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袁崇煥是否是漢奸的問題，一直以來都有爭論，原因是袁崇煥在他任職期間有許多作為非常可疑，往往被人懷疑為漢奸或者奸細。
袁崇煥被懷疑為漢奸的事情主要有如下9件：
1）犧牲覺華島換來的“勝利”
天啟六年（1626年）正月，在後金糧食緊缺陷於困境之時，袁崇煥抗命不遵，執意不將覺華島上的大批糧食、物資、輜重、船隻撤往後方安全地區，而且還將島上軍民滯留在危險的地方不管不顧，自己龜縮於寧遠城內，連事先將覺華島軍民撤入城中的動作都沒有，最終導致了覺華島上數萬軍民被屠殺，糧食、物資、輜重、船隻被洗劫、焚燬一空。而實際上袁大人是早就接到了後金入侵的諜報，所以他有意放棄覺華島的舉措非常可疑。後金得手覺華島後，因毛文龍抄襲永寧而倉促撤退，在寧遠外只圍攻了幾天，袁大人僅斬首200餘級，史稱“寧遠大戰”，有的地方也稱“寧遠大捷”，但其實不難看出實質上整個過程中是袁大人“喪軍無算，掩敗為功”。
2）面對空虛的瀋陽拒不策應友軍和盟友
後金為了打破明朝對其經濟和軍事封鎖圈，攻擊朝鮮之時，袁大人再次抗命不遵，在瀋陽空虛的情況下，執意不援救朝鮮，拒絕策應東江鎮，按兵不動實施“觀望養敵”，在朝廷連續兩次催促下才敷衍了事，不僅讓後金使朝鮮向其屈服，還導致了地處“明、金”中間的蒙古部落對明朝失望和寒心，為最終投靠後金埋下了伏筆，還讓東江鎮蒙受了損失，失去了朝鮮的提供屯田土地，並被斷絕了朝鮮提供的軍械和糧餉，使東江鎮安置流民、出擊後金失去了絕大部分後勤給養，而這些費用將來得由明朝朝廷來承擔，給當時已經很拮据的明朝財政帶來了巨大的負擔，且離散了明朝的盟友，又讓後金獲得了拓展空間。袁大人一意孤行的態度和造成的惡劣影響是十分可疑的。
3）離奇緩慢的修城進度
為了“儘快”將城池修築完成是袁大人放棄策應友軍和盟友的理由，可他的“進度”卻跟不上他自己說大話的速度。東江鎮和朝鮮遭受攻擊是從天啟七年（1627年）正月到四月，在此之前袁大人就開始修築大淩河和右屯衛，又過了兩三個月，當後金來襲擊袁大人的城池時右屯和大淩河城池竟然還沒有修完……若從後金襲擊東江鎮和朝鮮算起，都足足有半年有餘的時間，若從寧遠之戰之後算，時間可長了得不得了。
從天啟六年（1626年）正月後金圍攻寧遠、焚燬覺華島算起，到來年正月，整整一年時間，期間後金並沒有南侵。天啟六年（1626年）四月後金曾征討過一次蒙古，之後因為毛文龍抄襲鞍山而折回，努爾哈赤於同年八月十一日死，死前還被毛文龍在瀋陽周遍和薩爾滸追殺過。努爾哈赤死後後金內部為爭奪汗位而耗了幾個月時間，期間後金沒有精力對外作戰，次年正月（1627年）侵略朝鮮，並沒有對袁大人這邊有什麼動作，而且此時袁大人還在和後金“議和”，所以他修城池的時間應該很充分，前後加起來足有一年半之多，但當後金進攻時他卻還沒有修完。
後金軍先輕取明軍修築未完的大淩河、右屯衛兩城，在攻寧遠之時候又佔領了塔山等地，撤退之時一併毀之。袁崇煥雖然守住了“寧、錦”，但他用“議和”拖延時間爭取修築的城池幾乎都報廢了，且還犧牲朝鮮和東江鎮。袁崇煥所謂“敵知，則三城已完，戰守又在關門四百里外，金湯益固矣”化為了泡影；袁崇煥所謂：“倘城不完而敵至，勢必撤還，是棄垂成功也”倒是成為了現實，而“故乘敵有事江東，姑以和之說緩之”成為了一大敗筆，皇太極根本沒有議和的誠意，反倒是先把袁大人的兵給“緩了”，攻打東江、朝鮮後馬上就來襲擊錦州、寧遠。袁大人離奇緩慢的修城進度使他犧牲了東江鎮和朝鮮換來的時間，也沒有能將城池修築完成，這跟他之前拒絕策應盟友和友軍聯繫起來，不禁讓人懷疑他以修城池而不策應的真實動機。
4）刻意將明軍引入死地
袁崇煥因為“寧錦大戰”時不救錦州而遭非議，“暮氣難鼓”而辭，其職務由關內的王之臣接任。此時，總督薊遼的閻鳴泰上疏要求放棄了錦州，而且朝廷中也不少人反對設“寧錦防線”。與此同時，明朝前線將領也對守錦州提出異議，駐守該地的總兵尤世祿稱錦州“城池遭雨崩頹，萬不可居”（《三朝遼事實錄》卷17）要求撤往杏山。駐塔山守將認為塔山不是可守之地，想要“移置別所” （《三朝遼事實錄》卷17）。兵部侍郎霍維華雖然認為錦城不能輕易放棄，根據眾將的異議他也不能不總結為：“賊至，則堅壁清野以待。”
在諸多提出放棄錦州的意見中，總督薊遼的閻鳴泰上疏的力度最強硬，用辭也最為嚴厲說：“錦州遐僻奧區，原非扼要之地。當日議修已屬失策，頃以區區彈丸幾致撓動乾坤半壁，雖幸無事，然亦岌岌乎殆矣。竊意今日錦州止可懸為虛著，慎弗狃為實著，止可設為活局，慎弗泥為死局。”《天啟七年七月實錄》。
其實眾多的將領和大臣都認為錦州不可守主要是因為錦州的特殊地形。錦州地處小淩河和大淩河之間，由寧遠至錦州時又必須經過塔山、松山、杏山才能到小淩河，如果任何一處被制約，那錦州就和後方斷絕聯繫了，袁崇煥在“寧錦大戰”時無法有效增援趙率教，洪承疇在“松錦大戰”時救援不了祖大壽都是因為這個地理缺陷。解放戰爭期間蔣委員長的海陸空絕對優勢也在塔山受阻，最終無法增援錦州而吃了敗仗。可見錦州實在太不容易增援了，一旦被圍困則無法救援，“寧錦大戰”時若非毛帥攻打後金重鎮遼陽，皇太極是不會那麼快撤軍的，後來“松錦大戰”中明朝軍隊的失敗將提前上演。所以當時的督臣閻鳴泰在評價“寧錦大戰”時曰：“雖幸無事，然亦岌岌乎殆矣”，而他主張“錦州止可懸為虛著，慎弗狃為實著，止可設為活局，慎弗泥為死局”。他的斷言完全預見到了今後兩位將錦州“慎弗狃為實著”最終淪為“死局”之人物的結果，他們分別是袁崇煥、洪承疇~！
在明朝將領和大臣們經過廣泛而慎重的討論，並認真而深刻的總結實戰教訓以後，錦州守到次年二月終於放棄。應該說此時王之臣放棄錦州而守寧遠，既遵從了閻鳴泰的意見，又回到了孫承宗四年成功守遼的路子上。
到了崇禎元年三月，明軍已放棄完全錦州、塔山、杏山一帶。該年五月十一日，皇太極派阿巴泰、嶽託等率兵三千，破壞了錦州、高橋、杏山三城，並毀掉十三山以東臺站三十一處，《滿文老檔》太宗朝第10冊記錄了這一事件。另有《清太宗本紀》記載：“五月辛未，明人棄錦州。貝勒阿巴泰等率兵三千略其地，隳錦州、杏山、高橋三城，毀十三站以東墩臺二十一。” 從後金佔領錦州也放棄的舉動來看，為了攻打錦州付出了沉重代價的皇太極其實根本不想要錦州，他攻打錦州的目的不過是為了消滅明朝軍隊和劫掠城池裡的糧食而已，這足以說明錦州並不是什麼“扼要之地”，閻鳴泰的斷言成為了現實。
“寧錦大戰”之前，袁崇煥為了錦州這個“非扼要之地”空耗國家財力、犧牲戍邊將士，且放棄策應而導致友軍重大損失、盟友向敵人妥協已經是罪大惡極了，而袁大人重新上任之時卻以“且守且戰，且築且屯”的“守為正著”則可“五年平遼”之荒謬說辭哄騙崇禎，在明朝軍隊主動放棄錦州迴歸正確選擇以後，又一次在重新在錦州大興土木，耗費國家極為有限的財力、物力，用銀子堆砌錦州這個巨坑，最終導致了“松錦大戰”明軍在錦州被圍點打援的全面失敗。袁大人的所作所為是非常值得懷疑的漢奸行為。
5）有意危險的削弱薊門
天啟七年（1627年）林丹汗西遷,召城大戰後薊門外的蒙古部落朵顏束不的部投降後金。崇禎元年（1628年）九月明朝曾作過一次努力拉攏朵顏三十六家但失敗了。此時，薊門外就顯得形勢就緊張起來了，於是朝中許多大臣都提出薊門防務緊要，必須切實加強。
可袁大人卻在此時調動兵力充實關外，絲毫沒有加強薊鎮的意思。《崇禎長編》中有這樣的記錄：“關內兵五萬五千三百四十五員名，關外七萬八千三百四十員名。”但到了十二月，關內關外的兵力“關外官兵七萬一千餘員名，關內官兵四萬二百餘員名”。所謂“關內”就是薊鎮，所謂“關外”就是遼東鎮，薊、遼設督師就是總領兩鎮。關內兵減少就是抽調了薊鎮兵力一萬多到遼東鎮，遼東鎮的兵沒有增加反而略有減少是因為當時關外已經在搞“清汰”，把老弱的兵卒淘汰掉用關內的精銳來充實，所以沒有形成大量“減額”。這個“汰兵減額”的方略是袁大人提出來的，《崇禎實錄》中有記載：“冬十月己丑，召廷臣於文華殿，以錦州軍譁、袁崇煥請餉疏示；閣臣求允發。上責戶部尚書畢自嚴；又曰：‘崇煥前雲汰兵減額，今何仍也’？王在晉曰：‘減汰，當自來歲始’。”由《崇禎實錄》的內容可以看出，當時薊鎮的汰兵是袁大人力導的，而且袁大人提前調動了兵力，以薊鎮的精銳充實關外寧錦防線。
事實上若袁大人不大興土木修建錦州，並增加錦州的駐軍，明朝是有時間和財力提高薊鎮防禦能力的。而袁大人作為薊、遼兩鎮的督師不思增加薊鎮的兵力，卻選擇了臨時抽調寧錦的守軍以“增戍關門”的方式“往備順天”是極其不負責任的表現，完全是敷衍的態度，當皇太極真的從遵化入塞之時，在山海關的趙率教僅能帶上三五千人去增援，足以說明袁大人這種部署的虛偽。
許多人討論薊鎮是否屬於袁大人直接統轄的問題，其實並不重要，朝廷不是不知道薊鎮薄弱，但兵員和糧餉都優先滿足袁大人的錦州了，想加強薊鎮也沒有辦法，在朝廷資源極為有限的情況下，執行袁大人方略必然導致“厚”錦州而“薄”薊鎮，有了這樣的傾斜朝廷上上下下自然有許多人都提出薊鎮應該加強。
但袁大人不是調整方略，而是上疏和危險的薊鎮脫離關係，袁大督師上奏崇禎，曰：“若順天等處，則聽督撫為政，臣不敢越俎而議者也。” 是很卑劣的做法，他的不負責任最終才導致了薊鎮被突破，應該說袁大人“厚”錦州而“薄”薊鎮的方略是一個非常離譜的敗筆。
若袁大人不修建眾人都反對而之前剛剛放棄且後金佔了也不想要的錦州，明朝沒有任何理由不加強薊鎮的防禦，薊鎮的防禦也沒有任何理由被削弱，而修錦州以後明朝有限的財力和兵力都耗在錦州了，薊門自然空虛了。
6）不惜一切的以糧資寇
天啟七年（1627年）林丹汗西遷,召城大戰後朵顏束不的部就正式降後金。在袁大人督師薊、遼時已經是崇禎元年（1628年）了，該年崇禎曾作過一次努力拉攏朵顏三十六家，這是崇禎元年九月的事情，但後來失敗了。袁大人在次年，崇禎二年（1629年）三月，又提出要給喀喇沁部開馬市，要用糧食接濟朵顏束不的部，這完全是以糧資寇。
崇禎在袁大人上奏要開馬市後認為這是以糧資寇，於是連發詔書斥責曰：“據報西夷市買貨物，明是接應東夷，藉寇資盜，豈容聽許？” 袁大人抗辯提到薊門防禦但重點卻是開馬市，袁大人的核心意思是若不開馬市“萬一夷（喀喇沁）為嚮導，通奴入犯，禍有不可知者。”同時，袁大人還保證他接濟的這些蒙古部落“斷不敢誘奴入犯薊遼”。但崇禎駁回袁大人的上疏，崇禎強調：“西夷通奴，譏防緊要。奏內各夷市買布帛於東，明是接應，何以制奴？著該督撫嚴行禁止。”可袁大人還是置若罔聞。後來崇禎勉強同意，但告戒袁大人只能以口糧形式接濟，不餓死就行了，而且撫賞和剿滅相結合，如果有什麼異常直接撲殺掉，而袁大人始終認為他撫賞的蒙古部落“斷不敢誘奴入犯薊遼”，均以撫賞和接濟。而不幸的是薊門外的喀刺泌部不僅為皇太極入塞帶路，並且為其籌備糧草。
《明史記事本末補遺》中記載了翰林院編修陳仁錫在寧遠的見聞，其中提到朵顏束不的部派出兩千人的隊伍來寧遠買糧食，其中還有四百滿人諜哨——“建洲哨在束不的部內計四百餘人，不將弓矢”，這不是為後金買糧食還能幹什麼？這在當時的遼東已經是世人皆知了，陳仁錫提到當時的士紳“寧遠武進士王振遠、陳國威”等都知道此事，並且要求乘之“卒不及備，可夜掩而殺之”，可此時的袁大人不顧崇禎的斥責，明目張膽的在寧遠賣糧食給後金，這是多麼惡劣的漢奸行徑。談遷的《國榷》也有如下記載：“朵顏三衛及建虜大飢，三衛夷半入於建虜，束不的求督帥開糶於前屯之南臺堡，互市貂參。邊臣俱不可，獨崇煥許之。蓋束不的為建虜積穀，謀犯薊西，雖有諜報，崇煥不為信。”
綜上所述，可以說袁大人是頂著崇禎連續兩次駁斥，對所有邊臣的反對置若罔聞，還壓制要求剿滅為後金採辦糧食的諜哨之意見，一意孤行為饑荒中的後金置辦糧食，完全不惜一切的以糧資寇，是非常可疑的漢奸行為。
7）斷絕東江鎮的給養以“配合”後金蠶食明在遼南、遼東的控制區
袁大人申請將東江鎮的軍餉、糧餉由他來發送，崇禎予以同意，於是袁大人拿到了東江鎮的給養，但袁大人非但沒有及時撥發給東江鎮，反而下令渤海各港口，不得發一舟一船往東江，不得售一米一魚與東江。與此同時，皇太極發兵猛攻東江鎮，到崇禎二年，東江鎮在遼南、遼東領土幾乎全部喪失，至四月，東江原本在遼東、遼南的數十堡只保有海州、橫山、鎮江、蓋州。
在斷絕東江鎮的給養以“配合”後金蠶食明在遼南、遼東的控制區後，同年六月，袁大人斬毛帥於雙島。當時一共羅列了十二條罪名，其中最後一條名是：“開鎮八年，不能復寸土，觀望養敵，十二當斬”，這簡直顛倒黑白到極點了，就東江鎮現佔據的堡和島不說，這個東江鎮原本就是毛帥帶領兩百餘個家丁白手起家的，這個“鎮”都是從無到有的，怎麼能叫“不能復寸土”？袁大人在崇禎二年三月把糧食用來“資寇”、“養敵”，而轉過臉來卻把整個東江鎮餓得“人皆菜色”，在友軍遭受攻擊之時袁大人採取“觀望”態度，可最後居然還以“觀望養敵”的罪名汙衊東江鎮，袁大人這種“厚”敵人而“薄”友軍、顛倒黑白的漢奸行為顯得十分的詭異和可疑。
8）擅殺毛帥而為後金解除西征的後顧之憂
早在廣寧失陷以前的1621年，正在練兵的遊擊毛文龍就受王化貞、熊廷弼派遣深入敵後，聯絡遼民，以牽制和分散後金的兵力，當時他僅率家丁、軍士二百餘人，按照許多網友的說法真比李雲龍還不如，可後來毛文龍就是用這個班底在敵後策動了聲勢浩大、風起雲湧的反抗運動，被後金視作心腹大患，他所創建的東江鎮巍然屹立於敵後，成了牽制後金遠途作戰的一顆釘子，長期制約著後金南侵的步伐。
天啟二年（1622年）八月，毛文龍攻克櫻桃渦、渦站。
天啟二年（1622年）九月，毛文龍的部隊攻克滿浦、昌城。
天啟二年（1622年）十月，毛文龍部攻克永寧等堡。
天啟二年（1622年）十月，毛文龍與後金軍在涼馬佃大戰，雙方都付出了重大傷亡。
天啟三年（1623年）春，後金反攻旅順毛文龍部被擊潰。
天啟三年（1623年）毛文龍不斷派人深入後金，進行“煽惑”，致使大批遼民“叛去”，投向明朝。後金的許多貝勒大臣都認為：“毛文龍之患，當速滅耳！文龍一日不滅，則奸叛一日不息，良民一日不寧。”
天啟四年（1624年）四月，毛文龍沿鴨綠江秘密北上，進入長白山區，在高嶺、沙松牌大戰中大敗後金，後金僅軍官就有16人被俘。
天啟四年（1624年）七月，毛文龍又於把骨寨、骨皮宏、分水嶺三場大戰，三戰三勝。
天啟五年（1625年），海州（遼寧海城）所屬張屯的漢人秘密聯絡明將毛文龍派兵，襲擊本屯的滿人（《清太祖武皇帝實錄》，卷4，8頁），同時在這一年，鎮江、鳳城、岫巖、長島、雙山、平頂山、海州、鞍山、首山、彰義等十餘處掀起了反抗後金的武裝鬥爭。
天啟六年（1626年）努爾哈赤攻寧遠時毛文龍襲擊永寧，後金被迫回師。
天啟六年（1626年）寧遠之戰後努兒哈赤於四月親率大軍徵蒙古喀爾喀，毛文龍隨即進攻鞍山，因後方吃緊努爾哈赤被迫回師。
天啟七年（1627年）正月至四月，後金以空虛瀋陽為代價精銳盡出，以重兵對毛文龍的東江鎮和朝鮮發動了“丁卯之役”，毛文龍奮起反抗在鐵山、瓶山、昌城、鴨綠江取得的“五戰而五勝”，但終因袁大人兩次抗命、拒絕策應、最終敷衍了事而貽誤了抄襲瀋陽的戰機，致使關寧軍在四個月的時間裡未能有效策應朝鮮和東江鎮，導致朝鮮和後金結為“兄弟之盟”，毛帥被朝鮮驅逐而退守皮島。
天啟七年（1627年）六月，皇太極攻“寧、錦”時毛文龍襲擊昌城、遼陽，迫使了後金再次回師。袁大人在“寧錦大戰”以後還特為毛帥請功：“孰知毛文龍徑襲遼陽，旋兵相應，使非毛帥搗虛，錦寧又受敵矣！毛帥雖被創兵折，然數年牽制之功，此為最烈！” （《三朝遼事實錄》卷十八，天啟七年八月，遼東巡撫袁崇煥奏言；《兩朝從信錄》卷三十一，天啟七年八月，遼東巡撫袁崇煥上言。）
毛文龍象一顆釘子死死的牽制住後金的尾巴，致使其不能遠距離、長時間的在外作戰，後金數次想根除毛文龍都沒有成功，但他卻死在了袁大人的手裡，讓後金能遠征林丹汗以及繞道千里長期襲擾關內。以前，每次後金主力出動毛文龍都會率領東江鎮乘勢出擊搗其後方，一旦沒有了東江鎮這個牽制，後金則可長途奔襲，進行遠距離長期的在外作戰。所以，皇太極在毛帥於崇禎二年（1629年）六月五日於雙島被殺的七天以後，即可宣佈“整旅西征”，並且讓薊門外的蒙古部落馬上趕造船隻，準備用其在老哈河轉運糧食隨大軍沿河入塞，這個部署在六月之前還沒有，而這即是將入塞的地點確定為薊門的標誌。
袁大人先削弱薊鎮的兵力，把重兵放在錦州使關內兵力空虛，再開馬市為後金南侵準備好糧草，最後殺了毛帥毀了東江鎮解決了後金的後顧之憂，這一系列舉措親手促成了後金首次從薊門入塞，將他自己苦心經營的“寧錦防線”徹底的變成了一條名副其實的“馬其諾防線”。而後金不僅於崇禎二年（1629年）繞道蒙古入塞，而後還有1634年、1636年、1638年、1642年四次繞道蒙古入塞，而這其中最具決定性的因素是毛帥被戮、東江瓦解，這種自毀長城的漢奸行為非常值得懷疑。
8）將一幫漢奸委以重任而徹底瓦解東江鎮
劉興祚原籍遼東,萬曆三十三年(1605)因細罪而棄家投降後金,更名愛塔,傳說努爾哈赤之孫薩哈廉(亦作薩哈璘)曾將其乳媼之女許配給他。
天啟元年（1621年），在後金佔領地金州有兩個秀才聚集十人準備起事反抗後金的殘暴統治，但卻被人出賣而被殘酷鎮壓。《滿洲秘檔》有記載這次“合謀作亂”被平息是因為“愛塔建功”，這個“愛塔”就是前面提到的劉興祚，即劉愛塔，朝鮮李朝稱其為劉海。
天啟二年(1622年),漢奸劉愛塔因為有功而被提拔為總管物產富饒的南四衛(指位於遼東半島西半邊的金,復,蓋,海四州)的守備副將，但後來又生叛心。皇太極歷數代善之罪狀時曾雲：“我見其常常虐害愛塔，奪其乘馬，取其諸物，予料愛塔不能自存，必至逃亡。愛塔果逃。” （《國史院檔》上，198頁）由此可見，劉愛塔當漢奸當得並不舒坦，所以起了逃竄的念頭，之後便屢與袁崇煥、毛文龍等明邊將密通音信，甚至與朝鮮議和時也向李朝顯示其對後金的叛心。
崇禎元年劉愛塔逃離後金至皮島，其餘幾兄弟也隨後分批逃離後金，投奔皮島毛文龍和寧遠的袁大人。其中劉興基（老三）於崇禎元年九月從海上逃抵寧遠,並追隨袁大人，劉氏其他幾兄弟則先後至毛文龍處。
但劉興祚並未真心歸順明朝，在逃到皮島後又做後金的奸細，在《滿文老檔》收錄的所謂“毛文龍書信”中，最後一封裡即第七書裡其實有隱藏著的第八封“書信”，因為第七封書信裡最後一段文字明顯不是毛文龍寫的，該“信”就是劉興祚再成為漢奸鐵證。
在該段文字稱：“毛總兵官在彼欲降之心，半真半假……以我觀之，汗心猶豫而狐疑，又謂毛總兵官放恣，初無定心，後被牽累，事不易結等語。遂以毛總兵官蓄意叛逆，即密告袁都司殺之。我以告叛有功，升為副將職。”
此人自稱“以告叛有功，升為副將職”是自我暴露身份的鐵證。毛文龍死後袁大人即“分付將東江兵二萬八千分為四協，殺其父用其子，以毛承祿管一協兵，以旗鼓徐敷奏管一協兵，還有二協，東江眾官保遊擊劉興祚、副將陳繼盛二員管之。”由此可知，當時劉興祚雖管一協，但卻只是個“遊擊”不是“副將”，但統領一協是一個副將才能擔當的職務，而信中所述也是“升為副將職”，而非“升為副將”，一字之差顯露了這個誣告毛帥的漢奸身份。更為有力的證據來自《崇禎長編》卷36和卷37,以及周文鬱的《邊事小紀》卷2和卷4中，裡面分別有“參將興祚原「管東江前協副將事」”字樣，從“事實”和“行文”兩方面證實了那個“升為副將職”之人就是“管東江前協副將事”的“遊擊劉興祚”。
這段文字後面又有：“負恩逃來……”字樣，毛文龍怎會是從後金“負恩逃來”的？而劉興祚則確實是從後金叛逃而來，再一次印證了寫信人卻為劉興祚而非毛帥。
後面又有“聞汗於寧遠議和……”，這是指第二次袁金議和，說明此信最早也是在天聰三年（1629年）寫的。
接著又有“毛總兵官死後，已與耿千總商議歸降之策”，毛文龍斷然不會寫出“毛總兵官死後”字樣。而其中“毛總兵官死後”字樣說明，毛帥被冤殺以後東江舊部人心渙散，才有歸降後金之意。由此可見，那些說袁大人殺了毛帥並不影響東江鎮舊部人心的昏話完全是臆斷。而“已與耿千總商議歸降之策”中，信中人的身份也和劉興祚極為符合，根據《李朝實錄·仁祖大王實錄三》記載：“金起宗馳啟曰：劉海（劉愛塔）出來，明白無疑。今方隱置於參將毛有傑（即耿仲明）家，蓋練劉海妻拿（孥）尚無出來，恐其事漏於賊中而諱之雲矣。”這段記錄說明漢奸劉愛塔（即劉興祚）與耿仲明有舊交，所以他們在“毛總兵官死後”“商議歸降之策”才在情理之中。
該文後面又稱，“歸降之策”因為“三弟在寧遠，四弟往山東，故至今慎不敢行而未動。”毛文龍僅有兩弟，曰仲龍，曰云龍，都在杭州，毛死後才加封為都司和錦衣衛指揮，所以毛文龍沒有在寧遠和山東的兄弟。而劉興祚在劉氏兄弟中排行老二，其三弟劉興基於崇禎元年九月從海上逃抵寧遠,並追隨袁大人，符合“三弟在寧遠”之說；其四弟此時是否在山東沒有直接的證據，但之後的崇禎三年，江西道御史袁弘勳題參袁大人之親信徐敷奏時曰：“一切東江更置悉聽徐敷奏，以麼麼遊擊而擅樞督之權，升署偏將二十餘人，委署中千等一百餘人，以劉興祚領右協營，劉興治領平夷營，與劉興基、劉興賢等共居皮島，東江精銳三千餘及收降蓄養夷丁七百餘皆屬之，以劉興沛為參將，另領精兵二千二百名屯長山要地，與覺華水營犄峙焉。”中提及了劉氏兄弟中的五人，均居於東江鎮，但就是沒有劉家老四劉興梁。而劉興梁在山東的可能性很大，因為當時袁大人斬毛帥以後將一部分東江鎮的士卒和家眷移送登州，劉興梁作為東江鎮的將官只可能分別在東江和山東兩處，既然劉氏兄弟受袁大人器重那他必然不會沒有官職，而他又不在東江，此時若他不在山東的東江舊部裡領銜就不符合常理了。再聯繫到耿仲明、孔有德等人後來在山東作亂，不僅可以肯定劉興祚為漢奸，而且其“三弟”、“四弟”均為漢奸，而後在東江多次譁變的劉興治等更是漢奸無疑。
該段文字不僅說明了劉興祚確為漢奸，為後金充當奸細，也同時證明了毛帥沒有叛變，他遭到袁大人的殺害完全是因為漢奸誣告。
袁大人為了進一步讓劉氏漢奸兄弟掌握東江鎮的實權，在開始惺惺作態的分“四協”以後馬上就變卦了。毛帥於六月五日遭袁大人冤殺，後袁大人分東江為“四協”，八月就上疏改“四協”為“兩協”期間僅有個兩個月時間，這變卦的速度是非常快的，足以說明上次分“四協”完全是虛偽之舉。
崇禎二年（1629年）八月，袁崇煥再疏請：“東江一鎮，乃牽制之必資也，無奈文龍將不將、兵不兵、餉不餉，久矣。臣差徐敷奏等逐島挑揀，不日可竣役矣。按遼東原止一鎮，今用兵時應添一鎮於河東，但勝任者難之，其人況武臣，總鎮為極品，一得則為飽鷹，不若懸此一階為策功也。今止設兩協，令有功者自取，亦鼓舞之微權也。”袁大人在東江鎮不設島帥，又說“令有功者自取”，再將東江鎮的精銳都分派給劉氏兄弟，這種部署再明顯不過了，劉氏兄弟帶著東江的精銳，自然多有立戰功的機會，而其他人想立戰功卻不容易。由此可見，袁大人完全是傾向於這些漢奸的。
雖然袁大人假仁假義的說什麼“令有功者自取”，但此時東江鎮的實權在大漢奸劉興祚手裡。大漢奸劉興祚為徹底將東江鎮毛帥舊部剪除乾淨,於毛帥被害的次月，即崇禎二年(1629年)七月致函李倧,告之朝鮮如未見他的函件、印信,不可聽任漢人調用船隻和討賞貨物。《承政院日記》,第27冊,頁235記載了以上事實，這說明東江鎮的實權已經落入此漢奸的手中，而此時袁大人還沒有上疏改“四協”為“兩協”，可見此人和袁大人早有默契，袁氏所謂“令有功者自取”其實是寄厚望於大漢奸劉興祚。
袁大人下獄以後，孫承宗二次守遼，漢奸劉興祚此時沒有了袁大人這個靠山，自然沒有那麼受器重，要想居東江鎮島帥之職又限於“令有功者自取”的條件，所以漢奸劉興祚必須有所表現，但作為漢奸他又不敢對後金軍有所作為。就在漢奸劉興祚進退維谷的時候，寧前道孫元化撥給他夷漢丁八百,孫承宗本來意將其部用以正面防禦對抗後金軍,但因劉興祚這種靠告密升遷的奸細又怎麼能敢去和他的主子後金直接撕殺？故“人或因其援疑之,興祚亦自疑不敢進”,於是孫承宗改派其防守太平路。
因為貪戀東江鎮島帥之職，在去太平寨的途中，漢奸劉興祚詐憑藉自己當了多年漢奸通夷語的翻譯官本事，利用用“夷語、夷幟”襲擊了蒙古喀喇沁部。該蒙古部落雖不是滿人，但早在1627年召城大戰後就潰散而降後金了，大漢奸劉興祚號稱共斬獲約六百級(後金僅承認被斬首五十級)以期獲得戰功而謀求島帥,當時周文鬱得報後稱此戰“誠東事以來未有之戰”。就在漢奸劉興祚作以“戰功”獲取東江鎮島帥之職時，他的主子皇太極在從俘虜口中得知此事確係劉興祚所為之後大怒,隨即下令貝勒阿巴泰等人率大軍星夜抄襲，將這個吃裡爬外的漢奸擒獲而處決之，太平寨被攻克時其弟劉興賢被俘。周文鬱所著之《邊事小紀》卷4,以及《大清太宗文皇帝實錄》卷6,和《朝鮮仁祖大王實錄》卷22均有此事的記錄。而《清史稿——太宗本紀》之記載更為詳細：“……劉興祚自我國逃歸，匿崇煥所。至是，率所攜滿洲兵十五人、蒙古兵五百欲往守沙河。聞大兵至，改趨永平之太平寨，襲殺喀喇沁兵於途。上怒其負恩，遣貝勒阿巴泰等禽斬之，裂其屍以徇。”最終，劉興祚這個漢奸總算是因為自己的咎由自取而得到了被其主子分屍可恥的下場，而袁大人則以重用漢奸瓦解徹底東江鎮的漢奸行為而被懷疑。
9）薊西防禦戰中不可思議的失敗
崇禎二年（1629年）十月二十七日，皇太極由遵化附近入塞。次日，山海關得警趙率教馳援遵化，但由於袁大人對皇太極的舉動絲毫沒有準備，且有故意防空薊門之嫌，所以山海關的兵力並不多，趙率教只帶領了三五千人趕赴遵化。
十一月初二至袁大人才從寧遠趕到前屯營，得報後金已經在圍攻遵化了。十一月初四，袁大人率兵到山海關，此時趙率教戰死於三屯營。十一月初五，袁崇煥率軍入薊，並以周文鬱為掌旗官，周文鬱曾是孫承宗身邊的人，他以第一人稱“餘”所寫《遼西入衛紀事》是描述“己巳之變”的一篇紀實，其中有許多第一手資料，通過裡面的記錄能印證一些關鍵問題。十一月初六，袁大人到了永平，此時遵化已於十一月初三陷落，由袁大人之“汰兵方略”裁撤下來的汰兵打開城門，巡撫王元雅死。袁大人於榛子鎮接到崇禎聖旨，得調度指揮各鎮援兵之權，這個情節也很重要，為薊遼總督劉策洗清了不小的冤情，因為後來的解讀多說劉策不會用兵，才導致薊西失守且還冤枉了袁大人……
十一月初九，袁大人到了薊州順天府。十一月初十，袁大人上疏崇禎，曰：“入薊州稍息士馬，細偵形勢，嚴備撥哨，力為奮截，必不令敵越薊西”。（《明實錄》十一月丙申）其中這個“必不令敵越薊西”是袁大人繼“五年平遼”、“斷不敢誘奴入犯薊遼”後又一經典……
袁大人上疏後便開始部署薊州防禦。此時，薊遼總督劉策和各路兵馬彙集薊州。薊遼總督劉策駐地是在密雲，昌平總兵尤世威原來是駐守昌平的，十一月初九，劉策率軍援守薊州，尤世威而防通州薊州兩地之間。但袁大人卻將兵力分散佈防於薊西各地，他令劉策回守密雲，命尤世威回防昌平，許多史料都記載了袁大人這個部署：
“保定總督劉策兵亦至，令其守密雲。”崇禎二年十一月已醜《懷宗實錄》
“保定總督劉策兵亦至，令還守密雲。”崇禎二年十一月已醜《崇禎實錄》
“令劉策著還鎮，調度諸將，分信防守密雲。”《崇禎長編》
朝野對袁崇煥戰守佈置非議甚多，孫承宗更指出集中兵力緊守薊州三河一線為要務，否則敵人越薊州三河則可直撲北京。事實證明，由於保定兵和昌平兵的遠去，薊州防備兵力嚴重不足，連起碼的偵防也做不到，結果皇太極輕易越過薊州直趨北京，袁大人直到十一月初十四才發覺方提兵追趕，被朝庭寄與厚望的薊西防線竟不經一戰便完全失效。
袁大人的掌旗官周文鬱所寫的《遼西入衛紀事》中提到了此事：
“十三日，侵晨，報奴全軍過石門驛，公令馬步兵盡出城外列營。營甫定，有奴騎二百餘，分四隊扎我軍之東南，相持兩時，並不件賊大兵。公令我發炮，賊聞炮即四隊排為一字，忽退去。竟日無一騎復至，使我欲戰而無可戰。
十四日，乃探奴大隊潛越薊西矣，公即督遼將士西追……”
需要強調的是這個防禦戰是袁大人豪言壯語下開打的，而地形又對袁大人有利。薊州，古屬幽燕，亦稱漁陽，歷史悠久，上溯周商：燕山北靠，渤海南望，地“扼東北入京之要衝，控中原與壩上之險塞”，為歷代兵家必爭之地，有“畿東鎖鑰”之稱。薊縣西有盤山、南有湖泊、東北方向有九龍山和八仙山，因為這麼多天塹中留出的通道如同一道往來必經的門戶而故稱薊門，自古設置兵鎮和關城，是北京東北的要衝。可袁大人在這個地方都沒有堵住後金軍，而且是不戰就任其越過，自己第二天才發現，那可真叫“無能”啊，難怪後金韃子喜歡這樣的“英雄”了……
袁大人自己保證“必不令敵越薊西”而又分散明朝已經聚集的兵力，導致後金軍不戰而“潛越薊西”，浪費了這麼一個決好的堵截機會，讓後金軍順利的直撲北京而去，這確實十分值得懷疑。
總結：
在瞭解了袁大人如此眾多的疑似漢奸的作為以後，我們不禁要懷疑，袁大人到底居心何在？若袁大人是漢奸那一切都有了合理的解釋；若袁大人不是漢奸，那他在懷揣一顆“忠君報國”的“赤子之心”時還幹下了這麼多漢奸勾當，那他可真算得上是天字第一號的蠢材，這幾乎是不太可能的事……
但在事實面前，雖然我們有理由懷疑袁大人有可能是漢奸，雖然他要愚蠢到幾乎不可能的地步簡直匪夷所思，但經過客觀冷靜的分析他應該不是漢奸，而確實是一個難得的蠢材。
在剛才我們分析大漢奸劉愛塔的時候，他在那封被錯歸為毛帥與後金通書的信函中：“遂以毛總兵官蓄意叛逆，即密告袁都司殺之。”一語證明了袁大人不是漢奸，否則何苦用奸細去誣告毛帥？所以，在客觀冷靜的思考以後，應該得出袁大人只不過是一蠢材而已，並非漢奸的結論。
關於袁崇煥其人我的個人看法是，他個人並不具備什麼雄才大略，雖算不上什麼漢奸或奸臣，但卻是一個缺乏謀略和戰略眼光的軍事將領，決非什麼軍事家或名將，他雖在守衛城池上有可圈可點之處，可其他戰略戰術基本上是一塌糊塗，他也就只能算是個守將卻非帥才。
在明朝遼東戰局裡他發揮了守城的作用，但卻出了不少戰略和戰術上的失誤，也因為他本人性格的原因為自己悲劇的劃上了句號。在他的任上明朝遼東戰局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窘境，在明朝滅亡的整個過程中他沒有起到中流砥柱的作用，反而成為了不少敗筆的添加者。在明朝深處財政危機之時，崇禎殫精竭慮拼湊起來的財力過的多消耗在了寧錦防線上，但這條防線卻從一條“鄭國渠”演變成一條“馬其諾防線”，繼而再形成一個“死局”將明朝所剩無幾之的軍力大多葬送進去了。之後，崇禎要實現“中興之策”實質上已經失去了最後的依託……
袁大人諸多錯誤謀略形成的巨坑過分的消耗了明朝最後的財力和軍力，對於當時本來就虛弱的朝廷來說無異於雪上加霜。袁大人的所作所為對明朝滅亡來說，雖算不上是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但卻有釜底抽薪的功效，所以他不是什麼中流砥柱，反而是自毀長城的始作俑者。
雖然袁大人作為一位抗擊侵略者的戍邊將領，生前犯了諸多戰略和戰術上的重大失誤而導致明朝越發艱危，死後又被侵略者作為穩固其統治的工具，這是很可悲的。滿清御用文人試圖用偽史捏造出一個“冤案”來抹黑明朝，袁大人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被無限拔高的。袁大人是在乾隆大興文字獄的黑暗年代被滿清的御用文人吹捧起來的，他被滿清御用文人作為一塊為了阿諛奉承皇太極而詆譭和貶低崇禎皇帝的磚頭出現。
這個虛構的“冤案”就是要說明朝是個“黑暗腐朽”的王朝，所以才出了“冤枉”袁大人的“冤案”，滿清御用文人為此還不惜捏造“反間計”來顯示真有“冤情”，而實際上袁大人的每一條罪名都是真切成立的。袁大人被凌遲的罪名在《崇禎長編》裡記載得很詳細：“諭以袁崇煥付託不效，專恃欺隱，以市米則資盜，以謀款則斬帥，縱敵長驅，頓兵不戰，援兵四集，盡行遣散，及兵薄城下，又潛攜喇嘛，堅請入城，種種罪惡。命刑部會官磔示，依律家屬十六以上處斬，十五歲以下給功臣家為奴。今止流其妻妾，子女及同產兄弟於二千里外，餘俱釋不問。”（《崇禎長編》卷三十七，崇禎三年八月癸亥，汪楫本）
其中把袁大人出關以後為後金張羅的一切都包括進去了，但就是沒有“通敵”、“謀叛”等字樣，絲毫沒有提及那個虛構的“反間計”足以說明那個“反間計”是滿清御用文人胡謅的。
明朝是一個胸襟開闊的帝國，有著遠大的志向和驚人的成就，是中華文明的正朔，所以才有那麼多滿清御用文人用各種卑劣的手段予以詆譭，以達他們標榜滿清才是天命所歸的目的。
雖然袁大人不是漢奸，但他那子虛烏有的“冤案”和“光環”卻是別有用心之人用來詆譭中華文明正朔的一塊磚頭，挺袁的人，想想你們到底是在幹什麼？把這樣一個滿清御用文人用偽史和謊言裝點出來的人作為中華民族的“英雄”來推崇實質上是對整個民族的褻瀆和挑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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