董仲舒提出了以思想大一统维持政治大一统的主张。而公孙弘则是行动派，解决了“怎样才能儒术独尊”的问题。

儒家奉献知识忠诚，帝国开放官位俸禄；

儒家谋取了生存空间，帝国得到了国家栋梁；

儒家获得了对意识形态的控制，帝国则把它变成自己的统治工具。

但要指出的是，汉武帝选择儒家的原因,并非由于个人虔诚，而是功利的选择。因为儒家维护君主制度，道为王道，政为仁政，而且儒家还有着深厚的社会根基，这就是小农经济、宗法社会和礼乐传统。

汉武帝在表面上重视儒家的同时，自己更推崇法家。这就是后世常说的“外儒内法”和“王霸杂之”。在汉武帝那里真正吃得开的，不是新儒生，而是刀笔吏。

刀笔吏，就是帝国的司法官员。他们垄断了变得越来越复杂的律令知识，玩弄司法，迎合汉武帝的意图，以法制之名行专制之实。最终执行的是皇帝的意志。

大汉王朝并没有唯儒术而独尊。也没有唯法家而独尊，实际是非儒非法。

红枫历史观

汉武大帝是王道与霸道并行就是儒与法都重视，并没有独尊儒，一直到汉宣帝都严格执行这个法则，只是他儿子汉元帝才开始独尊儒，这也是西汉衰败的开始，所以汉宣帝才会说大汉将会毁在此子之手，说汉武帝独尊儒的后来儒家往自己脸上贴金而已，其实汉武极不喜欢儒学，但当时儒生众多，不想被司马迁那样的儒生骂成祖龙，才表面尊儒的，其实他和祖龙一样最欣赏的是法家。

龙天一马

汉武帝本人笃信道术！为政治需求采纳大儒董仲舒之谏，董仲舒是儒术五常仁义礼智信的信之倡导者！武帝即位也有偶然其非嫡子，为摆脱其祖奶奶窦太后及外戚弄权而独尊儒术！儒术君臣、祖孙之道分明……

關鍵字: 汉武帝 文化 满目疮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