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意識到貧窮的孩子，因虛榮而感到的痛苦，是成人所不能想象的。”
留守兒童真“好用”
“用”完即扔
最近，綜藝節目《極限挑戰》來到了桂林東昇村。年輕人都外出打工了，只剩留守兒童和老人。
6位明星在村子裡呆三天，跟孩子一起遊戲、聊天、互動。
氣氛一片祥和，不少觀眾被孩子的淳樸天真、能幹懂事所打動。
可這種感動突然被打斷了。
在錄製快結束時，張藝興幫孩子取身上的麥克風設備，孩子笑著，表情輕鬆。
旁邊一個工作人員明顯不耐煩了，催了句“快一點”。
要知道，在工作人員沒有佩戴收音設備的情況下，還能如此清晰地收聲，足以見得音量是不低的。
兩人在聽到催促後，表情瞬間不對勁了。
張藝興侷促地抿起了嘴，垂下了頭。小孩子更敏感，他能敏銳地感知到周遭人的細微態度變化，表情也陡然變得緊張了。
節目前幾十分鐘有多用盡心思渲染貧窮，這一聲催促就顯得有多突兀。
孩子們也許不知道自己將會怎樣出現在節目中，他們只知道，這幾個明星哥哥，願意陪他們玩，聽他們的故事。
剛剛放下戒備，把敏感脆弱的內心向外界敞開，就被一聲低吼嚇了回去。
懂事又天真的留守兒童們，彷彿是用完即扔的工具，在完成了對於“貧窮”的刻畫後，就失去價值了。
有網友說，如果不愛他們，請不要打擾他們。
對於節目而言，賺取足夠高的收視率，和足夠多的好評，就算圓滿完成任務了。
至於是否真能為留守兒童們帶來什麼好的、正向的影響，不在考量範圍內。
短短三天的相處，讓這些孩子突然接觸到異常豐富的世界，讓他們產生了“關愛和禮物來得好輕易”的錯覺。
但是三天之後，他們還是在山溝裡。
在看到絢爛的世界後，再狠絕地蓋上隔離網，難道不是更殘忍的行徑？
這種對“貧窮”的過度消費，已經不是第一次讓人無奈和憤怒了。
使勁哭
不哭怎麼感動觀眾呢？
另一檔讓人詬病的綜藝節目《變形計》，也是在窮孩子身上做文章。
它讓貧窮但懂事的農村娃，與有錢卻跋扈的城市孩子，交換生活。
這檔節目對於如何塑造農村孩子的窮苦，城市孩子的叛逆囂張，以及城市孩子令人稱奇的轉變，有一套程式化的操作。
比如，城市主人公必定是一言不合就要跟爸媽幹仗的。
比如，農村窮孩子必定是沒有爸媽照顧，甚至還要照顧弟弟妹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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鏡頭語言會無限放大農村娃的傷痛，展示給觀眾看
比如，農村娃到了城市學校上課，即使用再不標準的普通話讀課文，也能收穫其他孩子“政治正確”式的鼓掌，和新奇的目光。
比如，城市主人公最後會幸福地撲到父母懷裡，大家哭做一團。
故事結尾，城市孩子的喜悅，可能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為他們終於可以脫離“地獄”，重新迴歸優渥的生活。
但農村孩子，卻經歷了地獄、天堂、地獄的循環，他們能收穫什麼呢？
也許有人覺得，窮孩子有這樣一個機會能見世面，讓他埋下走出大山的夢想，是很好的。
但我卻擔心，心智尚不成熟的他們，會在對比精彩的世界和令人絕望的大山後，產生巨大的心理落差。
繼而發現，生而不公，別人家的孩子不費吹灰之力，就贏在了起跑線。
有農村主人公的家長說，孩子從城市回來後，開始挑食了，脾氣也越來越大了。
甚至有農村孩子在回答“是否掛念自己的父母”時，斬釘截鐵說了“不”，還嫌棄自己的爸爸不如城市主人公的爸爸。
為了拍出精彩絕倫的反轉效果，送城市小孩去鄉村體驗生活，卻讓農村小孩過早地暴露在殘酷的物質世界，又不給他們任何心理疏導，真的太不公平了。
就如奧威爾在《1984》裡寫的：
對一個孩子最殘忍的事莫過於把他送到一所富家子弟的學校中去。一個意識到貧窮的孩子由於虛榮而感到痛苦，是成人所不能想象的。
但電視節目所要賺的眼球，已經賺足了。
還記得嗎，在前段時間眼癌女童王鳳雅去世事件中，所謂的“志願者”是如何精準催淚的。
鳳雅爺爺說，志願者全程跟拍鳳雅媽媽，還指導她使勁哭。
回顧該事件，也許獲益最大的，就是那些深諳“消費貧窮”的“愛心”組織和媒體。
對於如何把“貧困”打造成完美的、供人觀賞的標本，這些人都輕車熟路。
他們從來不在乎這種行為可能帶來的蝴蝶效應，也看不到被消費的人心底的悲哀。
到底是為他們好？
還是自我感動？
曾有一篇題為《求你們不要再來支教了》的文章流傳很廣。
功利化的慈善，即使出發點是好的，也擺脫不了消費窮孩子的嫌疑。
叔叔阿姨，在你們走後的日子裡，聽說你們因為對我們的愛心獲得了學校的獎賞…
在這之後，支教的、助學的，天使計劃、愛心行動接踵而來，以我們貧窮的名義，擠進我們的細胞，滲入我們的骨子。
我開始明白你們所給予的遠不是我們想要的，你們的愛心破壞了我們心靈的安靜…這些，也許你們永遠無法察覺。
很多自以為是善舉的行為，殊不知最後成了自我感動，甚至還摻雜著利益、名聲等因素。
就像之前那位感動了很多人的冰花男孩，他後來被某機構資助，抵達北京天安門看升旗。
當然，我不是在質疑公益機構的動機，而是覺得，也許可以多想一個問題：這到底是幫助，還是通過消費苦難，而獲得的自我滿足？
送一個連溫飽都保證不了的孩子，千里迢迢去看升國旗，然後留下一堆照片和視頻。
比起滿足孩子的需求，不如說是迎合了“消費貧窮”的需求。
劉瑜曾在《甜蜜的恐懼》一文中，分析過我們熱衷於恐怖電影的心理原因，第一是刺激，第二是無害。
這與“消費貧窮”的心態，是不是很類似？
在一個消費主義稱霸的時代，有些人是不是像消費恐懼一樣，消費著同情和憐憫呢？
正是因為我們離苦難有距離，我們無法感同身受物質、精神雙重層面的貧困，所以貧困淪為了“觀賞品”。
回想一下，在描述偏遠農村、印度、非洲時，大部分人腦海中都會形成一套模式化的表達：窮、捱餓、衛生條件極差、疾病肆虐、女人成了生育機器……
而獵奇的人們，就像開啟了“上帝視角”，不自覺地產生了一種居高臨下的優越感。
在大眾面前將“苦難”、“貧困”抽絲剝繭的行為，也就應運而生。
於是，“消費貧窮”成了一種工具、一門生意。
面對別人的苦難，願我們能永遠做個善良的局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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