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羹尧是雍正朝早期权势最大的权臣之一。他本身是雍正潜邸的包衣奴才出身，而后因为办事干练，富有将才，一路做到了陕甘总督之位。在雍正的继位大战中，又是年羹尧控制了大将军王允禵的西北大军，立下汗马功劳。继位以后，年羹尧独揽西北军政大权，成为了事实上的西北王，雍正对他的宠信也无以复加。
雍正对年羹尧的宠信到了什么地步呢？举一个例子，当时在选取庶吉士，雍正却把试卷发给远在西北的年羹尧看，听听他的意见，要知道年羹尧可不是什么翰林文人，在谕旨中还叮嘱：“不可令都中人知发来你看之处”，宛如热恋中的小情侣。
然而好景不长，雍正即位不到三年，这位功臣就被雍正赐死，至于究竟是雍正诛杀“功狗”还是年羹尧太过专擅跋扈，这里略去不谈。但这位权臣的倒下，却也连累了追随他的一帮人，今天要讲的就是其中一个无耻文人-汪景祺。
汪景祺，浙江杭州人，其父汪霖曾任户部侍郎，其兄汪见祺曾任礼部主事，可以说是官宦世家，书香门第。汪曾祺也是少年才子，但是在科举上并不顺利，42岁才中了举人，然后一直没有考上进士。雍正二年初，仕途无望的汪景祺想走终南捷径，于是先去投了西安布政使胡期恒，再以此为跳板到了年羹尧门下当幕僚。到年羹尧案发后，汪景祺也受到牵连，被判斩首。
其实以汪景祺在年羹尧底下做的事，是远不至于判死刑的，而雍正之所以要重惩汪景祺，主要是这人实在太无礼仪廉耻。
汪景祺在年羹尧帐下当幕僚时，闲来无事，著有《读书堂西征随笔》一书，这书也是汪景祺招致灾祸的主要原因。年羹尧下狱后，负责查处的官员到他家抄家，搜得此书，雍正皇帝看后大怒，批示：悖谬狂乱，至于此极，惜见此之晚，弗使此种得漏网也。”雍正皇帝为何痛恨汪曾祺，只是因为这本书的内容实在太荒诞不经。
书的序言，汪景祺回忆了自己的人生，“余今年五十有三矣，青春背我，黄卷笑人，意绪如此其荒芜，病躯如此其委顿感。间关历数千里，贫困饥驱，自问平生都是是处。 ”这些话语倒也可能是汪景祺的心声，然而再往下看，却不难看出他狂放自负，不把道德规矩放眼里的心态。
在书中，汪景祺写了他自己的两次“艳遇”，一次是收录在《步光小传》中，记叙了他与一个出身武将世家、会武功的妓女步光的一夕之会。文人游离于青楼妓馆，在古代也并不奇，可第二次“艳遇”就比较出格了。
第二次艳遇记记录在“遇红石村三女记”中，讲他在路过红石村时与三位女土匪调情之事。这三位女子是当地出了名的土匪，但看汪景祺是贫穷书生的分上，便放了他一条生路，还加以“调戏”。可汪景祺不仅不以为耻，还用写情色小说的手法记叙了与三人的亲昵举动。最突破三观的是，
“皆发乎情止乎义，以礼自守者……呜呼，可谓贤妇人矣！”，他还认为这三个行为放荡的女土匪是“贤妇人”，这个观念实在与传统思想大相径庭。上面所述只能算是个人作风问题，真正要汪景祺命的是《读书堂西征随笔》其他内容。
首先，为了得到年羹尧的宠信，他大肆吹捧以至了肉麻的地步，“较之阁下威名，不啻萤光之于日月，勺水之于沧溟。盖自有天地以来，制敌之奇，奏功之速，宁有盛于大将军哉”，汪景祺认为年羹尧的功劳已经超过了历史上的郭子仪、裴度，简直是古今中外第一名将。如此吹捧年羹尧，不知他把雍正这个领导放在哪里了？
其次，在《读书堂西征随笔》还有一篇叫《功臣不可为》，在这篇文章中，汪景祺引经据典论述了中国古代功臣为什么会被皇帝杀戮的原因，说功臣被杀不是因为他们跋扈，而是因为他们的功劳令皇帝害怕，担心皇帝位子被夺。文章还用“可胜慨哉，可胜慨哉”八字结尾，不由让人揣测他写这篇文章的意图是想告诉年羹尧自古功臣没有好下场，你还不如就此反了算了。
《读书堂西征随笔》中其他几篇文章也都存在一些被认为是影射清朝，心怀不轨的思想。比如汪景祺认为吏治败坏是因为满族官员过多，这些满族官员没有学识，办事都靠下属，自己没有主张。汪景祺的话虽是实情，但是清朝建立本就是以满族人为根基，这般直白说满族官员坏话，未免有向清朝挑衅的意味。
汪景祺的书在年羹尧家抄出来以后，不仅把年羹尧害惨了，也误掉了自己的性命。雍正亲自下旨，
“作诗讥讪圣祖仁皇帝，大逆不道，应当处以极刑”，这里的极刑并不是今天所说的死刑，在清朝来说那就是最惨重的刑罚-凌迟。将一个文人处于凌迟之刑，可见雍正对汪景祺的厌恶了。不过最终“今大臣等定拟立斩具奏，姑从其请”，在其他官员的求情下，从凌迟改为斩首，妻、子发配给披甲人为奴，五服以内的族人凡是有官位在身的，统统革职。摊上这么一个亲戚，也只能说汪氏家族也是倒了大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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