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有过一段时期，有二三年的时间吧，投稿、投稿，投是投了，但谁也不用。大报不用，小报也是不用的。有什么法子？每天上午八时到机关头一件事就是到传达室看信，我希望见到薄薄的信封——那里头常常就一张纸，上写：XX同志，你投来的稿件XXXX我们已决定采用，祝贺您！就这么几个字。如果没有信，那就是人家杂志出版方不愿搭理你。再不然厚厚的一个信封，拆开看吧，里头也有一封信：XX同志，您寄来的稿件XXXX已经收阅，经研究不予采用，感谢您对我们的支持和帮助，希望您再接再厉，继续努力！收到这样的信，别人不知感受怎样？我呢，我会如同一只中了毒的苍蝇，捏着信呆坐半晌才能恢复起来！这就是说，同一篇手稿到了不同出版社，由不同的人处置，对作者来说等于是下了一次地狱！
回想到最初的出版家来找我，是1985年春夏之交。当时我在原南阳市委宣传部任科长，他们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他们。来的人一位是社长王汉章，另一位是我的责任编辑顾仕鹏。坐在招待所的单人房间里，他二人坐一边，我坐另一边；他们出题，我答。从清代皇宫秘闻问到饮食、衣服、节日惯例，一直问到了当时农耕家庭门户规格，婚嫁条件媒证礼仪……什么都问，东一榔头西一棒，提的书稿虽看了，一字也不问。这样弄了几天，王汉章社长当时就表态：这书我们给你出，你不要怕改。就这样落定。到九零年前后，周百义背着一个小布包从湖北赶来，直口要稿子。坐在我的办公室和家中书案前随手翻用心找，找一篇是一篇，发现一篇文章像发现母鸡又生了个新蛋。哪里啊？那里——就左手角落那里——还有一片，取来我看——他就这样收集手稿，争取文集——这几位和后来见到的“众位”不一样。没有矜持，没有高傲，没有轻慢，一字一句地研读手稿——我后来真的没有再见到过。
话题回到书上，我回忆自己获得写作的主动权，是在康熙大帝的第三卷《玉宇呈祥》前两卷，是听编辑的“什么也不要，只要阅读量”。读者群要建立起来，这确实是作者一大课题。但到第三卷，顾老师便不再参加意见，而是在细化写作上与我一起探讨。我不再当出版社与读者的双重奴隶，而只顺从读者友朋的关系。三、四卷写出，我的心思是开放的，这部书从哪儿写到哪儿，什么火候停止，由谁出版，由我自行作主，我认为这就是著作权。
根据市场情况，这一部仍由黄河出版社发行。出版权从河南人民出版社到河南文艺出版社，到长江文艺出版社，翻了几多筋斗，总算成了。优秀的编辑、出色的出版社，加上我的努力，书仍源源不断地涌出。当我看到一些学生也在读这些作品时，我的欣慰之情更油然而生。这些年轻的读者虽然尚小，但“生乎吾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吾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小读者也是一样的老师上帝，我坚守学生这个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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