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財經》專訪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CF40）學術顧問、復旦大學泛海國際金融學院學術委員會主席、哥倫比亞大學終身講席教授魏尚進。
逼出了開放的貿易摩擦最終是有益的
《財經》: 您如何看待中國在國際貿易中的貢獻和收穫？
魏尚進：貿易在大多數情況下是共贏的。中國在國際貿易中參與程度的上升速度之快在全球是獨一無二的。四十年前，中國是貿易小國，今天是貿易第一大國。貿易共贏不僅僅是抽象的概念，在中國的實踐中，中國老百姓之所以有今天的生活，是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的結果，而經濟的高速發展和改革開放是分不開的，改革和開放又是相輔相成的。
中國的改革開放，也造福於別的國家。由於中國參與了國際貿易，別國的老百姓可以買更便宜的商品，他們的企業可以買相對便宜的中間品，從而國際競爭力得到提高；中國越來越大的市場也為他們提供了機會。所以中國在國際貿易中參與的程度和深度越來越強對中國老百姓、中國企業、別國老百姓和企業都有利。
中國國際貿易參與深度的提高，不僅僅體現在貿易量，也體現在自身不斷的改革。比如降低貿易壁壘，往往開始是別的國家的要求，但中國老百姓與企業自己也會有這樣的要求。
中國加入WTO時別國要求中國做出許多改革，其中一項是降低關稅。在加入WTO之前，中國汽車關稅是120%，90年代中國的平均關稅在百分之30%-40%，但今天的平均關稅低於10%。關稅的下降，當然源於很多別的國家的要求，但是降低關稅本身代表的是中國老百姓買東西便宜了，物質生活豐富了。而且間接地，中國越來越成為全球產業鏈的一部分，使得進口的中間品價格低了，產品有競爭力了。比如華為、中興，賣的產品之所以能便宜，部分原因是他們進口的零部件價格很低。
《財經》: 您提到中國汽車關稅降低對老百姓有幫助，但對我們自己的品牌會有影響嗎？
魏尚進：對自己的品牌表面上會有衝擊，關稅壁壘的目的也是保護這些企業。但是，降低壁壘的過程同時也是促進國內企業提高競爭力的過程。中國現在有一大批行業競爭力很強，部分原因是受到了世界企業的挑戰。從這個意義上說，開放是有好處的，使得有比較優勢的行業得到擴展了，有比較劣勢的行業相對萎縮了。
最近的貿易摩擦也是一樣。如果貿易摩擦逼出了開放，那最終這個摩擦是好的，對老百姓提高消費水平、對企業提高競爭力有好處。在開放過程中，在短期內，會對一部分企業有衝擊，企業需要調整，這個調整不一定很順利，可能對就業等造成壓力。開放帶來一定的衝擊這種說法不僅僅適用於中國，別的國家也是一樣。
過去四十年改革開放不斷深化、加強的調整經驗告訴我們，中國在所有國家中的調整能力是比較強的，從來沒有出現大幅度的失業。其中重要的原因是中國的勞動力市場其實很有彈性，調整比較迅速。也就是說，雖然有了壓力，但是因為市場調整比較快，最後反而產業結構優化了，剩下來的是有比較優勢的行業，並且做大了。貿易摩擦給中國帶來的“短痛”還真是比較“短”的。
中國製造2025 不能成為貿易戰藉口
《財經》:您覺得產業政策在剛才說的“調整”中能起到什麼作用？近期貿易戰中，美國似乎一直在批評中國的產業政策，您怎麼看待？
魏尚進：首先，在很多情況下產業政策是有可取之處。因為市場有時候會失靈，比如外部性或自然壟斷，也有些行業會有規模經濟。也就是說在有些情況下市場均衡未必是社會最優均衡，在這種情況下設計得好的產業政策就是可取的。實際上，最早提倡產業政策的就是美國政府。美國建國後的第一任財政部長，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畢業的Alexander Hamilton正式提出需要通過政府行為來支持製造業產業發展。
實際政策執行過程中，各個國家的情況很不同。產業政策經常被濫用，資源被浪費，效果適得其反。比如中國在改革開放前的產業政策基本上是失敗的。中國要設計好的產業政策，也是要看什麼是市場做不了的，只有市場做不了或做不好的，政府進行干預才會提高效率。
其次，產業政策和貿易規則的關係需要分析，不能簡單概論。WTO的規則並沒有說成員國不可以實施產業政策，但任何產業政策不能區別本國企業和外國企業。假設因為我們認為芯片行業的發展是有規模經濟的或有正外部性的，會幫助別的相關行業的發展，所以政府要支持。如果政府在支持的時候，支持的是這個行業，也就是隻要在中國的任何做芯片的企業我都支持，不管是什麼國家的，那這就不和WTO規則相違背。
再比如修路、基礎設施等，在金融市場不是很發達的情況下，民企因為無法得到長期融資而不一定做得好。政府在這種情況下支持一下，提供長期低息貸款，只要是不區分本國、外國企業，就與WTO規則沒有衝突。
我看了2015年國務院發佈的《中國製造2025》，文件本身沒有歧視外企的說法，所以文件本身和WTO沒有矛盾。當然，執行的細則是另外一回事，可以執行得沒有矛盾，也可以執行得有矛盾。
《財經》: 文件本身沒有問題，但美國可能認為中國政府實際上是歧視外國企業，您覺得這是真實的，還是美國的藉口？他們這次貿易戰最終的目的是什麼？
魏尚進：首先，美國國內有不同派別，比如國防派、商貿派、學院派， 他們對中美關係的態度不同。國防派從來都認為中國是競爭對手，不只是從這屆政府開始的。早在18年前在中國加入WTO的時候，就有人提出來說中國可能是美國政治、軍事上的競爭對手，必須要遏制它。但國防派在美國國內以前沒有佔優勢。
商貿派與學院派則一般認為中美之間經貿關係發展是共贏的，中國比美國發展速度快一點是正常的，因為中國本身基礎相對弱些。在中國發展的過程中，美國的老百姓和企業都會有好處。
總統自己其實從來沒有說這一次的關稅行為是戰略遏制行為，總統以下的官員中當然有國防派。在中國的開放程度沒有美國高的這個是事實之下，以往的美國總統希望通過談判來解決，但這個總統可能覺得談判太慢了。
從實際行為上來看，如果美國行動只是針對中國的戰略遏制行為，那它不會對對自己的盟國也同時開火。美國的盟國也抱怨說，要對付中國別把他們也當敵人對待。但是特朗普並不理會，還是同時好幾個方面同時開火。所以倒過來說，特朗普對中國以增加貿易壁壘作為威脅要求中國改變經貿政策，還不完全是因為他把中美的戰略競爭作為他最重要的目標。
可能他就是認為，美國很傻，整個貿易體系比別的國家更開放，包括歐洲、日本，所以現在要對多方同時開火， 讓所有其它國家都降低貿易壁壘。事實上也的確有人妥協。韓國承諾接下來對美國的鋼鐵出口不超過原有水平的70%；德國很多汽車企業也要求他們的總理在汽車行業歐美都實行零關稅。
所以我認為，不是說在美國沒有人針對中國，一定有些派系把中國當做戰略敵人，很希望能和別的國家聯合起來對付中國，但是這位美國總統本人看重的是眼前利益，而不一定把戰略競爭看成最重要的目標。
中國今天的經濟規模、發展的速度、在國際上的聲音，使得一些美國商貿派的態度也改變了。很多美國的跨國公司，曾經把中國看做自己的主要出口市場，或是外包工廠的地方， 它們曾經是在美國支持開放的重要勢力。
同樣的這些企業今天把中國更多看成是競爭對手，所以他們在和美國政府的互動中心情很複雜，支持對中國繼續開放的力度弱了下來。由於傳統的支持共和黨經濟開放的企業的態度發生了變化，使得共和黨政客的態度也發生了變化。
《財經》: 在認清了這樣的局面下，中國應該怎麼應對？
魏尚進：要把改革開放和談判的戰術戰略區別開來。一方面，對中國有好處的開放政策，就應該堅定不移的去做。另一方面，在談判中，堅持要求對方把他們的改革開放和我們自己的改革開放結合起來，打好談判牌。其實不僅美國對中國有要求，中國對美國也有很多要求，比如中國要求美國外資投資委員會（CFIUS）對海外對美投資的審批過程、條件要更透明；要求美國對反傾銷行為的的判定、反傾銷稅的執行中反市場原則的做法也要改革。
《財經》:海外投資審批會不會是更加針對中國的國企？
魏尚進：美國海外投資審批會對於中國企業在美投資有很大的影響。對於來自中國的民企，雖然沒有直接政府背景，美國認為也有間接政府背景。比如華為，是不是民企呢？還有民企的老闆說我的所有財產都是黨的，美國會問這不是民企國企界限不明的證明嗎？
美國的法律體系的優勢一般是相對透明、相對可預測，但美國對外資審核過程不具備這些特點。它是美國政府中幾個部門聯合審批的，有權力在任何時候告訴企業說這一次兼併收購不符合規定，可以是事後宣佈兼併收購無效。當然審批也不只是完全針對中國企業的，也否決過加拿大、以色列、英國企業的兼併收購行為，所以法律本身不一定針對中國，但執行中中國企業被否決的比率要高很多。
實際上中國對美國投資在17年相對16年下降，原因之一是中國的外匯管制收緊，不完全是美國的審查。不過在不通過的審查裡，很多中國企業覺得自己不是在敏感行業裡，美國政府不應該否決，但是在許多可松可緊的灰色地帶中，美國政府可能就從嚴處理了。
產業政策也需要精細化設計
《財經》:您剛剛提到產業政策有好有壞，是不是說我們應該針對不同的行業有不同的產業政策。比如有些新興行業、投資大週期長的行業？
魏尚進：不是所有的新興行業，或者所有的投資大週期長的行業都要扶持，比如製藥業雖然投資大週期長，但是可以是純市場的；世界上多半好的藥、高級醫療器械都是民營企業做出來的。所以總的前提是大多商業活動市場做得很好，只有少數需要政府來支持或干預。
怎麼區分兩種呢？當然是要做分析。 針對這些少數的行業，就需要專家來分析，看是不是存在市場失靈，具體失靈在哪裡。除此之外，即使有市場失靈，同樣是要政府幹預，也有很多不同手法，它們的相對效率是不一樣的。窗口指導、整體補貼、部分補貼等，同樣是補貼，也需要考慮怎麼樣才是使用資源最小的。
《財經》: 中國今天的手法是不是比較簡單粗暴？
魏尚進：假定產業選對了，具體的做法有很多改善的空間。舉例來說，假設某行業需要發展，而且市場做不了，具體來說就是企業家看到的回報率比社會回報率低，這個時候企業自己就做不了，或者做得太少太慢，需要政府幫忙。
幫忙有很多辦法，一種做法是凡是這個行業裡的企業都補貼，這種做法不是很有效，要撒一大筆錢給許多企業。另外一種做法是，考慮到之所以有市場失靈，是因為每個企業家看到的回報率比社會回報率要低，所以政府要做的是拉高企業家的預期回報率。
政府可以說，任何企業如果把某件事情做成功了，政府就再獎勵一筆錢給這家企業，使得企業家的總預期回報，是市場回報加政府（事後）獎勵，達到了應有的社會回報率。相比於前一種做法，後一種做法更有效，用的（納稅人的）資源更少，因為只有做成功的企業被補貼了；而從企業事先激勵的角度來說，這兩種做法是沒有區別的。
《財經》:有一種說法是中國的補貼都補到了企業身上，但比如同樣是新能源汽車，還可以直接補到消費者頭上，是不是會更好？
魏尚進：德國就是補貼消費者，結果德國企業都抱怨說，這些補貼都補到了中國企業頭上去了，因為中國新能源的產品得到了政府的補貼，價格就便宜，德國消費者都去買中國產品了。補貼應該給最有效率的企業，但是德國企業認為中國企業是因為有了補貼才更有效率。
如果有個國際協議說，大家都不能補貼企業，只補貼消費者，那沒有問題。當然針對新能源，如果它的最終目的是減少排放，那最直接的辦法還是任何有排放行為的企業都必須要付排放稅，把排放的成本提上去，這樣達到目的的社會成本最低。
《財經》: 您提到假設有一個國際協議那可能會更好。您覺得今天的WTO還發揮著作用嗎？我們也看到今天有越來越多的雙邊協議，而不是多邊協議，您如何看待接下來國際貿易的格局走向？
魏尚進：實際上WTO的規則中也是允許雙邊的協議的，只要求協議國之間實行的貿易必須是substantially liberalization。比如兩個國家籤協議，不能只說把某一行業，比如鋼鐵關稅降低為0，否則這對別的國家不公平。如果要籤，必須要把幾乎所有的行業都降低關稅壁壘，而且幾乎為0。
WTO的一個重要原則是一項規則要通過，必須所有國家都要同意，但這很難做到。所以前面幾次WTO談判時間很長，結果也不好。WTO未來的格局不是很好，越來越多的國家選擇自己談，對推動WTO的發展沒有興趣。
《財經》: 在創新方面，您覺得中國現在的產學研狀態如何？
魏尚進：中國有很多企業，會主動找科學家，把產學研結合起來。舉個例子，甘肅一個主要產品是枸杞。枸杞要怎麼選種、運輸、保存，企業會找農業科學院的專家來改良種子，研究抗風、改變季節性等等；會找專家來研究包裝等等。這樣的例子非常多。
中國發展這麼快，一定有很多非常成功的產學研結合的例子。當然反過來的例子也有，有時候因為體制的問題，產學研相互配合的動機不是很強；有時候是信息的問題。
中國製造想從made in China到created in China, 首先是因為到了這個發展階段，這一必要性很強。
我們曾經是通過廉價勞動力作為競爭優勢，但接下來一定會要求生產率的提高和發明創造，來作為下一輪經濟增長的源泉。我們是非要這麼做不可的。
中國社會已經出現很多了created in China的例子，華為、大疆，和很多不太上報的公司都很有創新能力。中國企業的專利，不光是國內數量增長很快，在美國申請專利增長速度也很快，比大多數國家都快。
中國企業在美國的專利在美國得到別的企業引用的增長速度同樣也很快。除了專利之外，在商業模式等方面，中國的發展也很快。我認為沒有理由認為中國只會靠廉價勞動力，沒有創新能力。一旦發展對發明創造、勞動生產力的要求高了，自然而然經濟會有反應，尤其是民企。
那針對發明創造，有沒有政府可以做好的、推廣的支持工作呢？中國對創新的支持的資源支配，有明顯的偏國企的傾向，但是中國多半的發明創造是民企做的，然而民企要拿到政府的補貼要難很多。換言之在同等的財政支出情況下，如果能夠把對企業的支持從偏重國有企業到不區別民企國企，那麼中國的發明創造可能會更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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